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同样来自生活的故事，但是余华眼光的独到和叙述语言的简洁有力，能把大家的定式思维和习惯推断撕裂或者颠覆，还原叙述话语背后的真实和本质。其实，余华的反叛姿态和叙述背后的苍凉，说明了对生命自我更深层的关怀和同情，所以才能够那样敏感而冷静地揭示人性的残忍、命运的飘忽、自我愚妄的麻木和逃离死亡的卑怯，故事的裸露和直截了当，掩盖不了叙述背后那双惊恐不安的眼睛。小说家的敏感和聪明，在余华那儿表现为叙述的冷静和冷静背后的温情嘲讽。这一点在后来长篇小说的叙事中更加突出。但是，80年代这样的学习和写作，除了改变自己工作生活的环境，只是在很小的文学圈子里得到人们的批评认可，没有给余华带来作家世俗的荣耀。这样不知不觉的外在打击，促使余华在新时期文学发生流变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其他一些先锋作家一样，改变了叙事策略。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极端的冷酷叙事和先锋追求落实到人们具体的生活场景，细致的叙述穿过人物的内心生活，从容的叙述话语和故事本身变得亲切温和，但是叙述的简洁和内在的力量丝毫没有改变。当然《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因为透出浓重的内倾叙事氛围，仍然是文学批评的评价很高，读者却很少。
其次，是余华小说叙事的风格和叙述技巧的追求，带给文本简洁背后丰饶的意味。余华从他早期的小说就显出他洞晓人情的聪明和观察生活的敏感，所以他对日常见惯的东西能看得深一些，所以对人性隐蔽的丑陋和残忍最为敏感。余华的眼睛，狡黠地审视和打量着人们挂在脸上的幸福生活，而且对生活美好的诸种掩饰，总是要撩起一角，窥探事实背后更真实的东西。这种更真实的东西才是余华所看重的，所以故事在余华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是赤裸裸的，或者是飘忽的，正如《世事如烟》，1至7的阿拉伯数字代表了人物，他的叙述的目的是让你感受和体会人的生活里那种浸入肌肤的阴沉和潮湿，以及不无宿命和难以捉摸的生命过往，而不是满足于故事的热闹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活着》从小说叙述学的角度来说，作者客观故事的叙述和主观审美批评的态度，与以往的作品比较，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对冷酷的故事，在叙述话语上进行了策略性的改变和包装，用田野上回忆的温情氛围和低调叙事，压抑了故事的悲剧性和人物不断死亡的事实。从最为平凡的人物故事的讲述，对我们这个民族一个世纪以来荒谬的生存遭遇，提出最为含蓄的严厉批评。再如《黄昏里的男孩》写的故事，是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汽车站（街道路口），一个水果摊主对于一个因为饥饿而偷苹果的小男孩的惩罚。直接进入故事的简洁描述，暗示了沉闷和毫无生气的生活环境，可能正是这样的环境和生活造成人们冷漠麻木又幸灾乐祸的无聊和残忍。孙福一边折磨男孩，一边口口声声诉说着曾经夜不闭户的过往，得意和炫耀之间，周围鲁迅笔下反复出现的看客的嘴脸，也是叙述者提醒大家需要“欣赏”的风景和群像，虽然这些人物像鲁迅作品里一样是没有名姓的模糊嘴脸，但他们的神情和德行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开始关于水果摊主的交代和后来家庭情况的补充叙述，都是三言两语，看似不经意，其实这样的叙述才是余华叙述细致和深远的地方。我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境遇，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经历的情感创伤，怎样堆积、麻木和扭曲一个人的性情，这众的个数形成愚氓的一群——孙福只是一个这样的麻木而又得意生存群体的个体符号。孙福、男孩、周围的围观者，还有叙述暗示的孙福死了的儿子，以及后来跟了理发的人走了的孙福的妻子，作者不是要像传统的小说那样塑造什么典型，而是需要这些人物构成一个故事，帮助叙述者完成这个故事的叙述。叙述者的眼光和情感深隐在这种简洁叙述的背后，越过这样的表层故事，进入叙述的河流底层，意义的丰饶才会呈现。
对于余华来说，写作的灵感来自对生活悲喜之间的把握以及在叙事过程中态度的变化演进，这样的变化和演进有时是在瞬间完成，“有时则是漫长和遥远的旅程”。真正把余华带到大众读者面前的，是余华的《活着》和张艺谋对《活着》的电影改编，还有更有叙述力度的《许三观卖血记》。这里说明了当代文学遭遇的两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一是回归故事的文学追求，二是影视图像媒介对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都是注重故事性的，但是晚清以来，从梁启超开始倡导政治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对文学的强烈要求，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求，文学最高要求的审美特性和最低要求的故事性都被挤压扭曲和变形。新时期后来觉醒的作家们，开始重视和追求小说的叙述技巧和语言锤炼，但更多的是对故事性的尊重，所以大家熟悉的当代作家，不论是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阎连科，还是池莉、方方、林白、陈染、毕飞宇，都在回归故事的平和姿态之上，追求个人的叙事特色和内在个性。注重故事性是为了让文学有生命力，更让大众保持对文学的兴趣。当然，怎样通过细节想象把故事充实得更加具体和真实是作家的才能。那么这样说来，余华是新时期最初的文学浪潮孕育的文学青年，是80年代先锋作家里最有想象力并能冷静编织故事的能手，是90年代在故事背后显示小说叙事力量的最为成功的作家。
第三，文学的力量来自故事叙述和这种叙述背后作家的眼光。对人们活着的真实状况的好奇，才是余华小说创作吸引自己和读者的地方。富贵老汉不富贵的一生，许三观卖血娶来的娇妻，还有“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光临的那个寡妇。我们不能被小说家的叙事策略所欺骗，《在细雨中呼喊》，作者是从少年内在的视角，窥视外在的世界和少年自己的内心生活，作者的主观体验似乎与文本叙事黏糊太近。《活着》，直接设置了一个讲述故事的田野场景，并不断提醒读者回到和“我”一样聆听故事的位置上，把叙述的权力“好像”交给了“富贵老汉”，显得整个的叙述比较从容，但是不断涉及死亡的故事已经是内在的叙述紧张。《许三观卖血记》，叙述者已经超越了文本故事，只在背后紧拽着故事叙述的节奏，使故事紧凑、简洁而加强自己语言的叙述张力。我们在阅读故事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述故事的表面，那样我们只能判断故事的是否有趣和巧拙真假，而无法进入故事的意义层面，会忽略叙述者真正的本意。我们必须把握叙述主体的内在情怀。其实故事向前发展的自然时序为事态时序，叙述者在话语层面上作的重新安排——倒叙、跳动性或交叉性叙述等——为叙述时序。所以说，余华早期的一些故事十分飘忽的作品，无论叙述时序如何错乱复杂，读者只要稍微有点耐心越过话语的篱笆墙，自然就会梳理出事态时序。就像我们回味《许三观卖血记》，她的简洁和流畅正如舒缓而又内在紧张的音乐，她的高潮要在叙述的内在节律上去聆听和品味。“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有时是如此的相似，它们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转瞬即逝：它们都经历了段落的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特别是女主人公生产的那一节，简洁而紧张，意趣横生。话语的奇特和蕴含意义的丰饶，显出余华的聪明、狡黠和叙事技巧的高超。
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余华在先锋叙事中对叙述和语言的双重追求和磨炼。明确深刻的创作意识和简洁有力的叙述，揭示出人们生活中愚昧和荒谬的东西，造成话语背后故事意蕴的不断深化，使余华的作品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力量和独特风格。当然，在余华的叙述里，我们深深领会到的是生活艰难里每一个生命的承受之重也是承受之轻的实在。这种叙述是余华80年代创作先锋小说的修炼结果，多年在先锋文学里的摸爬滚打，使他熟悉了语言叙述的力量所在。同时借鉴中外作家的作品，他历练出自己作品的简洁风格。这种简洁来自意义和语言的双重磨炼，“在中国今日的先锋派作家中，余华是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构筑最敏感的作家，也是对它表现出最强的颠覆意图的作家。”这是一种有意的自我风格的打磨，也可以说是在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叙述方式，从人类文化中一切的意义活动，或者说现实话语的意义解构（打破原有的规范，建构自己的叙述语言）中潜入90年代意义内敛的长篇叙事方式。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余华倾心于语言和叙述方式的迷恋，却是很明显的。只要看看他为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编选的短篇小说集《温暖的旅程》，就可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世界各国选了10位作家10篇小说，除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体风格外，共同的特点是描写细致到位，故事线索简单，语言清凉如水，叙述简洁有力，平静而不事张扬，朴实耐读而又绵长。很明显，余华是在追求一种语言质朴而简洁的叙事方式，也是在试验语言在小说叙事中内在的张力和外在的承受力。
《活着》就是在外在和缓的叙述中试验着语言的内在筋骨，换句话说，就是在绵软柔和的语言叙述的编织中，内里的节奏在扯动这种看不见的柔韧弹性。作者自己说《许三观卖血记》在迷恋着一种长度，就像一盘绳子一段段抽出来展开。在这样徐徐展开的叙述里也有一些细致的绿叶花草的装饰，但你又很实在地感觉到语言拧成的绳子的质感与长度，同时你也感受到作者用叙述的简洁在拉紧绳子。好像在检验语言的叙述能承受多大的长度和拉力，努力使语言达到她内在最大的紧张程度。这跟他早期描写死亡、暴力与血腥的冷酷叙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早期创作是一种惶恐心灵在黑暗虚妄中哭喊、号叫、发泄、呻吟、控诉，在夸张的叙事中不免呈现粗粝和急促，那么，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则有所转变。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的这种变化，也是进入90年代后“试验和先锋小说创作的某种妥协”。《在细雨中呼喊》勇敢地审视心灵的孤独，努力克服与生俱来的死亡和内心恐惧，意象繁复而又单纯。一个孩子对黑暗不可名状的恐惧穿透无边无际的神秘和压抑，发出了清晰的呼喊，孤独而又清醒。《在细雨中呼喊》，在余华的创作中属于前后变化转折的作品，是穿越心灵阴翳的幽暗隧道，也是通向文本叙述的敞亮和创作主体趋于平和的标志。借用残雪的话来说，这之前的先锋小说创作是余华无比空灵的“灵魂黑暗的精神舞蹈”，这之后的长篇小说“它的力量来自于生命从世俗中获取的能量”。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展露了少年时代生命隔膜的孤独，象征着心灵黑暗的痛苦和不同凡响，那么，《活着》的叙述就是阳光在慢慢消褪人世的苦涩，虽心头仍有阴影，但生命与自然的风雨里已不再害怕。直面是一种勇敢，回忆的虚构更是一种实在，活着就是意义。拿余华自己的话说，就是“绝望的不存在”。余华把生命中最朴实也是最生动的东西呈献给了普普通通的人们，他们在历经苦难，也在历经欢乐。“眼泪的广阔和丰富”是为了说明“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余华语言叙述里盘出来的长长的生命历程，这生命是生动、欢畅而又背负一切苦难和世俗丑陋的。
余华小说叙事在叙述技巧呈现意义的同时，语言的简洁拉紧的长度和力度追求，带来叙述的内在韧性，余华看似张扬的故事和简朴的叙述风格，恰恰也包含先锋性意义内敛的深层追求和理性意识。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在多元并呈的同时，也更多地表现了贴近生活的“新写实”和民间化个人写作的众望所归。余华的长篇小说在追求一种简洁的同时，之所以又有意义丰饶的呈现，是在一定程度的向大众妥协之上，坚守他早期先锋小说的艺术追求和叙述技巧而取得的。隐藏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叙述故事里的，是生命无所依托的荒诞，荒诞恰恰就是人无法摆脱的真实意义。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的内里是空虚的，这空虚又是现实最丰满的意义。
余华长篇小说追求的就是这种简洁，而叙事技巧简洁的叙述深层是意义的丰饶。借助这样的阅读理念，我们可能就会直接接近小说文本和文本背后叙述主体的真正意图。余华早期作品的想象和虚构，借助略显奇异的故事和故事的叙述技巧，解构人们司空见惯的正面价值和看法，后来有关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温情而不无嘲讽的朴实叙述，都指向凡庸者生活的真实和个体生命的卑怯。命运、时间、不可知的力量，左右着人和人活着的欢乐、卑贱、苦难以及荒诞和灰暗。《活着》，作者借助一个采风者坐在老牛耕地的田边，那种叙述的亲切氛围是作者策略性或者说故意的营造，但是当生活在叙述的推进中向你展开时，你会发现对于普通的生民来说，活着是那样的不容易！外在的强权和时光剥夺了卑贱者生命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悲伤的权利。你如果没有忽略富贵老汉对那头和他一样老的老牛那么多“亲切而唠叨”的不同称呼，你会理解为什么苦难的心灵即使是哭泣的时候也必须会笑出眼泪。当余华解释人们很难理解的《现实一种》，描写是不是过于残忍？作者讲述了自己作为医生亲自参加的“八国联军”瓜分一个被枪毙的二十一岁年轻人器官的经历和感受，作家内心对人的可怜和厌恶同时体现在他隐晦不安的话语里。作家的敏感和眼光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通过叙述将人类自己熟视无睹的残忍和麻木不仁呈现出来。这时我们会想起鲁迅、卡夫卡这些同样悲悯和冷峻的大师，他们的理性意识包含在更为客观和细节真实的文本叙述里，使饱满的艺术形象显示出深刻的理性批判和反思，而不是直接的表达和抒情。余华早期短篇作品对意义、生命和人性残酷的好奇追问，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变成了外在温暖的叙述。所以说，恰恰是如此简洁、冷静、细致地叙述给了我们真正温暖生命的体贴和慰藉。一个世纪中国人生存的欢乐和痛苦，记忆和沉默，在余华的笔下也就变成了富贵老汉亲人死亡和许三观卖血养家的故事叙述。余华言说自我和张扬文学意义的姿态不是很高，但从文学的想象和真实出发，关心人活着的残酷、荒谬和苦难，却是作家真正可贵的内在品质，在小说叙事的路径上抵达了人性的深层和文学的纯真。
缩稿《余华小论》发表于《当代文坛》2005年第2期
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