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决日，黄金万斗。”一段时间，在工程的具体操办中，管工者偷工减料积习相沿，有“文官吃草，武官吃土”的说法。前者指文职在采办物料时贪污中饱，后者指武职在堤防施工中中饱私囊。一八六八年，黄河在河南荥泽决口，当时决口处宽度不过三十余丈，由于管工者“查料及买土者，通用作弊，上下交欺”，“钱粮料物不凑手，以至水淹严重，形势大变”。一个月后，决口不仅未堵上，反而刷宽达二百余丈。一八八七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洪水淹及几省，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当时，估计二百仟就能填实，河署管理工料的李竹君私吞了大部分，工人到手只有四十仟，只用树枝架入穴内，盖上虚土了事。“王八蛋”干了这样一个“豆腐渣”工程，结果水溜顶中，由此决口。像李竹君这个被现代人誉为的“王八蛋”，“平日克扣侵渔，以致堤薄料缺”，出现险情时“河干上曾无一束之秸，一撮之土”。有些贪官污吏希望黄河决口，便于自己侵吞中饱。
本来中国自殷商以来一直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因政治腐败而产生贪官污吏，因侵吞中饱而产生黄河决口，因决口而产生流离死别，每次的黄河决口总产生“黄金万斗”。这故事在摇晃的晚清越演越烈。魏源曾多次研究因政治腐败而导致黄河决口灾民四奔官员中饱的景象，写道：“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己幸”，“久不溃决，则河员与书办及丁役，必从水急处私穿一小洞，不出一月，必决矣，决则彼辈私欢，谓从此侵吞有路矣”。
平心而论，在灾难之秋，父母官的日子也不好过。灾害发生后，要及时上报。但在很多情况下，明明自己管理的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有时很严重，而他们却匿灾不报。为什么？掩盖实情，必然是灾年“照常催征”。这不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可以逃避责任，粉饰太平；有的担心手续繁琐，延误战机受到处罚，有的往往“视办灾为利薮”，随意挪用、克扣赈款。据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录副档》记载，一八九八年，山东境内河堤多处决口，三十多个州县被水淹，但地方官员延不放赈，及至朝廷派人查赈，才草草发放。放赈中，“所派委员与首事人等勾通，从中分肥。十户之中领者一二，通令全村具领赈甘结”，致使“饿毙者不计其数……哀鸿遍野”。
僵化的体制，不仅不能惩罚贪污腐败，反而成为贪污腐败的保护伞。治水官僚带来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水患本身，他们对大堤的伤害，比自然的风雨还要可怕。文明成为一套源源不断地产生白蚁的庞大机制，贪污的河督们正是白蚁中的一类。
清朝，花在治水上的资金不计其数，而大堤溃决却一次再次地发生，灾民生死飘忽，背井离乡。清代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督花费巨大，整个泱泱大国不胜重负，于是把开支转接到百姓身上。
中国人最爱请客吃饭，一旦口腹之欲得以满足，酒醉饭饱兴趣盎然之际，便比较好说话。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信念，食物是生命之源，生存等于吃。动不动满汉全席、南北大菜、钟鸣鼎食、水陆杂陈，我案头有一本张海沤写的笔记《罗陀罗轩闲话》，记述的是河督大人们的饮食嗜好。现写下来供大家玩味：
一次，一位钦差大臣前来视察河督的工作。指示完毕，饭局是少不了的。因为吃了可以得到回报。河督在饮食上做的文章远远超过了在治水上所花的工夫。宴会是盛大的，颇讲排场。酒盛在“尊”里，就连大禹铸造的九鼎也搬来了，卤牛肉在里面沸腾。钦差大人入席后，仆人用大金炉生火，置案头，等火烧旺了，便搬进几个小笼子，笼子里装着小猴子。大家好奇地一看，猴子全身的毛已被剃得干干净净。猴子的眼睛灼灼地转着，打量着席上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将至。时间不长，把笼子放在炭火上面，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一套小金盏，里面盛着酱醋桂椒姜芥调料，另外还放着金匙、金羹杯各一个，大家不知道这有何用途，也不知这活活的猴子如何吃法。这时，猴子辗转号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分痛苦。看到这种充满野蛮、粗暴的情景，大家十分高兴。猴子越越来悲痛，大家越高兴，仿佛在观赏猴子表演杂技。过了十多分钟，猴子奄奄一息，皮肉已被烧焦，仆人拿来一金槌，将猴子的头顶盖骨敲一小洞，正好把小金匙伸进去。然后客人用小金匙舀猴子的脑髓分而食之。猴脑的滋味鲜嫩异常，钦差大臣赞不绝口，味道好极了，感叹说，当河督比当钦差大臣还有意思。河督满脸堆笑解释说，猴子死了以后脑子不灵，味道也变了，所以必须在猴子活着的时候吃。
河督在吃的方式、吃的礼仪上，很有讲究，绝招不断：专食鞭猪。这是一种用专门饲料养的猪，平时将细米煮熟，浸以鸡鸭汁作饲料，取其肉鲜嫩且干净。怎么“鞭”呢？把猪放出猪圈，让人轮流奔跑着用竹竿鞭打猪，而且必须保持极快的速度，直到将猪活活累死为止。猪狂奔号叫，半日乃得死。据说，鞭打猪能使它的血聚集到腹部，奔走号叫后筋骨皆疲，肉皆离骨，肉味乃愈腴。
失重的张海沤继承了佛家因果相应的思想，最后给河督安排了一个结果。河督后来以不法赐死，杀身于菜市口，妻子和儿子被发配边疆，途中遇到强盗，妻子被侮辱，儿子被惨杀。张海沤在末尾作了后记：
予记此非搀以因果报应说，盖野蛮行为已将天地间发扬生长和气耗残尽绝，万物生天地间，无非一气的鼓铸，所以人多忧则易老，多乐则常泰，盖一则其气郁，一则其气舒也。果报之说，犹为中下人说法耳。欧美人虫蚁尚有保护，动物不许苛待，立之专条，联以会众，何其仁也。
正是这种粗暴、残酷行径，使张海沤彻底抛弃了泱泱大国的民族自豪感。精辟的见解，精致的悟性，他从揭露河督的贪污和残暴入手，进而论及动物保护的新课题，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然而，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深层原因使他们既迷恋自然、善食动物，又与动物过意不去呢？易光夔的《新世说》也有“治河总督之饮食”的详细记载。先把猪关在一密室里让人持一杆，逐而挞之。到猪气喘吁吁行将累死的时候，立即将它背上的肉割下来。“盖其背受挞，以全力护背，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甘腴无比，余肉腥恶失味也。”因此，一小盘猪肉，花去了五十头猪。吃猴脑时，先给猴子穿上棉衣，在餐桌中间造一小洞，让猴子站在中间，脑袋刚好从小洞中露出来。于是用开水灌猴子的头顶，再用铁锤敲开颅骨，然后分而食之。“有食驼峰者，选壮健骆驼，缚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精华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恒三四驼。”庞大无比的骆驼就这样被吃掉了，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及。
在中国的清朝帝王中，道光大概算得上节俭的皇帝之一。但在僵化的体制下，皇帝的节俭不可能影响臣下，皇帝个人的品格远远不能影响世风。更为可笑的是，道光皇帝的节俭与整个帝国官僚的奢侈成倒金字塔。
河督的虐吃和腐败，给我们一种远年的笑谈，一种将来的忧患，一种理性的反思，似乎可以让一种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让他们中止。尽管这种方式被人们放弃，但我们怎样去面对忧患的母亲河呢？
九
诚然，治理黄河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史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手中无可选择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为子孙万代作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
然而，不幸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黄河遭遇到了空前的三大危机：缺水、污染、悬河。缺水导致黄河断流，而且断流持续的时间和距离越来越长，黄河水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致使下游经济发展滞缓。“黄河将成为内陆河、季节河”。在上、中、下游的一些河段，河水的有害物质，已远远超过了五类水的指标，人畜不仅不能饮用，连水产养殖也遇到了大麻烦。
更为有趣的是，替代古城堞上烽火狼烟的，是黄河沿岸各城市上空翻滚不息的黄色烟云，汹涌澎湃，浊浪奔泻，拥挤宣泄成一条空中黄河，与地上的从万山丛中缓慢行来的黄河交相辉映。地上的黄河老了，天上的“黄河”却正年轻。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欲与风沙试比黄。不幸的是，唐代大诗人王之焕“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浪漫主义大胆惊人的奇想，竟成了现实主义的预言。让眼前经济的一时发展，抑或出于一己私利，换取一世的灾难，让我们的神经在疼痛。
建国以来，黄河虽未决口，但安澜之中潜伏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未能得到根本遏制，大量泥沙淤积河道，河床继续增高，“地上悬河”的形势日显险峻。一遇大水，决口改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答案在于黄河下游河道滩面比河南新乡市的地面高出二十米，比开封市地面高出十三米。不太多的资金，老化失修的防洪工程，使下游四省一百多个县市、七千多万人口，始终处在洪水的威胁之下。
这些灾难，是我们人类给黄河制造的。黄河断流，大概也与近年来的地球气温变暖、自然降雨不匀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人类超量引水有直接联系。黄河污染，纯粹是人类目光短浅、麻木不仁、一意孤行，只求私利、不求众福的恶果，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悬河”是因为长期人口无序增长，黄土高原乱垦滥伐，植被惨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黄河的这三大危机，是中国中西部生态整体恶化的必然结果，是大自然向人类提出的黄牌警告，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紧张恶化的产物。
人对自然、对河流一开始就是诚惶诚恐的。只是由于人类组织的高度发展、科技的迅猛进步，人类在自然面前采取了藐视和轻薄的态度，以至于在上世纪一些特定时期，出现了“战天斗地”、“征服黄河”这样的口号，甚至将黄河这样一条自然之河与意识形态政敌紧密联系在一起，宣称要“战胜蒋黄”。
今天，尽管我们已从形式上放弃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但从心理定势上我们仍坚守“人类中心”，坚信科学神话，认为科学技术最终将使自然驯服，成为勇敢的征服者。这种征服者倘若不改变，果真有一天，先进技术的成果会蜕变为具有极大毁灭力的炸弹。不止一位治黄专家说，在大江大河上建立密集的水库群，就等于把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一盆盆蓄起来，按照自己的当前利益任意调度，想蓄就蓄，想放就放，直接后果是削弱了黄河的造床功能，造成下游河道的“滩槽不分”，小流量、高水位、大灾害。
二十世纪已走过历史，事实已经悄悄告诉我们：那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兴建于河南西峡谷的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个大库容的水利枢纽工程，被我们誉为“新中国第一坝”、“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摇篮”，把黄河变清全部寄托在这里。但它所带来的移民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社会阴影；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迫使潼关高程一直在长高，渭河下游眼睁睁看着步了黄河的后尘，成了地上的又一“悬河”。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乐观地认为，水土保持工作很快见效，十五年时间，就可以将黄河的泥沙减少一半。现在呢？入黄的泥沙减少尚不足三亿吨。黄河洪、凌为患，史不绝书。兴建于山西和陕西峡谷的万家寨水库，由于在设计中未对内蒙古河段凌汛因素充分考虑，大坝刚刚截流，就使内蒙古河段水位抬升，形成举国关注的一九九九年重大凌灾。地面空中部队并肩作战，一场现代化作战演习使这场灾难化险为夷。按照国际标准施工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奠礼刚刚结束，又使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一库定天下”的幻想。
这些认识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太高兴过早。因为对黄河，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完全搞清楚。黄河存在多少年，我们就得认识多少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外水利专家曾预言，华北平原将变成一片大沙漠。试想，如果黄河从郑州花园口开始常年断流，下游两岸千里平原得不到黄河的客水补充，淤积千百年的黄河河床必将飞沙滚滚，越过长堤，那么华北平原的命运真的被外国人不幸而言中！这些灾难一旦构成，可能是中国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倒退。
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保护黄河意识在中国的崛起和普及并非易事，有许多方面还需要从启蒙入手。黄河的一时治理并不等于黄河文明的形成，更不等于黄河文明的建立。我们对黄河动的工程大手术，已经严重威胁到黄河本身的存在，若黄河一旦消失，必将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说得现实一点，几十年建设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整个国民经济的部署将被打乱。因为，黄河流域横跨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处于承东启西的重要过渡地带，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点的西移，作为中西部地区生命线的黄河，二十一世纪进入大规模开放的新时期。
中国当代伟人毛泽东面对黄河，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之水涨上天怎么样？解放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第一次外出视察，满心忧虑地来到了屡次决口的黄河岸边，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他年过七旬的时候，还想徒步策马去探黄河源头。一九九九年六月，江泽民沿黄河一路视察，他对治理好黄河水害的意义作了精辟阐释，并号召全体中国人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诚然，对于现代中国，没有比失去这样的万里长河更为悲哀的事了。黄河生态的恶变，不仅是黄河的忧患，不仅是数千年中国的忧患，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