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的中国，封建王朝颠覆的阵痛和向往民主启蒙的呐喊，在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由于历史的惰性和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一切，历史的顽固和反复是极其惊人的，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能获得普遍的赞许，就历史批判的深刻性来说其意义的深远就在这里。也许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民主政治的进程遍布荆棘与暗礁，对于试图挣脱传统文化的诸种努力，对个性和自由的向往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永远伤痛。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悖于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文言为表意系统的中国古典文学，而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繁荣，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一番狂热和虚妄之后的一种返璞归真，表现出一种文学写作和阅读远离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自由状态。文学边缘化的流变使小说的自由写作有了可能。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这给了我们较为宏阔的视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辉煌而悲壮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就诞生在这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外辱内乱的社会状况和民族伤痛，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凡是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民族振兴、文化启蒙，还有救亡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成为文学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承担和负载。原本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就变得严肃而沉重，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放逐了文学应有的闲情逸志和娱乐消遣的功能。正是基于此，五四时期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自然受到新文学作家最严厉的抨击。虽然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长期以来是以民间艺术形式存活并逐步发展完满的，但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就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却一直在为民族的出路和社会变革寻找路径和宣扬的方向，因此新文学作品总是弥漫着历史的硝烟和社会革命的热情。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趋于统一、终至极端，不仅失去了文学的宽泛性，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审美追求和自觉意义，文学负载的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内容与文学应当具有的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的悖反纷争愈演愈烈。回顾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既有着历史悲壮的时代承担，又有着被时代的政治潮流所挟制的尴尬。回望历史，我们每每为现代文学硝烟弥漫的苍凉与悲壮所感动；当然，也为现代文学的多元自由发展而期盼。
从中国小说的历史传统来看五四文学的承继与变化，不但能更清晰地把握成为现代文学主流的现代小说的成就与流变，且能开拓我们的视野，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末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整体成就。中国文学的原初叙事形态主要是历史叙事和神话传说。这也决定了中国小说最初发展的两个趋向：志怪志人的志异小说传统和历史叙事历史演义的史传小说传统。这一脉相承，唐代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受史传文学影响，作为文言小说已经相当成熟，再到宋人笔记的大量产生，二者对小说艺术的提升和丰富是不言而喻的。宋代不仅是我国学术思想演变的特殊时期，还是文学艺术走向丰富和世俗世情化的转型时期。宋代以来市民社会阶层的形成，也就是市井城镇及商贸码头的繁荣，使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此前中国文言小说也在发展延续并渐趋成熟，但真正具有白话文学特色和现代小说形态的中国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作为新的文学类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应该说是从这个时期兴起的。由此开创了元明清以来士大夫与民间文学的交融、活跃与昌盛，因而造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丰硕成果。只有上溯到整个中国小说史的传统及其连续性，我们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历史任务。明清文化氛围特别是晚清民间文艺与通俗文学的活跃、丰富，历史的没落颓废和我们身处时代的欣欣向荣不可同日而语，但文人和市民情趣的共谋却有着相似的一面。所以20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学较为自由的境遇，欣喜与尴尬同在。
首先，我们来看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的作家群体。
“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中苏醒的，在新老右派作家和知青为主的新一代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恢复了活力，当代小说创作在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强大影响下复杂而快速地演进。从文学思潮总体的变化说，80年代初的文学最突出的是“人性”描写的复苏。从40年代后期开始，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文学在人性探究方面的价值意义就逐渐被排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和文化的代名词，一直不敢触及。《班主任》（刘心武）《芙蓉镇》（古华）在伤痕反思中直接触及了人性和人性的弱点与丑恶，还有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贤亮的《邢老汉与狗的故事》、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人生》、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棋王》等等，都不同程度从人性的描写和捕捉上有足以感人和温暖、深刻的地方。当时因中越战争兴起的军旅文学，以及时代感很强的改革文学，也以人性描写作为创作突破与批评肯定的重要方面。8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另一方面的表现在于悲剧意识的觉醒。在号啕与控诉的伤痕反思文学的背后，人们从新生活的集体颂赞和政治抒情的文学梦幻中惊醒，社会的荒谬、时代的愚弄、人性的黑暗、生存的残酷以及个体生命的被轻贱都成为文学不得不触及的悲剧事实。十七年以来的共和国文学最大的悲剧是人们集体回避生活与人生悲剧的存在。其实文学无法逃离悲剧，粉饰太平恰恰是自我虚妄的开始。个人和一个团体很难真正造成他人的悲剧，文学所揭示的悲剧可能是一个社会机制所形成的悲剧，德国纳粹不是希特勒一个人可以操纵和造成的，独裁和专制是整个社会的容忍和放纵孕育酿造的。中国当代社会的悲剧还是长期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人性的黑暗造成的。像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林斤澜的《哆嗦》、陆文夫的《清高》，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王安忆的《小鲍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像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现实一种》，虽然缺少我们习惯于参照的西方文学深刻的悲剧精神，但作品蕴涵的悲剧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可以说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有了对悲剧的文学追问和探索。人性发掘和悲剧意识触及深层的“人的文学”，是五四文学在反封建思想和文化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开拓的现代文学精神，文学的悲剧描写且在知青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先锋实验小说的内心体验两方面得以拓展。所以80年代文学的轰轰烈烈又被誉为新启蒙文学，说明了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再张扬。
“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意义并非只是历史精神的重现，五四传统是不断发展的，它应该包容当下的时代精神特征和现实意义。”五四文学发展的三十年是从多元开放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而新时期文学比较明显地从一元向多元自由发展。这种趋向从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先后出现时已经彰显，不仅台港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潮大量流进大陆，大陆与台湾香港两岸三地文学思潮的互动和西方文艺思潮的绍介也非常活跃，而且西方数百年历史性经历的所有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人文精神和哲学体验，中国人在继五四之后，又一次在80年代开放的氛围里共时性地重温和借鉴了一遍。特别是马原、残雪、余华、洪峰、孙甘露、格非、苏童这批先锋实验小说家的纷纷亮相文坛，在表现人的沉沦和隐秘体验方面，在重视小说的形式追求方面，有着更前卫的文化理念。所以，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思潮明显地呈现出寻觅回归中国文化传统与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文化的两个大的倾向，虽然没有像六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派”那么紧张的关系，文化态度的确是向背的。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话语权力的入侵有着警惕和忧虑，而先锋实验小说家们极力从世界文学横向移植借鉴，有着不少标新立异的文本实验，也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热潮。当然，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也正是从1985年以来寻根文学的倡导未能实现其期望和1987、1988年兴起的先锋文学很快遭遇冷场开始的。寻根文学终结了伤痕反思文学的哭泣和控诉，但过于理性的思考和过激的传统追问也使寻根文学的主张失去了文学的感性表现和想象的虚构意义，在商品大潮驱动的传媒与消费文化冲击下难以立足。在文学四处奔突的落寞里，先锋文学却以更加高扬的姿态，一方面导引文本的实验和游戏，另一方面，以现代小说叙事技术技巧颠覆以往小说的正统、真实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小说框范，但勇敢前行的先锋文学作家蓦然回首时，发现大多数的读者却弃他们而去。同时，港台言情小说和金庸武侠小说长久盘踞大众读者市场，接着王朔和“新写实”小说开始登场。80年代一开始无比火热的大陆严肃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这里出现了一段较为沉寂的开阔地。这种沉寂是两方面的原因：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来说，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人们从以往理想化的精神虚妄中醒悟后，更多地去追求物质的富有和日常生活的快乐。其实，一部《渴望》室内家庭电视连续剧就反映昭示了这样的大众情态趋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社会文化、文学写作、文学品位产生冲击和影响，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已无法占据社会的中心话语，文学退居边缘。80年代人们激烈讨论的结果还是文学不能商品化，但进入90年代文学的商品化却成了事实。面对变化太快的世界读者和作家都心存迷惘，这一点不妨可以重温一下贾平凹80年代末的获奖小说《浮躁》和90年代初的《废都》争议热潮。这种反差和迷惘彰显无遗。
如果进一步观照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发现伤痕反思中人性的复苏，文学带给人们泪水中的感动和自我反省，古华的《芙蓉镇》和张炜的《古船》这样的代表作品，却也留下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制约人们思维而无法超越的局限。对于我们习惯了五四以来社会小说正面评价的一贯立场，80年代小说最大的反动，应该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开始去解读——文学可以更多地从民间立场的意义上张扬生命存在的色彩、场景及意义。反观80年代文学前期的热潮，一方面是文学被赋予的时代精神、广场意识和集体情绪的又一次展示，另一方面也是每一个经历噩梦的人的迷乱诉说和无数自我叹息者的共鸣所造成。就是在这热潮之中，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从不同的路径去寻找文学深层的东西和纯真的文本价值。虽然，它们都未能在80年代的文学境遇里获得最大的喝彩，但他们的追求使大家对文学过多的浮泛热情和某种迷狂多了冷静的审视和疏离。有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惊呼严肃文学的被冷落，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想想今天大家对文学的自然阅读和宽容态度，我们应该庆幸80年代文学热潮的回落。不然，文学永远会被文学之外的东西支撑着，永远被时代热潮簇拥着，双脚难以着地。有了80年代文学的各种热闹和多方面的准备，90年代文学也就悄然成熟，或者说现代文学在当代有了成熟的气象。有人把90年代文学背离现代文学一贯的启蒙与集体立场、不无市场化的自由写作追求称之为“世纪末的哗变”，有人也为文学的边缘化担忧，还有人为90年代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而惋叹。不论怎样，大家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80年代以来、90年代的当代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取得了五四以来比以往白话文学更大的整体的成就。“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都已赶上或超过了现代文学。”不论是语言的洗练、技巧的运用，还是作家的群体结构、审美的自由多元、创作的个性追求和文本的多样呈现，都是百年以来中国文学最丰富和活跃的时期。
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总体流变和具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