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小说”“先锋作家”和90年代的新潮小说家依赖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拯救，暴露出中国新潮作家在人文价值、文学观念、小说感验及创作方法上的非独立性，使他们无法完成这样的革命。因为真正的先锋文学，不仅能面对中国传统文学，也应该能面对世界文学，如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虽然如此，先锋文学的意义和影响却是深远的，他们对文学先锋性的高扬和探索提醒并激发了其他作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文学及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像《白鹿原》《九月寓言》这样的90年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也因现代主义的因素而有了更加深邃的历史与文本的穿透力。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在向上的突围受挫之时也是精英知识分子失语之时。所以20世纪末文学沉寂中的嬗变是“新写实”小说贯穿导引的。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起源于“新写实”小说向下姿态的创作思潮，整体流变的标举是1993年“陕军东征”的文学事件，表证于“新潮小说”的低调叙事以及与大众趣味的亲和，延展于女性写作和新生代作家个性化的努力。“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格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崇高为形态的审美道德文化向审丑的、享乐的消费文化转化。”也须注意的是，90年代文学边缘化、世俗化的日常叙事和个体写作的更大背景上，多少却都有着“先锋性”与现代主义影响，正是这种现代性使90年代中国的许多作家的创作垫高了许多。所以，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世俗性和现代性驳杂地交织在一起。也可以说，80年代文学向90年代之所以活跃推进是“新写实”小说承担了历史的选择，而潜在的部分嬗变是先锋小说的艺术追求在80年代末的遭遇中为90年代的新潮小说打下了基础，并影响了其他作家；90年代商业化文学坠落之时，许多作家的小说有着回归故事的总体趋向，创作中过于日常化琐细细碎的写作却因此而有所提升和深化。
中国现代白话启蒙文学的倡导应该说肇始于梁启超，现代文学很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也同他的极力主张有关，“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白话新文学，胡适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鲁迅要用文学改造“国民性”，一开始就有着同样明确的社会启蒙目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要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功利性也是不用讳言的。更不用说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激烈，抗战时期“民族文学”的统一要求，都负有时代的热情和使命。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艺政策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导向，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具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功利和意识形态色彩，文学的审美要求和涵养性情成了某种奢求。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仍然遵从这一模式，文学作为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一部分，竭力为拨乱反正鸣锣开道，接着为改革开放呐喊助威。但是，源于80年代中期，兴盛于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小说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英雄人物和正面形象的文学塑造与宣扬，而使普通人的生活情态浮出文学表层，文学开始拒绝崇高拒绝生活的正面评价，小说作品冷静地展示下层社会的庸常生态，从而写出当代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新的文学审美风范表现为一种当前状态下的自我悲悯与哀婉。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厌倦心态，投入商海、走出国门而疏远政治；另一部分不愿放弃文化追求和思考的人则深入晚清与近代的历史中，试图修复或激活传统文化的活力，寻求民族文化的当代意义和新的张力；还有更大一部分人干脆突出自我，在追求个人的享受与满足自我的物欲情趣中达到心理的平衡。大众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削弱、精英知识分子受挫失语之时，抢占滩头。而文化制约着文学的表现与发展，文学则反映着一定时期的文化特征。世纪末文化观念的世俗化表现和对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与启蒙精神的嘲弄调侃，在王朔特具商业意识和“反智”策略的小说文本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像《玩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都没有》《我是你爸爸》等，这样的小说所表达出来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很典型的。反讽的叙事特色、幽默的市井语言、痛快的自我嘲讽，恰恰在一种痞子式的真诚中，对社会与文化边缘生存的人给予文学的认同审视，足以令人深思。“新时期文学由‘革命英雄传奇’转向‘民间英雄传奇’，它不仅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意识的价值回归，而且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价值观文学一统天下局面的历史终结。”
可以说，商业化境遇和文学的边缘化导致了世纪末小说追随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消费观念消解了以往的启蒙要求，文学的功利价值被作品的商业利益取代；五四以来确立的严肃文学向通俗文学妥协，或者说小说的雅与俗的界限被打破，中国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和通俗性得到重视，小说的民间娱乐消遣形态有了部分的还原；另外，日常化叙事和个人化写作成为20世纪末小说的普遍追求，将普通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生动细致地描写出来，作家甚至乐于将自己生活中的琐碎经历大量写进作品，使小说充满了人生的趣味和生活的活鲜，作品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也使作品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情态，但也使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显得琐碎平庸。像“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烦恼人生》发端的一系列小说，方方的《风景》《落日》、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新兵连》、叶兆言的《艳歌》《关于厕所》，等等，“新写实”小说大多关注社会中卑微小人物的卑琐人生，关心芸芸众生平平常常的生存状态，悲悯他们生活庸常里的挣扎、努力和容忍。生存的直面和生活食与色欲求的世俗录写，透露出作家们质朴的生命关怀和人道精神。当然，文本赢得读者的意义在于因为其欢欣与悲哀由于他人的文学想象的分担而趋于缓和，文字能让人们敬畏生命，能让我们感知生活的冷暖，同样，人也是需要文字的抚摸和慰藉的。商业社会浮泛的情感更渴求冰红茶与啤酒的抚慰或者说需要时尚温情的、有着消费化情调的文学来镇痛疗寂。另一方面，90年代小说对大众深层难以启齿的欲望的张扬、伪装以及隐蔽的疏浚与满足，也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庸俗性互相投合，不论是池莉90年代的作品《来来往往》，还是何顿的《生活无罪》，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都表现了商品时代道德陷落、伦理价值沦丧的现代生活里，人们欲海沉浮的事实与焦灼。
总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边缘化写作和日常化叙事构成了自由写作的追求和具体表现，在新生代小说作家和女性作家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拓展，特别突出个人化写作的立场和当下情景的呈现。1994年春，《文艺争鸣》和早年倡导“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期刊《钟山》联袂打出“新状态”文学的旗号，先从理论上标举“它书写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感情的当下状态”。其实1994年1月《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上海文学》推出“文化关怀小说”。这也是面对文学的商业化沉沦而又无法高高在上地标举“人文精神”的大旗，一部分作家知识分子要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严肃性作出的努力。此后不断涌现的“新都市”、“新市民”、“新历史”、“新新闻”、“新表现”等等名号，也有这种企图，但也说明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困惑与市场化的现时效应追求的矛盾交织。从总体成就和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新生代的边缘化叙述姿态和女性意识的私人化写作立场相互交融的两个方面。被评论界称为“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或“60年代出生作家”的新生代是更为年轻的“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不论是毕飞宇、鲁羊为代表的，继承先锋小说文本探索和哲学化表述的技术性作家，还是接近“新写实”小说的何顿、朱文、韩东、邱华栋、徐坤，以及私语性的几位女性作家的代表，他们借鉴先锋作家的努力和失误，与父辈作家们“断裂”，也不愿与姐辈兄长的80年代以来成为文坛中坚的知青作家们“同流合污”，以“在边缘处叙述”的姿态随心所欲地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建立自己的个人话语，构筑自己的存在版图。一方面强调个人化经验的意义，对自己及其周围人物当下生活进行实在性描述，远离公众经验和文学的社会责任与传统话语批评，另一方面是叙述的反璞归真，语言的反璞归真，不太注重美感和理性力量，对小说家私人情感和人物内在本能欲望极尽体贴入微的渲染。可以说新生代作家文本中的经验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私人化的经验。写作在新生代作家那儿更多时候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追求当下需求的唯物时尚的个性化生活。何顿的《就这么回事》借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点说他表妹：“她拼命想在生活中多捞点愉快，拼命玩，就是不想冤里冤枉地到阳世上又冤里冤枉地变成灰，这就是一种认真。”邱华栋有些自豪地谈道：“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滚音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都在我作品中予以凸现。”而韩东在强调自己写性既不同于老辈作家注重道德与人性的压抑，又不同于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怜爱体验与私语，“我写性，就是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还有更多的作品及时记录捕捉个人化的日常情景，而在注重一种平面化的生活真实的描绘中缺少善与美的观照，真是“以当下为主流精神，以欲望为核心”。日常生活的琐碎和都市生活的信息泛滥日益模糊了小说的精致追求，仿真性、自叙性、现时性破坏了小说的想象与虚构的品质，影视与新闻媒体话语的强大与无孔不入也打破了小说的文体形态。这也是新生代作家带给当代小说的“革命”。当然，新生代作家直面赤裸裸的生活，穿越物欲化的肤泛情感，清理出空空落落的陌生化的孤独心灵时，作品在平面化自我重复的不足之中也有形而上的生命存在的打量和审视。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这在世纪末女性写作的影响和批评上尤为突出。说到女性小说创作，8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以王安忆、铁凝为代表，90年代风采依旧，虽没有什么理论张扬，但从风格和自我追求上来说，在90年代凸显女性立场的意义上仍有着不俗的创作表现；而方方、池莉从女性作家的敏感和生活的体验首先把目光投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世俗的生活，首先突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使处于困境的当代小说柳暗花明；90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则更为亮丽，“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独特的内涵，并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推动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正以一种开放的、生长性的方式开创着中国女性写作的一个自由、多元境界。”这方面的代表是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还有前面提到的徐坤，她们都在90年代写出自己的代表作。这些女性作家以个人的生命直面人生与生活，从个人的体验和方式出发，来细致地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和内心感受。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典型的女性私语化倾向小说，笔触直接指向女性个体生命独特的经验世界，向读者敞开了女性世界的隐秘和欲望，包括躯体感受和私人经验。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说吧，房间》，陈染的《私人生活》，还有《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徐小斌的《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羽蛇》，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带着面孔的人》，等等。“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观照女性话语的觉醒我们不可忘记翟永明1986年9月发表在《诗刊》上的组诗《女人》和随后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她们最早张扬女性个体生存的私人空间性别意识和感性体验。女性叙事的心灵化使现实存在在文本中呈现为浸透小说家情绪和心灵体验的心象与私语。叙事者与主人公有一种重合和相互间的滑动，形成了自恋、想象和个人化的经验表达。而徐坤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立场，却放弃对于女性躯体和内心感验的迷恋和热情，直接解构男权话语男性世界的存在方式和意义秩序，进而有着自我的解剖和反省认识。像徐坤的《白话》《狗日的足球》《厨房》，斯妤的《红粉》《故事》《风景》，徐坤用批判和反讽挑战男性社会，斯妤用虚化的荒诞人生体验解构男性世界的现实存在。另外，具有现实情怀的女性作家张欣、毕淑敏等人却对转型期社会女性的沦落和扭曲的心理和情感有更多的审视和关照。对于当下社会女性新的遭遇有着敏感和警惕。当然，如果说穿越80年代的女性作家受到90年代女性话语影响还有所保留，那么卫慧、棉棉的前卫姿态和过分的张扬躯体行为部分伤害了女性写作的独特品质和刚刚建构的女性写作向度。可以看出90年代女性的文学世界更是一个日常化和私人化的生存空间和话语诉说，表现出更加边缘化的自由写作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