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政治意识强化的要求下，我们强调文学的反映社会生活，说明了一个人包括诗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是无法超越的。而文学是最具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在一定的外在环境制约下，要最大可能地表现自我独立的生命意义和审美价值——用语言表达自由的思想感情和生命体验。性情是诗人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情感相对平和的协调与共振，文学的存在是对诗人最深层的内心诗意化的描述和表现，反过来对人的性情又不断地涵养和提升，优秀诗人都特具诗人的性情或者说审美的性情。性情在文学的涵养中不断深化、丰富和美好，文学的创作又不断去折射诗人性情的充实与完满的过程。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不断演进的生命丰饶的精神活动，张扬生命的热情和舒展人性的极致。
陶渊明性情冲淡却又刚直，归隐田园，于日常生活中咀嚼生命的况味。李白性情放达自由，寄情山水，于豪歌聚饮中恣意挥洒才情和壮怀。杜甫性情质朴悲郁，失所流寓，于漂泊战乱中用诗歌记录个人的感慨和生民的不幸。王国维性情孤傲迂拙，依恋文化，于学术探寻的执著中追问生命的存在旨意。文学与性情无法完全等同，但诗人内心深处文学在不断涵养着人的个性和情怀，不经意间其性情就流露在他的文字笔墨之中。尤其在人文气息源远流长的中国（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人文精神，其实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性），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渗透了浓郁而特别的人文伦理之上的文学意趣和审美性情。
王国维最推崇五代的李煜、北宋的苏轼，这反映他的审美倾向是合悲凉与旷达而成的一种悲壮，其情怀悲郁，但不流于凄凉；内心也是壮怀激烈，但不流于粗放。不妨可以举其词《临江仙·过眼韶华》为证：
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极天衰草幕云平。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红墙隔雾未分明，依依残照，独拥最高层。
此词读来萧瑟悲壮中又是意气风发，与其《平生》一诗可以见出王国维性情特出之处。王国维一生“惟以书册为伴”，貌似高古而有“风人深致”。
同样是人生超拔之上的感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王国维却是“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生命就其本性而言两人都不是冲动的，而是恬静的。王国维的生命旅程平淡无奇，要不是最后的自沉，王国维的一生几乎没有人们称道的地方；而陶渊明隐居田园，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传闻逸事。陶渊明王维的诗文底蕴里映照出的性情是同样的清淡，但陶渊明是回归自然的解脱自适，求的是冲谈之闲适生活，把自我消解在田园生活中，不无生命无常的感悟，但把酒话桑麻，逍遥于墟烟归鸟的意象之上；王维是对称于天才的古雅与执著，对世事的敏感对生命的真诚与其透彻的洞见和清澈见底的观照交相辉映，使他的心迹的流泻如同瀑布一样从体验的高峰怅然挂落。所以说陶渊明给人以恬谈平和不无自我掩饰的性情优美，最能博得人们认同；王维却是空旷高远的孤傲归于静守，多有生硬和不解人情之表象，实乃理趣更胜情致的原因。
人的性情处于内在自我反省和外向社会张扬的相切点上。人生内在心灵的丰富是自我不断的观照和反省，外向社会则是人生志向的不断激励和进取。欲望也好，情感也好，人有一种很难满足的贪婪，人性的复杂和丑陋皆源于此。功名利禄虽是身外之物，但是再伟大的人物都很难完全超越。所以，人在这多重的矛盾和进退之间徘徊、游移，在人生的大游戏里表现出不同的性情和精神境界。
在历史天空的精神存活中，李白和杜甫都表现出强烈的功名心和社会进取意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诗人和对中国文学作出贡献。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与杜甫的“三吏三别”比较，李白的《将进酒》与杜甫的《登高》比较，都可以看出两位诗人性情的极大差异。李白任性而为，重自我，重友情，洒脱而又孤寂；杜甫仁怀忧忧，情系家国，自况悲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首《春望》照出杜甫满脸神情。“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里自有李白自己一副憨态。就拿来大家最熟悉的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与杜甫七言绝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比较阅读，李白性情一片天然，明月故乡随手拈连，简洁明了中抖落万古思乡之情思；而杜甫于眼前明丽之景中却深蕴悲郁情怀，用“窗含”的雪、“门泊”的船来抒发时空深远的文人忧思。惊险奇丽的蜀道之难的丰富想象和夸张描写，气势奔放中是诗人豪迈之情。杜甫“三吏三别”写出战乱之苦，也是自况人生艰辛多难。李白以自我写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心忧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面对生活和友情杜甫是很少开颜欢笑，看重儒家伦理的人生意义，重朋友之义；李白是笑傲生活和友情的人，注重个人性情的自由，重朋友之情。读其诗文，知其性情，这就是李白、杜甫不同的性情流露为各自的诗歌，在他们一生的生命演进和诗歌创作中又在不断强化各自的性情。李白是“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杜甫是“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陶渊明越是冲淡人生的追求，越是多了田园生活的情趣，王国维越是执著于美术的哲学的可信与不可信的人生意义，越是孤寂了日常生活的热情，皆性情使然。李白狂放、杜甫悲郁，都不能忘情知遇报国的功名之梦想。人性又是如此的沉重。用宿命的话来说，李白捞月而逝，杜甫因食而亡，是天命，也是性情所归。文学是什么？就诗人来说，就是生命存在的自我言说。文学涵养诗人性情，诗文展露个人审美性情。从人文背景更大的场域来讲，文学的深远意义也就在于涵养每个人的自由而美好的性情。
文学回到传统的诗学范畴，追求人性本真的文学价值，又要超越一切社会和功利的价值和意义来谈文学，从文学的抒情性到“人性”之说，还不如拈出“性情”一词来得贴切。
三、文学的意义
当然，文学的意义是多重而丰富的。王国维诗学批评和《人间词话》体悟了人类共同的悲剧意义，又充分体现了个人的人生操守；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田园情怀相对照的却是积极入世的文人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李白的人生张扬离不开时代精神的盛唐气象；杜甫儒家思想的社会忧患意识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诗经》除了“关关雎鸠”“在水一方”，还有《七月》《硕鼠》；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林觉民《与妻书》都有着共同而又相异的内在情感和人生襟怀。我们就文学的抒情特征和人性本真，拈出诗人性情，对文学活动进行整合的积极意义上突出创作主体内在情感与文学相互涵养的充实与完满过程，进而理解文学交互动态的审美——那就是诗人的性情之美在自足完满的过程中构成文学的审美场域，人们在文学的阅读和批判中时时在涵养反省自己的性情。
章骆《中国文学史》宗旨和基本观点中突出情感和人性的指归，归之于传统，是“诗言情”“诗缘情”一路中国诗学主张的再次高扬，同时也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中，人本主义美学的直觉表现说和心理美学的非理性等影响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五四以来几代人的启蒙追求和现代反思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传统审美风尚及其心理的巨大变化，特别在当代改变了那种忧患的文化情结，以及社会的远景理想和人文的历史责任，也改变了以政治——伦理教化为核心的审美价值观和狂飙突进式的崇高审美心态。
文学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心灵的变迁和人性的嬗变，个体的觉醒在呼唤人性的解放和回归。文学的内核是情感和生命，但养育生命和情感的血肉是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生活。但是当代过分强调“人性”而有了种种失去节制的泛滥和沉沦，这也波及到对于整个文学史的批评和著述。我们在过分肯定什么的时候，说不定又导致相反的影响或纠妄过正的偏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离不开人的情感和生活的。文学的想象和审美是文学飞翔的双翼。情感和审美之间要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而文学终归要指向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人文价值。特别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完全以当代人的人性论和审美心理去体悟，肯定有一些新的发掘，对作品的理解也会有深入细微的把捉，但也会失去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中国文学独特的神韵与艺术品质。文学的情感特征以及与人性的同步发展是无法脱离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大背景。我们既要强调诗人性情——诗人审美的情意心理和生活态度，也就是诗人性情的内化和呈现，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学真正的人文价值，既要张扬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又要充分实现“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当然，把所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归结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是十分危险的，把文学完全归结为超功利的、人性个体的本能与情感的自由也是十分偏狭的。没有思想的情感和人性是虚无和可怕的，言情与言志于文学是表里相共生的。情以志而宏深，志因情而显扬，志胜情则枯，情失志而滥。文学有文学的审美追求，人性的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着文学的内容和意义，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文学崇高的普遍的人文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一切人文学科都在两级上张扬，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和谐与平等。文学同样要张扬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也要追求诗教陶冶的审美意义和传统的人文价值。过分强调人性的结果使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呈现出浮泛、奢华的感性气息。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虽然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不能脱离人的自然的感性欲望和本能，但是，人的伟大与可贵之处，在于能不断去克服和限制人的本能欲望，使之转化和升华为人的精神能力，这种转化正是从自然的感性生命动力向文化（理性审美）的感性生命动力的发展和实现。作为人文学科最应有人文情怀的文学应该从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意义上发挥其美好作用。
章骆《中国文学史》在确认感情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基础和生命、揭示人性之于文学的重要，可以说贡献不小意义重大。章骆《中国文学史》新的拓展也在于此，但偏执也在于此。文学发展到现代，颓废、荒诞、异化、存在等等现代派的追求，不仅深化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还认识到人类文化意义上的生存处境，而且在审丑的美学追求中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但这一切的指归应该是人对自我的警醒和反思，而不是将人性本能的东西或者说审丑当作文学本身，进而抛弃文学真正的高贵、审美追求以及娱情养性的严肃意义。
文学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美育功能，文学作用于世道人心，在个体的生命意义和社会关系的普遍意义上，应该具有的陶冶性情和人文关怀的审美作用，这一切不能毫无批判地被人性的唯一指向所解构。存在的不是永远合理的，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的批评创作不应该追随人类的贪婪欲望。所以文学的意义应该在人生、社会和文化三重价值上重新建构。人类文化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那些值得珍重的东西毁坏了很难修复。文学是人生真善美之唯美的人生梦想，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的思想感情的语言呈现，也是社会群体审美心理的沟通和人类生活的理想张扬，马克思“人的一般本性”最终指向了人的社会实践的本质，而不是本能化的人性个体。文学更是人类文化之所以存在的语言的大地沃土，是人文精神蕴藉的永远的诗意绿色。文学对于诗人，是涵养性情的精神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姿态。当我们沉浸于作家作品的阅读欣赏，实质上也是在感受和欣赏诗人表现和蕴涵在诗文中的性情的自由和美好，同时也在反省自我、涵养着自己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姿态。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诗意地栖居大地”。
2003年2月于上海一隅斋
诗人性情和文学的主体性关照
——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讨论
我们从讨论文学的文学性出发，从较为自由和深入的视野来立体地审视文学存在的方式和演进历程，充分认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在人的主体性活动中存在的意义、作用和发生的可能。我们是否能真正从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动态来认识理解文学的本真意义，对学科化的文学和过分注重文本的传统批评，特别是对西方形式主义和语言符号学影响下的现代技术性操作批评的一种牵制，使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自由存在的意义有所彰显。我们不能盲目相信“现代或者后现代”的东西，也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理论。但是我们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讨论中，往往就会忘了批判地借鉴和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