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走的是邻居陕西的土地，但其间的一草一木往往凝结着祖辈几代人的艰辛和希望，甚至还有一个百姓毕生的成就感。因此，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苦斗。辛劳换来了归家的欢乐和幸福，当他们迈着脚步走向自家院落时，那一段心路历程是多么悲壮。只要麦客回到家，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来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带来了什稀罕物品。父母问前问后，老婆默默不语，儿女们欢天喜地。有时，小队给麦客一块白洋布，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稀罕之物。麦客能收到白洋布喜出望外，那是老婆孩子的欢笑。拿到衣服、电子表、装饰品时，他们比划着，埋怨着，嬉笑着。农民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等娃娃散后，这些下苦人小心翼翼地取出血汗钱，右手放到嘴跟前，哨音般的一股口水沾到三个手指头上，用心细细地整理，像是在整理一部家族的经济史。
我父亲以领我的两个堂哥为由，在陕西千阳县草白沟割了一天麦子，挣了十一元钱。那时七分钱一碗素面，一角钱一碗荤面。那时是小队雇的，给工钱。
麦客这种苦旅，仿佛遵照内在的规律，年复一年，从西向东，又从东向西走来走去。被风雨剥蚀得凹凸沧桑的脸上，宛如一条条山川密布的岁月沟壑，蕴含了多少的苦难和坎坷。
麦客的形象，是由心力的付出而建立。虽然他们时刻都经受着苦难，但很少听他们对苦难的诉讼。
他们总是矮矬着身子，佝偻着腰脊。种种纷繁芜杂的家事农事，使他们没有了魁梧和挺直。在他们头顶上，生存像悬着一条无形的鞭子。这鞭子，不时地抽打着他们，驱逼着他们。
五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麦客的理解过于浮浅了。我怀疑我们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同情的目光去俯视这一个个麦客的喜悦、无奈、苦涩与困扰。陕西农民对麦客既讨厌又离不开，心情很复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家雇请了四个麦客，在割麦闲聊中，他们给我讲了许多心酸事。
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那时，整个穷，在家很难吃饱肚子。从贫瘠的黄土高原来到八百里秦川，麦客能吃上白面条，简直像过年一样。为了给家中老小带回一些馒头，他们千方百计地藏几个。中午，“掌柜的”把饭拿到麦地里，他们放下几个麦捆，坐在上面，一边吃一边琢磨着藏馒头。乘“掌柜的”不注意，将两三个馒头藏在麦捆下。等“掌柜的”一走，他们立即用镰刀将馒头切成片，放在麦捆上面晒干。一天下来，他们能收藏五六个馒头。就这样，他们将这些干馒头片带回家，让父母老婆娃娃尝尝。就这一袋袋干馒头片，养育了不知多少甘肃人。日子久了，就被“掌柜的”发现了，认为这是小偷小摸。吃饭得看掌柜的心肠，有时“掌柜的”盯得严，麦客就四处张望，问这问那，时间一长，麦客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山，“掌柜的，掌柜的，兀搭是个啥山？”“掌柜的”说那是个“偷馍山”。三碗下肚，打个饱嗝，吃傻了一般，呆呆地相互望着，一边用厚厚的掌心抹一把油嘴，一边说吃美了。和“掌柜的”拉一会家常，下午接着割麦。
“‘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逛世界，不是漂泊天涯的狂放和浪漫，而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苦斗和追求，是脚踏实地的坚守和耕耘。改革开放前，麦客赶场是为吃个白面饭，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见饭就忘了命，听大人说，有的人吃得太饱最后活活地给撑死了。
那时，生产队集体请麦客，然后分派到各家各户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好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经常连吃带拿。说一个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来，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有一次，我在哈密见到一位陕西宝鸡的年轻人，我问起这些事的时候，他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说那些人坏得很。
提防麦客是陕西人的一种习俗。请你来割麦，每天三顿饭，地头一壶水，一包烟。一天把麦子割完，给完钱走人，晚上别跨进家门一步，是死是活没关系。“掌柜的”家的女人们要把家里该收的物件藏起来，也不会把女孩子单独留在房里。
在“掌柜的”的家里受多大的苦都不计较，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刁蛮奸猾的“掌柜的”。解放前后，有些麦客割完麦领上钱刚出村口，陕西人手提铁锨、镢头、木棍，前来抢钱。有些麦客晚上睡在乡村附近，农村地痞“二道毛”眼盯着这些下苦人，他们拿着家伙前来抢钱，好多人的辛苦钱全被抢走了。有些麦客气得全身发抖，晚上偷偷到村里头放把火，烧一些柴草，吓唬吓唬，发泄心中的不平。
夜幕降临，麦客三五成群，拖着疲惫的身体，从麦地里陆续赶回小镇上歇脚。城里人身着入时的夏装上街纳凉，当麦客经过时，身上散发着难闻的异味。城里人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臭死了臭死了，把人给臭死了。麦客耷拉着脑袋，径直走向房檐下，找一块栖身之地。房前檐下，村边麦场、在冰冷的石阶和水泥地上，麦客们就势倒地，解开随身背的尿素袋子，取出破毡子铺上，枕着自己的蛇皮袋，这就是麦客们最舒坦的床。他们常常交谈一天的经历、经验和收入，打听来自不同村寨的行情，思忖着来日的去向。割完麦，又走了十来里路的麦客们这会儿乏得像散了架一样，舒舒坦坦地进入梦乡。秦腔里有一段词儿这样形容：“生了娃的女人，卸了磨的驴，舞乍镰的麦客，淋了雨的鸡，乏是呆的”。
麦客都是苦命人，席地而卧，时梦时醒。鼾声四起，有的抽烟，有的转悠，有的还在东扯西拉地闲谈消遣，诉说家中的辛酸事，打发缓慢无聊的时间。麦客们对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曾自嘲说：“麦客子出门，好得很，是天天过年，夜夜娶亲。”关中昼夜温差大，麦客们常常凌晨三四点钟被冻醒，披着衣服到处乱转。
麦客们最怕下雨，麦客躲在屋檐下避雨，脸上写满了沮丧、忧伤和无奈。他们聚居在屋檐下，用睡觉来打发这倒霉、无聊且漫长的日子。睡醒了，难免忧心忡忡地看着茫茫的雨天，心生几分无奈和悲哀。叹道：哎，这场雨下的，今年算是白来了。火气大的咒骂几句，再同别人一样蹲在屋檐下，瞅着灰蒙蒙的天色。遇上连阴雨，没人管饭，饿极了的麦客就到麦地里揪一些生麦，用自带的茶缸煮着吃；有的说尽好话，沿街乞讨；有的端着碗来向陕西人要些开水，拌好炒面，蹲在墙角，取出干裂的馒头狼吞虎咽。因此，陕西人又把甘肃麦客叫做“炒面客”。
“就是下苦人”这句麦客常说的话中，饱含了他们离乡背井的失落、自卑、懦弱的全部感受。俗话说，人穷志短。麦客人穷胆小，不爱惹事。麦客们和“掌柜的”已经习惯了这种主雇关系，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遇到争执被欺、被辱、被打骂，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只求息事宁人。“下苦人低人三等”，这是麦客们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古训。在关中赶场受欺负，麦客心里头骂上几句，“你个狗日的能啥呢？”出一口积压心中的怨气。
割完麦量地算钱时，麦客的脚就是尺子，两步一叉，二百四十叉为一亩。有些“掌柜的”想让麦客多割麦，少付钱，一亩地少算二三分地是常事。为了一二分地，一旦动起手来，吃亏的往往是麦客，有的麦客被打死打残。麦客们怕“掌柜的”喊来村里人动家伙，只好自认倒霉。晚上，当麦客熟睡时，有的故意走到睡在地上的麦客堆里，一边吐唾沫，一边骂“亏你先人的挡啥呢”，一边吆喝一边用脚踢。
千百年来，“掌柜的”和麦客之间的是非恩怨一直延续着。一九八八年，我家雇了四个庄浪人割麦，有一个年长的给我讲了两个故事，有一回，他们县的一个麦客割完麦后掌柜的不给钱，结果又吵又打，愤怒的麦客于是跑到当地政府告状，碰上了个好官，不仅讨回了工钱，还得到了赔偿。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麦客在烈日下割麦，中午，“掌柜的”叫来几个麦客，不让老汉割了，嫌老汉割得慢，老汉使劲求情下话，“掌柜的”就是不答应。几个后到的麦客与老汉不认识，越听越看越生气，他们指着“掌柜的”鼻子说：“老汉都能给你当爷爷了，你咋能这么欺负人家呢。我们今天一分钱不挣都行，你非得让老汉把麦割完不成。”“掌柜的”一看麦客人多势众，答应了麦客的要求，还提前付了钱。
这些浸透着生活磨难的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成为人们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符号。此刻，往往这些互不认识的下苦人，不再为你是那个地方的或者我看不惯你而耿耿于怀，也不会再低三下四求人。同为下苦人的观念，冲洗了农村里的琐碎和狭隘，只留下了患难与共的浓浓乡情。贫困、痛苦的巨掌把他们捏到了一块，他们会哼上几句花儿和秦腔，在凄凉无奈中透出心底里的憧憬：等日子好了，你们这些狗日的抬轿子请我我也不来。
不难想像，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关中、为他人割麦子的农民，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辛酸的故事。“洋燕麦”高亢、苍凉、苦涩，回响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深山老林中。歌声中，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麦客迈着沉重的步子默默赶路。于是，花儿唱得更凄楚悲凉了：
金色的麦穗扎人的芒
叫人好不动心
这正是
白面馍好吃麦难收
想来想去常想你，
想得眼泪常淌来。
前半夜想你满院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