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于经出于史的传记是中国嚆矢最早的文体之一。传记的写作丰富且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同时涵养着中国人文精神最为活跃的个体生命的道德性情和思想境界。从最为严格地遵循史学规范的《柳如是别传》的“以诗证史”，到当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文本，近年传记作品取得了忧喜参半的巨大收获。20世纪是一个世界多元发展的时代，人文学科的许多门类和各种传统的艺术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历史学科的园地里生长的传记，以它更能贴近个体生活和时代精神，尤其是能反映一个人及其个体生命内在精神与心灵世界的质实品格，成为人们最喜欢的阅读文本。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出现的各种传记作品达数千种，而且在市场的销售中几乎超过了虚构性文学作品。
新世纪传记文学热潮的延续依然十分强劲。传记文学的热点表现在近现代政治、历史人物的“传奇”文本和各种文化、艺术名人的生平学术传记两个方面。前者像权延赤的领袖系列、国共两党政要将帅传记及《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根传》《撒切尔夫人传》《李光耀传》钱其琛《外交十记》等作品，后者如《冰心传》《杨绛评传》《沈从文传》《马三立别传》《贝多芬传》，还有陈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邵燕祥的《沉船》、石楠的《刘海粟传》，等等。这些都成为读者借鉴人生重铸自我和透视心灵烛照人性的文学资源和精神食粮。还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向，人们在传记写作中摹写伟人俊杰的丰功伟绩的同时，还大量地发掘历史枭雄、各类元凶的人生传奇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另外，记述普通人生活悲欢的传记也出现不少。
二
目前传记写作和作品市场的情况在繁荣的情景下存在的危机，部分原因恰恰是传记文学的史学品格和合理想象（限度）都未能真正得到重视和学理批评的规范。有人批评《宋庆龄传》丰富史料的悖反使这部作品几乎成了半部民国史甚至中共党史，国母女性的伟大和生命的热情被堆积的史料塑造成“一尊庄严的蜡像”。就常见的传记作品的毛病有人概括为四点：一是材料不足，虚构来凑；内容失实，不称其名。二是罗列材料，全无史识；人物刻板，性格单一。三是图解政治，流于表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四是揭密暴光，哗众取宠；以丑为美，牟取暴利。荆门大学全展也曾秉笔直书，直接点名批评了一些作品和作者的不良做法：一曰胡编乱造；二曰暴露隐私；三曰欺世盗名；四曰轻率取巧。当代虽然也有一些不乏生活情志和传主丰神的传记著作，但真正规范的有史学品质的、追求真切描述人生的传记写作还是远远不够。
回顾五四以来的历史，一些堪称大家的传记作家和理论研究者，对传记作品的史学属性和文学品格的认识还是较为充分和理性的。而这种学理的探讨和研究，复旦大学已故教授朱东润先生及现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先生先后都有很深入的实践论说。他们就中国传记的源头追溯，一个认为传记的传是“援经入史”，一个认为传记是“依附于经，出乎于史”，观点相去不是很远，从他们共同推崇的《约翰生（博士）传》再到他们对传记写作的具体要求，也没有本质上的对立，朱文华先生说：“对传记作品来说，宁可拘于史学笔法，而不要受文学的诱惑而过分追求文学手法。朱东润自我探索的结果是：“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所以不论是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还是朱文华先生的《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都有史学学理的严谨和语言的雅洁追求。朱东润是从文学发展来梳理传记文学，最后的旨归却仍然是传记写作的史学品格的实践追求。朱文华是从确立被“文学”诱惑侵蚀的传记写作史学品质的意义立场上，来作学理上的呼吁和纠正。当然分歧也是明显的，朱东润先生是在把传记作为文学的特别的体裁形式来立论的，朱文华先生是把传记归入史学范畴来讨论的。然而，促进传记和传记文学健康发展的共同目的，可以求同存异。正如有人不无矛盾地批评《史记》：“史记不是小说，但它影响了后世的小说。《史记》最精彩的部分是文学，又是历史，是熔文史于一炉的人物传记。”
从大量的传记作品的阅读，写作者的体会，特别是具体的作品文本的比较批评，我们将传记文学创作和批评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或者说层次）要求：传记必须遵循历史之故实；追求人生描写之真切；当然也要讲究语言行文之奇巧；最后要强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作者和传主共同或相切合的精神境界的伟大。一般较为优秀的传记作品和写作者的实践要能经得起实、真、奇、伟这四个字的考察。所谓的实是指作品的内容考证得有历史之故实，而真是传记写作的态度和作品内在品质，撰写者要有认真的人生态度，对社会人生对传主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通过自己的传记作品对人生况味在某个方面或一定层面上有所发微，这是传记作品基本而又深挚的东西。所谓的奇，是传记作品串联建构的故事情节要有曲折奇异的美学技巧，以及个性化的语言。而伟是对奇的修正和深化，是传记作品要求的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的提升，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要求观照其精神的伟大，就是一般的人物传记也要写出普通生命个体独特而令人品味的个性和内在精神。这是层递的批评要求，就是说，最一般的传记写作应达到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传记的真实性——史学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双重兼顾。有了实与真的坚实基础才可尝试传记作品求奇的剪裁和艺术的技巧，这是在遵循实与真的史学品格和把握传记的想象限度之上的更高要求。传记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传记的伟，能把握伟人情怀并能真实再现，或者从对传主的研究和写作中发现人类共同的伟大而能感人至深，最终作为传记写作者能写出真正独特而伟大的传记作品，惠泽后学与来者。
从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传记文学在当代自由写作和个性化发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边缘化的文学和文学多元化写作的一道亮丽风景。传记要遵循历史故实的真实性，又要讲究语言艺术的审美特色。我们要严格区分传记传真纪实的特性与文学虚构想象之间的本质界限。必须坚持传记的史学特性，才能谈得上传记作品的文学特色。如果颠倒了主次，把文学性凌驾于传记的史学属性之上，那么恰恰破坏或将丧失传记作为传记文学的独立品格。所以，面对当代传记写作的繁荣景象，我们既不能固守和强求传记的教条和规范，也不能放弃传记文学的史学品格和文学追求，更要消除过于粗鄙下流的做法，追求传记文学实真奇伟、大素大雅的独特价值和现代品格。
2003年11～12月写于上海一隅斋
2004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
诗人性情和文学的意义（A稿）
——兼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意义价值何在？这是一个不断被追问的美学问题，也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中不断被发展丰富的话题。但是，当代文学理论的西化追求和文学批评的话语时髦使文学的意义走向虚无，人性的泛化使文学丧失了审美的社会价值和人文的普遍意义。文学史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作家、作品串联起来的文学常识，它的学术性和影响力都是很强的。重新阅读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再次引发了一点感想思考，形之于笔端，求教于前辈学者和专家。
一、文学史的著述和章骆《中国文学史》的宗旨
文学史以其写作的规范性和客观性对著述者提出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史识材料的要求，同时要求整体把握和历史批判的审美能力和理论修养。在这些方面章骆《中国文学史》都是值得肯定的，叙述和论说既有学术的大气，又有细致精妙的发挥。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是全面而比较中肯的。所以出版以来，虽然有不少批评和争议，但发行较广，影响还是很大。
20世纪是一个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代，受西方19世纪以来学院派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与撰写的影响，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收获。当然，学术转型需要经年累月的长期蜕变与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文学史这样的宏观研究，更有赖于各个局部各种环节上的更新与突破。历史研究不仅得叙述事实，更要识断其价值。只有被后人所理解所认识的时候，历史才成其为有价值的学问。人必须超越短暂的现在，超越有限的生命，方能识破无限深邃广大的历史存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被政治意识和集权化的审美所左右所规制，教条的框范和要求使文学史失去了其应有的活力和丰富性。自从20世纪初“南黄（摩西）北林（传甲）”各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初步确立，尔后近百年在各种社会思潮演进中文人学者辛勤著述，产生了上千种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著作，以不同的观点和视角考察、描述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学史成书一般有三种完成方式，第一种是像刘大杰、林庚个人单独完成，第二种是像游国恩、袁行霈等主编的，还有第三种，是由院所联合或中文系集体合作撰写的。就复旦大学教授和集体成书的不下十部，近来成书的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以作家、作品为主的文学现象，通过对历史上出现的主要作家、主要作品的评价，论述展示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探讨其在继承前代文学成就基础上，有什么新的创造和发展，进而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确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文学史的写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想做好就更难。文学史作为高等院校教材和一般人了解中国文学的基本读物，影响又是广泛而深远的。所以文学史的写作的艰难和危险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版）的序里说得很明白，章培恒、骆玉明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有认识。文学史的撰写不仅要求学术素养和史家眼光，文学史在叙述文学发展时，必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予以关照，用以显示文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可以看到文学发展与社会现实特别是与思想文化演变的辨证关系，这有利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借鉴。
当然，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被过于功利化的政治思想意识所左右，这也导致了文学史著述的偏执和文学本身独立性的被遮蔽。章骆《中国文学史》正是这样的意义上对文学史研究和重新写作的又一次努力，也是一种回归文学本身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其《导论》就他们自己著述文学史的基本观点作了非常明确的论说。在探讨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并不是决定一篇作品高下的主要尺度”，说明了“以人物形象的是否完整、鲜明、生动等等作为决定作品成败、高下的尺度，至少是对诗歌不合适的”。先引出了“文学作品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西，它通过打动读者的感情，而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再从马克思“研究人的一般本性”出发，强调“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类本性相通又有悖反，“作品越是能体现出人类本性，也就越能与读者的感情相通”。最后归结出“文学的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因此，文学形式的演进必须顺应审美意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人性的发展。”“（因此）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主编者尽量兼顾文学和文学发展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但其基本观点还是非常明确。在骆玉明统稿的叙述中强调和突出了文学与人性发展的同步的历史事实及其在作家创作和作品中的充分表现。章培恒在1999年第一期《复旦学报》发表了学术争鸣的文章《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文中在对文学的美感要求有较通达的认识后，也强调作家的感情和表达情感的高度技巧；最终确认文学活动的基础和归宿是一直处在发展之中的共同人性。
二、抒情和人性之间拈出诗人性情
中国文化讲性天性命，人的生命和天道之间对应而且相合；中国的诗学批评注重生命感悟的天人一心的淳朴自然，诗和文学作品就是一种生命。章骆《中国文学史》既然强调文学的进程是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优秀作品又是基于读者与作者在感情上的共鸣。这样在文学的抒情性和人性发展的共同相契合的意义上可否拈出性情来说明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主观能动过程和心灵深处的自省意义，同时又能在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最丰富的历史话语的人文高标上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和“无用之用”。借用王国维的“境界”来说，文学就是意象和性情在语言中相交融的呈现。作品所能达到的整体的圆润和谐就是作品的艺术境界，创作主体的主观所能把握的内在意蕴的语言表现就是文学的审美。审美和境界之间文学之所以充实的就是诗人用语言营造的意象和文本投射的诗人性情。
意象是生命体验和文化的载体，性情是诗人审美主体的个性和审美情怀的化合和流动。性情与意象在审美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孕育中创造出艺术的高超境界。文学有多重意义，如果阅读浮出情节和淡化急切的功利意识，只是从一种感觉来说，文学对于诗人，是涵养性情的东西。我们在最随意状态下的诗文欣赏，实质上是在感受和欣赏诗人表现在诗文中的性情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