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小征小战的能手不一定是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也不可能是个能征善战的将士。马谡读的兵书不少，精于战略，拙于战术，会出高明计策，缺乏实践经验。刘备早已看出马谡志大才疏，临终前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众将推荐魏延或吴懿作先锋，但诸葛亮执意孤行，违众将之意，推荐马谡前去镇守街亭，致使街亭大败，酿成千古悲剧。晋史家习凿齿评说：“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亮受诫而不获奉承……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诸葛亮自个儿也在《街亭自贬疏》中自责：“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他虽然也指责马谡“违命”，但作为主帅，选将不当，授任无方，应承担更大的责任。马谡抢占制高点，在兵法上并无错失。他同意王平分兵扎寨，形成掎角之势，也不失为应变之计。如果当时诸葛亮增派支援部队及时参战，形成一种山上弩机齐发，箭下如雨，支援部队实施反包围的局面，街亭之战肯定会是另一种结果。诸葛亮让马谡成为远悬于外的孤军，自己屯兵祁山，滞留不前，加速了马谡的覆败。因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材，管、萧之亚匹”，但又指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即便陈寿对诸葛亮有成见，这一评价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谈。
毛宗岗说得好：“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关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空谈误国误事。毛泽东是我国兵法史上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错不在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当。张郃围困马谡的时候，诸葛亮应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郃展开决战，定能战而胜之。
街亭一役，是蜀汉北伐战争中最有影响的一场战役。蜀军表面上丢掉的是一座城池，实质上导致出击祁山之战劳军伤财，伐魏前功尽弃，无功而返。
古代战争，军败治罪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在诸葛亮下令处死马谡时，蒋琬劝阻道：“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着眼泪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张休、李盛也被杀，黄袭被开除公职。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父亲陈式是马谡的参军。失街亭后，陈寿的父亲和马谡一样受到处罚，马谡被诸葛亮投进大狱，死在狱中，陈寿的父亲受到髡刑的处罚，就是削发。剃去头发，一种象征性的惩罚措施，也是一种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陈寿的父亲把他在失街亭当中满腔的义愤和不得志寄予他儿子陈寿的身上，从小对陈寿要求非常严格。
“诸葛亮斩马谡——不念旧情。”失街亭、斩马谡是悲壮的历史，评书说、京戏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在我看来，诸葛亮用人失察，实在让人感到遗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实在需要历史精神的不断滋养、提醒、警示了。但谁也改变不了那一幕幕历史悲剧的上演。他们有大家风范，却没有大将风度，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他们缺乏一种心理的成熟和倔强，他们只能在沉闷和迷茫间徘徊。他们背负着正统的阴影，呼吸变得粗重而压抑，目光变得拘谨而呆滞，步履变得沉重而蹒跚。他们试图抹去昨夜的故事，去圆前夜的梦境，但圆来的，又不是前夜的梦境，只是今天的游戏。
更为有趣的是，街亭之战，魏军主将是张郃，司马懿与此战无关。可是，宋元以后的平话、戏曲、小说却将诸葛亮的对手改作司马懿。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已被改编为无数的不同版本、类型的游戏及影视剧，传播的大小事件连儿童们都知道，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历史。
张郃，智谋双全，喜文好乐。早年投奔韩馥，韩馥兵败后归顺袁绍，在袁绍帐下屡建奇功，很快提拔为中郎将。在官渡大战的关键时刻，袁绍派遣将军淳于琼运粮督屯于乌巢，距离大本营二十公里。曹操知道情况后，计划偷袭乌巢，放火烧掉粮草。张郃向袁绍建议，“宜引兵救之”，袁绍没有听取建议，反而仿照“围魏救赵”战术，张郃再三建议，袁绍才派遣一支骑兵支援乌巢，最后乌巢被大火吞噬，袁绍大败。张郃被人诬陷，一气之下投奔曹操。曹操万分高兴，拜为偏将军。张郃东征西讨，出生入死，渐渐地成为曹操的心腹爱将。
《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既精通兵法又有实战经验。派子侦察、亲自巡哨、摸清守将，断绝水道、围而不攻、放火烧山，以及多次设伏等，表明其人非等闲之辈。历史上的司马懿，此时确未曾与诸葛亮交手。如果按照史实，将诸葛亮一出祁山兵败而返的对手写成魏国一员大将张郃，无疑会贬损诸葛亮的形象。作者“张冠李戴”，以同样多谋善断的司马懿来映衬诸葛亮，着实让人深感“诸葛大名垂宇宙”。
四
街亭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没有踪影。《三国志》中的人物传记，也只有寥寥数语。我以为，在煌煌二十五史中，《三国志》记述是最简单的。同样，街亭战场也遭到了中国诗人的冷落，只有这么一首诗：
失守街亭罪不轻，
堪嗟马谡枉谈兵。
辕门斩首严军法，
拭泪犹思先帝明。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马谡的悲剧，掩盖了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悲剧，使一代悲剧的制造者成为一个完人。
街亭，作为悲剧色彩的古战场，其具体遗址一直是历史上扑朔迷离的疑案。说法颇多的是：
一是《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郡有街泉县，略阳道。
二是《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略阳，有街泉亭。”
三是唐代杜佑的《通典》：“陇城（县），汉略阳道，故城在今县西北。有街亭泉，蜀将马谡为魏将所败处。”
四是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陇城县，中，西南至州（秦州）一百二十里。本汉略阳道，属天水郡。初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隋开皇六年改为陇城县。又有街泉亭，蜀将马谡为魏将张郃所败。”
五是北宋地理学家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载：“陇城县，东北一百二十六里。街泉亭，俗名汉街城。在县东北六十里，汉立街泉县，以属天水郡。即三国时马谡为张郃所败之处。”
六是《秦安县志》：“东北百里曰高妙山，曰丹麻峪、故丹麻驿也。曰断山，其山当略阳南北之衡，截然中起，不与众山连属，其下为连合川，即马谡覆军处。”
七是《秦州志》进一步指出：“断山，其山当略阳之衡，截然中处，不与众山连属，其下为连合山，即马谡覆军处。乾隆十四年，知县蒋允焄嫌名不祥，改称龙山。”
亭最早产生于周朝，设于边境，称为堡亭，设有亭吏，是地方治安管理的一种设施，秦汉时遍布全国各地。《通典·职官》记载道：“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中国交通史》也说：“亭，留也”，《释名》进一步解释道：“亭，停也，人所停集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亭设置在交通线上，是最基层的行政管理机构。亭负责民政事务和社会治安，又负有管理交通的职责，配备兵士五人，兵器若干。观察亭之设置，全部设在河谷地带。根据前人分析，最早设置的亭叫秦亭，亦称育故亭，约在公元前八二一年——公元前七六一年间在张家川县设置。
据老人讲，龙山镇十子有一眼泉，泉周围用木头打桩围了起来，十子西面是个大涝坝，在涝坝周围主要是牛羊市场。后来，人渐渐多了，泉和涝坝用土填平了。
二〇〇八年，龙山镇进行小城镇建设，拓宽街道，沿街的房屋要全部拆除。我妹妹家住在十子，二〇〇九年修两层楼，地基挖了两米多深，我特意观察了地层，深处是一层层淤积的泥沙。
因此，泉就处在龙山镇到张家川县、清水县的路口上，是当街之泉，为街泉。从名字看，泉是官方看护的。后来，亭的职责范围和社会功用发生变化，将亭作为点缀，与园林建筑结合，成为一种建筑形式。
为了解决吃水问题，人们在东关挖了一眼泉，叫官泉，共有两眼，泉水甘甜清冽，千百年来是龙山镇回汉人民吃水的泉。叮叮当当地来，咯咯吱吱地去，构成了龙山镇最为繁华的人文景观。
无论多么干旱，此泉一直有水。传说泉在龙脉之下，是一眼龙泉。汉族人在泉上修了一座庙，雕刻的是龙王像。天旱时，他们带着虔诚和执著，透着沉重的悲凉和惶恐，透着殷切的渴念和期盼，总请人祈雨，舀上几勺水，便能引来阵阵雷声，顷刻间瓢泼大雨撒向久旱的大地。一九八四年夏天，祈雨引发了洪水，连在河道两旁摆放待买的木头、煤炭、西瓜被大水冲走了，农民割来的麦子也被大水卷走。龙山镇年老的人清楚地记得，泉上有亭，全木古式建筑，雕梁画栋，精巧细致。只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拆除了。现在，官泉的背后修建了一座戏台，在泉上按原样重建了龙王庙。
以其用武之地曰略，治在陇之南曰阳。我认为，先有泉，后有亭，再县名和道、郡名，街亭、略阳、断山、龙山。
按照《汉书》后人注解，西汉时街亭县同时设略阳道，属天水郡管辖。天水郡是公元前一一四年从陇西郡分开设立的，管辖十六县。道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治所的称谓，当时略阳道是氐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氐人的发迹地。
陇是凉州要隘，东汉为了控制陇右，废道置县，移州封侯，撤街泉县置略阳县，将街泉县降为街泉亭，废略阳道和戎邑道，两道并入略阳县。这就是《后汉书》里略阳县有街泉亭。
公元前一〇六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个刺史，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十三刺史”。凉州治所在地陇县，也就是今天的张家川县，成为陇右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基本上管辖现在的甘肃省和宁夏的部分地区。
为什么取名“凉州”？因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陇城，陇县故城。公元二二〇年，魏文帝把凉州移到甘肃武威。到了后魏，陇县改置陇城县，属于略阳郡管辖。所以，我们在李贤注释和杜佑的《通典》里，他们所说的陇城，也就是陇县故城，略阳在陇城县西北方向，也就是略阳地处张家川的西北方位。
陈安，十六国时前赵陇城人，也就是甘肃张家川人。《晋书·刘曜载记》称，陈安原为晋将，后投降匈奴人刘曜，后又叛刘曜。陈安十分勇猛，左手执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人称“左关右张”。近战刀矛俱发，远战则纵马驰射，十分威风。刘曜攻占长安后，他在陇右组织武装，自称秦州刺史，反抗前赵。公元322年，众至十余万，在陇城自称凉王。次年，刘曜亲率军围攻陈安，他战败被杀。由于陈安对将士至为优厚，他死后，人们十分想念，因此为他作了一首《壮士之歌》，称他为“陇上壮士”。大诗人李白，也做了一首诗来赞美陈安。
公元七六二年，吐蕃占领陇右，陇城县城被毁，老百姓被逼迫穿胡服，大部分沦为奴隶。到了公元八四九年，唐朝收复陇右。到了宋代，陇城县才挪移到现在的秦安县陇城。就现在的线路，秦州即现在的天水市，距离张家川县城六十公里，秦安陇城与龙山镇距离十五公里，这与史书记载相符。
秦安县建于金代正隆二年。由此，我认为秦安在宋以前不处于交通线上，我以为前人所释街亭“在县东北六十里”即街亭在陇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前些时间，我又看到某学者的考证文章，说街亭在秦安县陇城镇，略阳在陇城，并将街亭与列柳城的位置颠倒过来，旁征博引，言之凿凿。这样的结论即使从史料角度也不能自圆其说，也根本有悖于历史面貌的真实性。陇城在龙山镇西面，列柳城在龙山镇和陇城中间，倘若街亭大战发生在陇城，那高详就处在街亭大战的前沿，岂不受到张郃的直面冲击。学者的认真精神让我感动，我感谢他对街亭的关心。但是，感谢之余，对他的貌似“板上钉钉”的结论，我们确认应慎之又慎，绝不能给后人留下疑虑。
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水经注》，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文献，影响和带动了世界性的一道靓丽的学问。卷十七渭水记载：
其水（瓦亭水）又西南与略阳川水合，水出陇山香谷西，西流，右则单溪西注，左则阁川水入焉。其水又西历蒲池郊，石鲁水出东南石鲁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历略阳川，西得破社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蹄谷水，并出南山，北流于略阳城东，扬波北注。川水又西径略阳道故城北，埿渠水出南山，北径埿峡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之杨城。元始二年，成帝罢安定滹沱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夜袭击嚣，拒守将金梁等，皆杀之，因保其城。隗嚣闻略阳陷，悉众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亲将救之，嚣走西城，世祖与来歙会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盖嚣所堨以灌略阳也。
由此，可以证明，略阳川水在连合川以东称为略阳川水。略阳川水和略阳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是从关中进入张家川境内北面的主要通道，为秦代修筑，古称番须道，沿此道可达张棉驿、华亭县和陕西陇县。
翻越关山，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有陇山道、番须道两条道路必须经过略阳。陇山道和番须道都与略阳川水相拌，自西向东经过略阳。这里所说的“一水”，就是发源于张家川县张棉驿乡和桥子沟的水通称为略阳川水，它与发源于宁夏西吉月亮山的葫芦河（古称瓦亭水）汇合后，共同注入渭河。“二川”就是略阳川和连合川。据张家川县志记载，略阳川水在县境内有主要支流九十二条。
东汉初年，天水氐人隗嚣在陇右建立“汉复”政权，反对王莽。刘秀夺取中原后，隗嚣与公孙述结成联盟，派大将金梁镇守略阳城，并截断陇山道，阻止刘秀西进，企图割据一方。
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东汉史学家。新莽政权推翻后，京城大乱。班彪为了逃避灾祸，举家投奔偏安天水的隗嚣。隗嚣就天下形势与归属问题和班彪讨论时，班彪看出隗嚣想割据称雄分裂天下，劝他像百姓一样“思仰汉德”，复兴汉室，隗嚣根本听不进去。班彪就写了《王命论》，论述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的原因，说明王者兴国，必须依仗天命，不是单凭欺诈和暴力所能得到的。想以此启发他，隗嚣始终不听，班彪离开隗嚣，投奔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对他非常敬重。于是，班彪帮助窦融谋划归顺刘秀，窦融率领军队向东挺进，与刘秀一起共同夹击隗嚣。在大军出发前，班固出生了。
略阳，犹如隗嚣的山地防御体系的腹地。
公元三二年，刘秀部将来歙率领两千人，从回中北上番须，然后向西，在茂密的森林里，翻山越岭，伐树开道，他们衣衫破碎，手上起茧，脚下淌血，砍的砍，搬的搬，在山梁上砍出了一条小道。
他们在龙山镇北边叫做“树坡里”的地方休息了几天，派出探子，仔细查看略阳地形，晚上突然发动袭击，占领了略阳。刘秀获得中郎将来歙占领略阳城，高兴得对左右说：“略阳，嚣所依阻，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