《九月寓言》与《柏慧》《家族》是张炜创作的一个真正高潮。《九月寓言》的胎动很早，作者不知多少次写了那远离村庄的、连着大海滩的葡萄园和树林子，还有高山，还有葡萄园瓜田里的泥屋草棚、海边上的渔铺子，这几乎洋溢着野地里生命所有的欢欣、苦涩和劳作。《九月寓言》写出了大地的欢乐，展示了大地上的众多生命，还有大地上欢乐伴随的苦难和心灵负荷。大地承载了一切，不论是污浊、纯洁还是高尚与文明。秋天的意象在张炜的笔下早已丰盈，在《九月寓言》中只不过有了一次澄静和意蕴内敛的艺术整合。这样的感悟在你回头细读的时候，会有悉心的理解。不妨我们随意摘录《山楂林》里的几句情景描写来品味：
阿队发疯似的奔跑着，呼喊着，那红红的衣衫穿行在林子里，像一团燃烧的火。她跑呀跑呀，直跑到林子的深处，仿佛要让这团火点燃山楂林，让整个林子燃烧起来！
……
一丝不易察觉的泪水从莫凡的眼角流出来。他的心里热乎乎的，一股激流，在胸扉急剧地跃动着、冲撞着。不知为什么，他此刻真想抓起古凿（爷爷）那杆黑溜溜的猎枪，向着蓝天，鸣枪三响，让这寂静的山楂林发出一片巨大的回响。
这一幅图景的色彩是那么活泼、那么醒目强烈。阿队“融入野地”的热情，看似冲动，其实投合了莫凡内心更深处不易察觉的忧伤，这种热情和忧伤在张炜的写作和内心里慢慢长大。维护本真和美好的东西，张炜在肆意的挥洒浪漫热情之后，终于在《九月寓言》里有了一次“融入野地”的澄静。《九月寓言》恰恰是这众多写作中突然冒出的宁馨儿。用张炜自己的话来说，写完《古船》很累，因为那是一次心灵在历史的苦难里的跋涉，而写完《九月寓言》，张炜说，好像从自己身上挖去了什么东西，文学是情感和灵魂的事业，这说明作者进行了一次更加深刻的精神阵痛，是生命在大地的怀抱、九月的风里一次新的孕育。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有1995年人民出版社的小说集《如花似玉的原野》和1997年华夏出版社的《瀛洲思絮录》（张炜中短篇小说新作集）。包括《远行之嘱》，这几部小说集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是被《九月寓言》、《柏慧》和《家族》几部声誉更大的长篇小说、文集出版（包括三卷本的散文集）所遮蔽。其实这几部小说集里有不少优秀的东西。
五、《柏慧》和《家族》——张炜另两部优秀长篇
山林与田园的退守，是张炜坚守诗意浪漫的后院，但心灵和历史的人的文化身份的焦虑还是无法消除，张炜只能从历史的家族渊源和精神文化的批判性揭示来完成他形而上的文学跋涉。这是《柏慧》和《家族》接续《古船》写作的文学探索的意义所在。写作既是辛苦而又需要心灵感悟的工作。沈从文说小说要贴着人物去写，我们的批评也是要贴近作品去探寻作家的心灵世界，而且多少要有自己对文本细致深入的阅读阐释和艺术领悟。文学艺术一方面是作家性情的涵养和流露，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足性，所以有说不完的莎士比亚，说不完的《红楼梦》。《柏慧》是以对柏慧和老胡师的书信倾诉进行的，张炜通过这种结构来从不同的关系设置内容和叙事的情感特征，建构他的文本叙述的氛围和故事的独特意义。《家族》主要从人的精神的纯洁性来寻找人物的历史承继关系和人类的存在的道德价值，张炜对20世纪经历的民主革命进行了文学的再解读，而且注重于新中国“十七年”以来文学的宏大叙事所缺失的个体心灵，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的诗性关照，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性被遮蔽和革命道德的伪善性有了部分的反思。
这两部作品不仅有着故事的重合，也与《我的田园》里的寻找部分重合。《柏慧》和《家族》分别记述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是《古船》从乡土的意义上对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反思的拓展与延伸，更是在近现代历史的视野里寻思琢磨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的人们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根脉和缘由的更为开阔的文学关照。在人情风俗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淡化里投影的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所以在这些作品里张炜塑造了很多善良、正义和高尚等等优秀品质的人物，继承了《古船》里隋抱朴的精神，同时也塑造了一些非常丑陋、卑鄙和庸俗的人物，这些则是与赵多多、四爷爷等人一脉相承。正如前文所说，面对历史的沉重和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作家从中华民族的心理路程和精神血脉里寻求原因。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张炜在《柏慧》、《古船》和《家族》里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寻找自己的生命之父和精神之父。“我”与父亲、“我”与师长的两组关系的设置，正是与此相联系。
我们在极端化的阶级批判和理想追求失败后，又走向了过于世俗化的功利主义的自我放逐。一些批评者在承认张炜这些作品的叙事成功和人性剖析的深刻之后，总是从道德乌托邦和人性完美的虚妄性批评张炜的天真和虚幻。这种建立在功利思想和世俗理想之上的义正词严的批评也在解构张炜早期作品的声音里反复出现，在微嘲了传统人性人情以无所作为的仁义方式赢得了作家的深切同情，又自作聪明地要求作家在写出生活的弱者主体精神觉醒的同时，作家应该聚焦于人的认识和创造能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变革性发展。我想，这些人不是不了解社会真正的现实状况，那么就是把文学当作想当然的事了。他们才是目无生活和历史常识的虚妄者、乌托邦论者。张炜作品的现实性是来自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也就避免不了过于质实而让人诟病的地方和种种矛盾与困惑，张炜的浪漫恰恰是精神上不可妥协的文学诗性的心灵坚守和心灵探询，是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投机者、“现实”论者无法理解和忍受的。所以在世纪末的喧嚣里出现了张炜、张承志高扬理想和浪漫的偏激，有点精神斗士的味道，这也是社会转型期金钱物欲一下子泛滥的庸俗社会里物极必反的现象。张炜也就有那么几年的沉寂时间，读书、思考，写些随笔而已。
六、简说张炜四部最新长篇——更加开阔和轻灵的新世纪创作
张炜在《九月寓言》、《柏慧》和《家族》之后，写作是有一段时间的沉寂，但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在散文方面的写作和结集不少。新世纪开始又连续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就是苍凉的《外省书》，以及想努力不苍凉，最后还是有些苍凉的《能不忆蜀葵》”，每一部都有新的亮点。《外省书》，这是一部奇特而丰富的作品，也是《古船》、《柏慧》和《家族》一个系列的延伸。当然视野更为开阔，作者讲述了十几个人物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历，作品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含量也丰富。作品的意义主要是文化的“外省的外省人”的身份意义。在京城的外省人口音无法改变，而回到老家的史珂又被指认出“京腔儿”，他融入不了京城的文化“中心”，同样也融不到也不想融到家乡的文化“中心”。在揭示动乱年代主流文化形态对人的专制和伤害的同时，作者同样也体会到非主流的伦理文化和民间是非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和遮蔽是同样残忍和无处不在的。社会的边缘伤害与疏离以及人的隐秘的热情，说明了文化装饰的文明背后人性的阴暗和混乱。社会的虚妄性，人的复杂性在张炜这儿有了极具个人化的文学展现和理性思考。在物质横行的挤压中，人心灵的向往也在挣扎，张炜把他笔下的人和事推向一个极致，人的尴尬和无奈就自然淋漓地被凸显。小说的结尾令人恐怖，“河湾开始轰鸣，一辆推土机昂首挺进。到处红旗飘展”。纷乱中有一种惊人的伤痛向你的心灵压来。另外两部，《丑行或浪漫》，用雷达的批评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清新澄澈的书，包含着当代人精神救赎的复杂内涵；这是一部突出大地神秘的书，摒弃了农业文明的乌托邦神话；这是一部情节相对单纯的书，但故事的舞台上却盛满了精妙的细节，丰盈的意象，饱含新鲜汁液的语言，仿佛有一种魔力在吸引人读下去”。在有了更为开阔的阅读和生活视野后，张炜的小说叙述有了清明流畅的故事语言的轻灵。部分淡化了小说语言的过重的抒情意味。《你在高原？西郊》，字里行间充满了面对生活的冷静和渴望出走的激情，形成双重的叙事和叙事语言的张力。作者不断地把“我”从正常的日常生活里拉出来，让“我”去高原去乡野跋涉和寻找，又毫无结果地回来，就这样衍生许多想象的故事和心灵远游。
同时，张炜融入野地的情怀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形而上生命的焦虑。生存的大地被毁坏，心灵的安居只能靠想象的诗意田园来安放，所以《你在高原？西郊》《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几部作品的内心想象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灵魂不能安宁的一种奢侈和逃避。
张炜长篇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叙述的开放性，这主要表现在时空置换的跳跃性以及多重复线发展的故事带来的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家族》里历史和现实的穿插互动，《柏慧》里对两个倾诉对象的不同叙说，《能不忆蜀葵》各卷下的小标题和《丑行或浪漫》八章的篇目，让你感受到作品纷飞的故事内容和作者构撰小说的个人才能，特别是《你在高原？西郊》和《外省书》，张炜把旁逸斜出小说结构发展到了极致，《外省书》以十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各卷，而每一个人名下的叙述提供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或角度，复杂而不凌乱，网状结构不仅使故事更加完整且留给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当然，这些作品和同时出版的其他作品比较，确有过人之处，但从作家自己《古船》和《九月寓言》这样的基点上来评说，张炜后期的长篇作品就很少有真正的自我超越和宏阔沉郁的表现。值得肯定的，是抒情的笔调可能更加轻灵，但失去了早期热情浪漫的一部分真挚，《你在高原？西郊》《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密集的作品就难免抒情的空泛了。张炜浪漫情怀的深层是他对生命和人类纯真情感越来越多地被消解的忧患意识，他的写作的热情和丰厚的诗意来自他对人类栖居的大地和自我生命的心灵坚守。温柔与羞涩，是张炜早期小说的“纯美注视”，秋天的思索既是存在的执拗也是守望的意义，《古船》是20世纪末作者对古老中国“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的个人审视和打量，“融入野地”的生命呼吸是张炜《九月寓言》的艺术生命力所在，当然随之而来的不少长篇和大量文字倾泻有人也在不断叫好，但可能张炜自己都难以说清，除了文体大同小异的实验外有多少能够沉淀的东西，所以忧愤的归途只剩下更加轻灵的叙写里回忆的哀伤以及是浪漫还是丑行的人生游戏的怀疑。
早期的张炜是追随乡野山林少女的那一缕羞涩的目光，是作客田园的那个知识青年眼角不易察觉的那几滴泪水；后来的张炜幻化成一个在大地上奔走跋涉的流浪者，多少有着老得的单纯和李芒的执拗，是偶尔回到海边上那个小泥屋、夜色里坐在老葡萄树下遐想的那个模糊背影。
张炜啊，正如你自己所说：“关紧你的门，写作吧；一扇扇门都关紧。”
当人越来越肆意地毁坏大地的时候，一种生命安慰另一种生命，文学是能做到的。所以还是有我这样一些读者真的喜欢你写作的热情、浪漫与执拗，喜欢你对大地、生命与秋夜的诗意坚守。
发表于2004年第4期《当代文坛》
张炜《古船》社会影响的再批评解读
一、楔子：百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发展的三个时期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复杂而痛苦的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晚清的维新带来政治化小说的功利追求，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提升了白话小说的文化地位，但也肇始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代的紧密关系。文学的灾难紧随着民族的灾难，往往在巨大的创伤剧痛之后，文学就会担负阐释或者说反思消解这种伤痛的功能。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审美想象和解释这一层面上，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现代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体的人的生命过程。
晚清以翻译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著译小说热潮，是老大帝国被西方列强及近邻日本刺痛而向西方张望的文化反映。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凝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外在承担。小说不仅是文学启蒙的急先锋，还是文人现代身份转换的依靠，当政治化宣传的功利追求和文化转型时期的思想要求在小说的定位上争吵不休时，作为市民文化消费和娱乐的小说功能却更具体地推动了小说的蓬勃发展。清末民国初年的各种期刊报纸带来小说泥沙俱下的第一次洪峰。这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形成了深厚的积累。
这样的积累和五四新的思想文化的开放，真正造成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高潮。30年代的白话新文学繁荣的背后，是封建帝国瓦解后死而不僵，形成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造成思想文化的颓废复辟和政治社会的黑暗动荡。而反抗这种现实的文化表现的一方面是，文学以五四为契机表现出对新的人文思想和社会革命的热烈向往，文学活跃伴随的是社会革命思潮的又一次兴起，所以社会民主革命和现代文学相辅相成，并且是多元的，但反封建的主题和救亡图存的硝烟连绵延续而广泛渗透浸淫现代文学思潮，形成现代文学最悲壮，也是最精彩的文学篇章。
中国现代文学真正从总体上值得肯定的发展，是20世纪末的80、90年代，我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大家在批评新时期文学的实绩的时候，近距离发现的问题多，而整体把握其成就的人很少。40年代毛泽东《讲话》以来的解放区文学，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形成主流文学的兴盛——十七年文学虽然明显带有共和国新生时代的烙印，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新中国文学“文革”期间遭受摧残，十年“文革”不仅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建设和丧失了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良好时机，而且给几代人造成了深重的精神伤害，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民族和个体生命的无数悲剧。这样，浩劫过后，拨乱反正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因此而更为悲伤和沉重。因为社会动乱的人为破坏，造成的心灵残缺和文学苦难比晚清、比五四前后更令人吃惊和令人难以置信。民族卑劣的东西，传统文化的惰性，还有人性的乖张和残忍，冠冕堂皇地横行人间的这一切都在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反复被提起。“伤痕”和“反思”，“寻根”和“先锋”，不断深入地以文学想象和叙事直面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灾难、精神伤痛和生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