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从《班主任》到《芙蓉镇》，《古船》到《白鹿原》都有一种沉痛的反思。包括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平静深处是更为伤痛的反思和历史叙述——前者以一个人的命运来透视历史，后者是以一个部落民族的遭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只有在这样的浑然而又单纯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才能回顾和透视20世纪背负着历史荒诞和人性惨烈的文学景观，也只有这样的整体视野里我们才能理解和评价新时期较为优秀的长篇小说文本——《古船》。“《古船》不仅浓缩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80年代反思加深度，也为90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艰难在于对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和新的白话文学形式的建设，那么新时期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却是对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民族振兴和文化转型所走过的曲折和所经历的苦难的反思和批判前行。这样双重复杂的情景和迷惘，我们多少可以从张炜《古船》和围绕《古船》的批评里感受到又一次时代的阵痛和社会的虚妄。
二、小说文本与社会时代的互动影响
小说文本的产生与社会时代的互动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的生命过程，一方面与具体的社会、时代构成现实关系，另一方面与自然、宇宙构成深邃邈远的意义关系。”隋家三代人生活、命运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动乱纠葛在一起，作者对这一切思考的优长和局限性都在这里。《古船》和《九月寓言》看似有些神话的写法，恰恰是反神话的书写。正是这种最具现实感的书写抵达了生命的真实的同时，获得了生命的神意。当然，《古船》揭露人生的苦难时，钻探到人性黑暗和复杂的深处，闪现了历史的荒诞和穿越了道德的防守底线。
历史存在着本质的东西，文学的伟大便在能够表现这生活的本质。这是我们“史诗”品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真实观”或作家创作的初衷。从《红旗谱》、《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都有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但是，西方“新历史主义”人文学者研究发现，历史叙述存在不可避免的虚构，这种虚构不仅仅是因为作家无法完全超越时代和社会政治的制约，还在于叙事主体具有前储备知识和目的性欲求。这首先影响到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其次是材料的文学化处理中文化制约的文学模式的必然选取，另外具体到怎样写成一个言之成理的故事，这又使叙述者不得不用先验的推理去发现事件背后的思想或动机，寻找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样当代的叙事倾向就不得不追求“瓦解由大事和伟人拼合的宏伟叙事，以消除人们对历史起源及合法性的迷信，重现它们被人为掩饰的冷酷原貌。”这样回到《古船》的文本，其悲剧意蕴就不言而喻。作者思考生活和历史本质的叙述，那么就成为文学想象的真实虚构。但这种虚构恰恰超越了1986年以前占主导地位、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伤痕反思文学对于悲恨伤痛的单纯具体的描写，虽然我们不自觉地把《古船》看作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品，但是它的完成终结却又伴随着“寻根”和“先锋”文学的正式登场。所以我们很难完全把《古船》当成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这种复杂性作者自己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的心态时说，自己当时真有点“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样子。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有人说《古船》“作为问题小说与文人小说、写实小说与写意小说的结合，标志着张炜创作上一次引人瞩目的突破”。
创作主体隐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良心的思想背后，从作品注重中医的养气来说，张炜对人内在的精神有一种热爱道家文化的信心或者向往。就像“古船”的暗示性指向了包含个人和家族命运悲剧的反思，甚至指向整个近代以来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正确性思考，而隋抱朴高远的理想竟也指向了人类终极的社会平等。“通过人的生命过程来表现生活‘深度’和历史‘细节’，是文学作为特殊解释系统不脱离现实历史又不把人作为‘工具’的极佳的视角。”所以我们重新回顾新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古船》，我们发现，作品反思历史本质的叙述，可能更为直接地呈现了一种作者的想象真实和先验的悲剧回忆，或者说不无生命个人体验的悲剧渲染。其实，不仅是叙事者有这样的心理无意识的反馈和想象，我们读者大多数情况下又何尝不是如此投合和慰藉自己的内心生活。“从这个方面说，人文精神和现实情怀，是文学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中所体现的主要文化特质和价值意义。”《古船》的作者一方面遵从自己的主体感受，在个人回忆的悲郁情调中审视人事沧桑，静守内心恐慌，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强化的、包含政治理念的“现实主义”影响下，叙述者部分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深层的“历史叙述”“历史反思”还是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中筛选生活。这种表征或无意识流露，最为典型的就是有些批评者指出的，作者在文本叙事中安排的作品主人公隋抱朴的《共产党宣言》省读。与十七年文学比较，由于时代的变化，张炜比柳青他们的创作思想已经有所进展，不是完全认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经营叙事，主体性已经觉醒，而不是完全受制于外在的政治约束，因而这也是为什么《古船》比新时期初期其他叙事文本深刻的原因。作者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同样展示独特的一方乡土生活的《芙蓉镇》，《古船》与其外在的社会描写——将政治批判归于道德反思不一样。虽然同样也是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但从农民—知识分子（独特的没落弟子）反思过往和前瞻未来生活的同时，《古船》多了对生活本身和自我思想的内在审视。这样《古船》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反思文学，其从个人和家族命运思考出发、对整个洼狸镇和民族历史都抱有一种真诚的反省和理想追问。而且小说细致神奇的叙述具体而深入地切近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本原状态，展示生存困境中人的挣扎和隐忍。这使它的内涵比以往新时期作品更为丰富，从而在当代文学批评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作品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你能指出《古船》的多少不足，但是，你不能不从心里承认：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数几部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之一。”
三、聚焦《当代》的批评回顾
《古船》1986年发表于文学双月刊《当代》第5期。从目录页“编者的话”完全可以看出是重点推出的一部力作，在对“青年作家”介绍推重的同时，主要强调“《古船》史诗式作品的表现和创作努力”。
新时期的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家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对生活作史诗式的表现和创作史诗式的作品。青年作家张炜，继引起广泛好评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载本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之后，现在又把他多年经营、精心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奉献给本刊的读者，就是这种努力和追求的体现。《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状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我们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诗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贵的努力，能够获得读者与文坛的欢迎和注意。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或者后来张扬的“先锋”作家的作品很少在《当代》上出现，这一点不仅与《收获》等杂志的开放态度不一样，就上面的“编者的话”来看，《当代》的编辑思想也是比较保守的，这里所强调的“史诗”品格和塑造典型的评说，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思想和追求。就是这样慎重推出的作品却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说明在很热闹的“文革”后80年代文学现场，一些长期禁锢我们思想的东西还远远没有消除，意识形态批评的考虑大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要求，但是对《古船》这部作品的批评肯定是充满希望的。这让我们感受到80年代那种令作家和读者感动的社会氛围，大家对文学充满热情。“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省文学研究所、山东省文学创作室、《文学评论家》和《当代企业家》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了《古船》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文艺报》《上海文学》《当代》、作协上海分会以及山东省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五十余人。”“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刊编辑部又邀请在京部分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近四十人举行了《古船》座谈会。”“小说家张炜先后参加了这两次座谈会。”这“两会”推动了《古船》的批评讨论。这些批评文章虽然大部分作了正面的肯定，但反面的质疑也是非常激烈的。下面我们重点就张炜《古船》怎样在激烈的质疑中获得最初批评的认可，作部分回顾与分析。
首先，我们从“两会”报道的简洁文字里，可以读出批评集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作品描写人和事的独特性，以及作品的思想性大家都有初步的认识和肯定；二是，作者已经超越“两个凡是”之后“真理标准”讨论的大是大非话语范围的小说内容和思想，大家还不敢把握和肯定。所以报道的结尾，肯定中的疑惑是显而易见的：“与会者大都认为对于《古船》不能在短时间全部把握和作出结论。它太丰富、太复杂，一切需要较长时间去研究和分析。”我们说，这样的研究和分析，有分量的批评是以雷达的长文《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开始的。《当代》虽然不无倾向性地在1987、1988年登载了部分批评文章，但已足够我们透视当时踯躅不安的情景和争议的问题所在。
新时期引起争议和影响的作品不少，但像贾平凹《废都》，张炜《古船》这样激烈的不多。稍晚的贾平凹《废都》主要是指责性和人性的丑陋描写以及“废都意识”的争议；而批评张炜《古船》，直接从作品中涉及的土改描写、人物塑造，上升到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批评层面，深层的焦点集中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现实的人道主义”，还有“人性”化描写和是否转换阶级斗争“视点”的分歧。当然，还有次要的，关于隋抱朴这个人物消极一面和艺术真实方面的不同批评意见。所以1987、1988年《作品与争鸣》《人民日报》《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报纸期刊都发表了批评文章。正是这样的批评争议使《古船》没有获得严肃的茅盾文学奖。
坚持或者说批评《古船》认识有局限和思想失偏的观点，最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文章是陈涌《我所看到的〈古船〉》，具体针对的是雷达发表于《当代》1997年第5期的《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当雷达从作品“丰厚意蕴”肯定《古船》“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和“令人振颤的人性深度”。陈涌却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争斗所证实的是要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土地改革的目的，便是从根本上解救这个老太太以及所有受尽苦难的农民的必由之路。无论抱朴式的关于人，关于‘人本身’的反思有着多少良好的愿望，无论她的悲欢怨愤，如何真诚，这种悲欢，怨愤，即使重复一百次，一千次，类似这个老太太的悲惨的遭遇，也仍然会重复一百次，一千次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说抽象人道主义苍白，软弱，无力。抱朴的人道主义，也和所有的人道主义一样，无力改变现实，而且首先无力解释生活的本质。抱朴这个《古船》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局限。”其实，这样激烈的批评指责从作品一面世就出现了，这从“济南谈论会”上张炜激动的发言里就能明确地感受到，“至于土改运动中‘左’的政策，已经在当时就批判了——当时批判了的，现在反而不能批判了吗？最终问一句，我仅仅是在写土改吗？”“你希望作品中的人物要按照你所抽象出的东西去写，要按早已形成的概念、条条和框框去套。一旦离开了你所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就反而被指责成这种主义。我偏偏要抛弃这种抽象的东西，要写一点有分析的、不盲目的、具体的东西。”“他们强调已有的‘巨著’是怎样写的，我如何背弃了这种伟大光辉的写法——毛病就在于此。”与会者固守的一些思想观念对作者造成刺激和压力，作者在解释中也艰难地反抗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干预的批评；在更为具体的自己写作冲动的说明中，试图表达自己回到具体生活和人的写作态度。在后来回答记者就《古船》的采访时，作者既庆幸读者的接受，认定自己作品的纯洁，又多少有些不平，念念不忘写作《古船》时候的“让其掷地有声”的“那份激情”。所以1995年在重新编集出版《古船》，回顾这部带给作者不少争议和压力的作品创作情景时，他在《后记》里写道，“我于是自问：十年中，有写作《古船》时那样紧绷的心弦、青春的洁净、执拗的勇力、奔涌的热情吗？”对此能宽容地理解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冯立三，他和雷达都认为《古船》的出现有点出乎意料，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沉重的回顾与欣悦的展望——再论<古船>》一文中，虽然同样是一种较为保守的批评，却从《古船》现实主义借助象征主义而丰富了表现力和作为近十年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注重思想性的艺术批评和整体评价的双重意义上肯定了这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