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布谷，历来是中国农村繁忙劳作的象征。每年五月初，“旋黄”，“旋黄”，总能听到几声清脆悠扬熟悉的布谷声从窗外传来，立刻撵走爬上心头的懈怠、倦意。麦收时节到了，摇曳着庄稼人的心旌。农民们听到这个声音，兴奋得彻夜不眠，“嗨嘿哟，一年盼个麦儿黄，不想老婆不想娘……”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他们互相询问着，约定时间，收拾好简单的行囊，早早地与妻儿们一起进入梦乡。
当乡亲们在墙外大喊名字奋力拍门的时候，年幼的儿女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他们粗粗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儿女的脸蛋，随即戴上破草帽，手握镰刀，带上炒面（炒面由大麦、燕麦、黑豆等连皮磨细、炒熟，放入一小布袋中，沿途备荒，或下雨时没有活干就吃自己带的炒面。所以，陕西人把甘肃人叫“炒面客”。），随身带点冷馒头，背上行囊走出屋外。年迈的父母跟在后面，嘱咐的话语喋喋不休，给人家好好割，咱是个下苦人，石头大了弯着走，不要惹事……他们一边应付着，一边给蓬头散发的妻子安顿着、交代着。
就这样，他们像候鸟一样走出沟壑梁峁，飞越关山，成群结队星夜兼程一路直奔陕西，在八百里秦川汇成壮观的麦客潮，替人割麦子，人称“麦客子”。
麦客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特殊的一个群体，衣衫褴褛，身份低微，食不果腹。他们生活在甘肃陇东、宁夏西海固和陕西西北部，这里风多雨少，霜期见长，加上四五月，大多数农民家里余粮告罄，青黄不接，有了上顿没下顿。关中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雨量适宜，小麦成熟期比甘肃、宁夏早一个来月，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这就用得着麦客了。
细想起来，当麦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他们无需人号召，他们知道关中麦子成熟的日子，携带几件旧衣服，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手握镰刀，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他们尴尬于生活的贫瘠，困惑于前途的迷茫，怀着对幸福的渴望，对光明的执著，以手足为舵，以勤奋为桨，年复一年，东退西进，弃绿逐黄，用艰辛的劳作换取微薄的收入，弥补家里急用。当时大家都穷，劳务价格低廉，有时还挣不回来去的盘缠。
一把镰刀闯关中。麦客是农民给农民打工，自己却是最困苦的劳动者。一身破衣服，衣着简陋，满脸风尘，蓬乱的头发，黝黑的胸脯，状如乞丐。
不管怎么说，陕西这块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中还是丰腴的土地，应该记住甘肃、宁夏的这些农民，记住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粗糙的双手，写就了一部厚重苍凉的麦客史。千百年来，麦客忍辱负重的劳作，是农民和农民的纽带。
二
农民是天底下最困苦的人，他们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甘肃东部、宁夏西海固一带，是麦客的发源地，重要原因是这一带自然环境不好。
这一带处于黄土高原腹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干沟裸石，十山九坡头，耕地滚了牛，靠天吃饭。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十年九旱”、“十年九不收”、“苦甲天下”。
贫瘠的土地，干旱的焦灼，可怜的收入，他们首先选择的，真正是陕西的关中地区。这里地势形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闻名全国的富庶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在甘肃人心目中是富裕诱人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公元前三三八年，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资治通鉴》第十一卷：“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陕西关中，麦子熟了，大片的小麦需要有人收割，期待着一支民间割麦队伍。大约从明代开始，甘肃农民千军万刃进关中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
生存环境的恶劣和连绵不绝的自然灾难，失去生活来源的好多甘肃妇女逃到陕西，嫁给陕西人；有的丈夫、父母亲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卖给了陕西人，换来十斤粮食。为了活下来，有的回族妇女嫁给了陕西汉族人。好多甘肃人的金银财宝、传世之物让陕西人低价骗走了。在甘肃的亲人希望得到亲人的救济，逃难去的亲人又呼唤着亲人去看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好多甘肃人自发到陕西领回亲人，或给陕西人割麦子，换取一时的温饱，还能为一家老小带些白面馒头改改馋。
他们把迷茫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人的强韧筋骨换取暂时的温饱。他们几乎没什么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其艰苦，又极其悲怆的文化奇迹。他们可以选择远走他乡，日暮乡关何处是。他们没有选择离去，传统的乡土意识拴系着他们。他们像麦子成熟一样，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由南迁北，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寻找生路，混营生。一路走一路割，六月天，到家了，正好家里的麦子也黄了。来回四五十天，赶场成了甘肃、宁夏农民吃饱饭、挣钱的主要途径。这种季节性的麦客潮是中国西部农村最早、最原始的劳务输出。
我案头有一本《清诗纪事》，是嘉庆朝的一卷，这本诗集中有吴振棫作的一首古风《麦客行》。吴振棫，字仲云，号再翁，是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云贵总督，著有《花宜馆诗抄》。他是一位能够体察民情的清官，在《麦客行》自序曰：“客十九籍甘肃，麦将熟，结队而至，肩一袱、手一镰、傭为人刈麦。自同州而西安，而凤翔、汉中，遂取道阶成而归。岁既久，至者益众，官吏惧有意外之扰，颇逻察之，不能禁也。秦人呼为‘麦客’。”
连畦被陇麦欲黄，
麦客麦客来河湟。
从朝割麦逮曛黑，
无田翻比田夫忙。
一村复一村，
一县复一县。
百里千里两脚遍，
姓名乡贯谁细辨？
但里今来傭贱，
傭值贱，奈何人日受钱百？
村蔬甚肥村酒白，
持以供客客意适。
儿能腰镰妇亦健，
自有筋力胡爱惜？
序和诗真实地记录了甘肃麦客涌入陕西割麦的生活画卷，是苦难命运的见证。起早贪黑，割麦活重，待遇低微，比有田有麦的人还要辛苦，每天能挣到一百文工钱。一日两餐，也不过是村蔬薄酒，但麦客们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徐世昌《晚晴移诗汇话》说吴振棫“目之所触，亲身所历，关民生疫苦者，累觑重噫，长言咏叹”。麦客现象进入他的视野，并发之于歌咏，予以同情，这实在让我们感动。
稍微知道中国版图的人都了解，陇东是黄土高原的一脉。在甘肃民间，至今流传着关于麦客的传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有一年出征兵败，被敌追杀，逃到关中，当地人正忙着收麦，没人愿意救他，皇帝便扔下两句话：“东种西收，西种东不管。”当地农民听了此话，觉得此人来头不小，于是救了皇帝。
如果说麦客的老祖宗去赶场是奉了皇帝的旨意，后来的麦客们则是“挣钱不挣钱，挣个肚儿圆”。过去在家一年吃不上几顿饱饭，只有给人割麦时才能放开肚皮吃。人民公社化时生产队管得紧，也没能挡住有些人偷偷跑出去赶场，赶场既能挣点零花钱，还能吃饱饭啊。
因此，历史可以证明，中国西北农民的辛劳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关中与其说是农民的淘金处，不如说是历代西北农民渴望温饱挣钱养家的寄托点。于是，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的农民，背上炒面，从家乡到关中几百公里的山路，他们全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流徙辗转，伤病变故，历尽辛酸。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缺乏，期间的辛劳和酸楚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为了混个肚儿圆，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
三
麦客是陕西关中夏收的功臣。每年夏收时节，关中人像盼援兵一样盼麦客。风调雨顺，滚滚麦浪长势喜人，他们天天到麦田里转悠，时不时揪一根穗子，合掌一搓，掌心裸出赤红饱满的麦粒，吹一口，丢到嘴里，脸上漾过一丝得意的笑容，他们匆忙跑到小镇上去看麦客来没来。
并不宽敞的街巷，显得格外纷乱而拥挤。在城里，没有人注意他们，偶尔有些好奇的人们会停下来看他们几眼，看看麦客与往年有什么变化。穿着漂亮的孩子们指着成群结队穿过城市街道的麦客队伍大声惊叫：“麦客子，麦客子。”这些城里人看得多了，有轻蔑，有嘲笑，有些瞧不起。这些眼神，是中国城市对农民的评判。这些眼神，是城市对农村大不敬。
麦客们不在乎陕西城里人异样的眼光，大声说笑着，打听麦场的行情，确定一下具体方向，准备继续往东赶。
第二天清早，麦客们纷纷启程，一个县一个村的麦客聚合成一支小队伍，逐渐汇成一个数百人的“东征军团”。他们先来到最东面，渭南、西安、咸阳、兴平、宝鸡，一路按时令过来。
常言说，麦黄一夜，人老一年。“龙口夺食”，家家户户都要请麦客。早晨六点，他们肩并着肩，夫妻同行，兄弟父子爷孙结伴，同村乡亲相随，回汉相携，在灰蒙蒙的晨光里，在自然形成的劳务市场周围或坐或卧地说笑着，眼里装满憨厚与期待，黝黑的皮肤油亮油亮，紧盯着来往的人，等待“掌柜的”前来挑选。
陕西农民，被麦客们尊称为“掌柜的”。每当有“掌柜的”来时，他们眼睛一亮，立即来了精神，张动厚厚的嘴唇和布满烟垢的牙齿，簇拥过去。他们和雇主讨价还价，一旦价钱太低，嘴一撇就说：“我还不如睡下哩！”有的“掌柜的”歪着脖子说：“乡党，镰钱不错了，还蹲在地上给球算卦呢……”
麦客与雇主交易，全由“麦王”出面。“麦王”是一个地方麦客的头儿，由麦客中能说会道、机巧聪慧、能审时度势者担任，是麦客利益的全权代表。麦王手拄一根木棒，会唱“洋燕麦”，负责跟雇主讲价。一旦与雇主商量好工价，麦客中没人再敢变动。有了纠纷，也由麦王出面处理解决。他们往往在“掌柜的”压底价格时，往高处一站，四处张望，大喊一声，与雇主讨价还价。等麦王谈好价钱，麦客纷纷背起被褥，拿起镰刀，嘴角带着憨憨的得意的笑，走在反背着手挺胸抬头的“掌柜的”后面，佝偻着身子踩着大步。
剩下的人散了开去，悻悻地回去坐着卧着，继续等待。
千百年来，麦客闯关中凭的是一把镰刀。陕西秦腔有这么一段唱词：“姜太公钓鱼用直线，伍子胥白发出昭关，孔明摇的是羽毛扇，麦客耍的是一把镰。”镰刀快不快，看能不能断发；麦割得好不好，看你“吃手”咋样；拢得齐不齐，看手臂长不长、肌肉壮不壮。过去的镰刀是月牙形，现在的镰刀有了变化，是刃镰子，农民叫刃镰肘肘。刀片是长条形，两寸宽，八寸长，卡在柄头子上。长把，弯柄，可以省去一些弯腰割麦的辛苦。过去，陕西人看麦客的“吃手”，就是先让你吃，吃的多了自然力气大，割麦割得好，割得多。
中午，太阳像一口巨大的火炉，烧烤着六月的土地，毒日头抖着威风，在空中火球般燃烧，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热流，麦秸被烤得热热的，好像要燃起来。地上的暑气呼呼升腾，翻滚着热浪，胼手胝足，像闷在蒸笼里，汗水滴落在土地上。麦客大多背有点驼，但身手敏捷，动作利索。“老把式”有一套优美、简便、声力的割麦方式：左腿前伸，右手握镰，左手抓麦，嚓嚓嚓，三刀子下去就是一抱，两抱成一捆。前后两人搭档，在前面的快割，拧好腰扎子，只放一把割好的麦；在后面的再加上一把麦，负责扎捆子。多少年来，麦客这样的割麦标准被顾主打量着，审视着，评判着。
有一首名为《割麦谣》的“花儿”这样描绘麦客们的身姿：
提把割，
高把放，
捆下麦子扇子样，
垛下垛子馒头样。
麦客割麦，拱着腰，镰刀飞快地挥舞着，单调而悦耳。累了，蹲在树阴下坐一坐，用草帽扇一扇凉，喝茶闲侃，卷一两根旱烟，过过瘾。有的就地一躺，打起响亮的鼾声来。有时他们直起身子，向远处望一望，用舌头舔一舔嘴唇，尽情唱起“洋燕麦”，顿时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荡然无存。
“洋燕麦”，是麦客们自编自唱形成的一种山歌。既不像“花儿”，也不像秦腔，是陇东味的，字字声声包含着悲凉忧伤，麦客们喜欢唱，“洋燕麦”成了麦客大苦大悲中的“大乐”。麦客们割累了唱，走乏了唱，星夜兼程“赶场”时唱，忙了唱着提精神，闲了唱着打发寂寞。
麦客说“洋燕麦”是古时秦始皇修长城遗传下来的。那会儿苦哇。几个世纪来，麦客走关中，背着背篓，翻过关山，忙碌在山头沟溪，凄凉悲怆的歌声划破寂静的夜晚，忧伤而孤独地响彻在关中的大地上。
麦客丈量麦地一般都比较准。麦子割完了，麦客用脚丈量着麦地，背起双手，先步步长度，再步步宽度，然后嘴里不停地说计算起来。“差不多”，和“掌柜的”反复核实，指指画画。“掌柜的”合适着呢，我们都是些下苦人，屋里穷得很，你老人家就多给几个元。接钱时两手在衣服上使劲擦一擦，若“掌柜的”多给了几个钱，满脸笑容，忙说“掌柜的”你是好人，多谢了。数钱时一边眼睛里闪烁着辛酸和幸福的诗意。
这家干完了，拿上工钱，再佝偻着身子迈着大步走向另一家。衣衫成了黑色，步履沉重、迟缓，身子晃晃悠悠，麻鞋聚集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埂上。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
麦客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而劳苦。
四
这些为了混口饭吃的农民，写下了中国农民史上悲怆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艰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双手抚摸着它。赶场，习惯了，说是不去不去，陕西的麦子一黄就坐不住了，只希望能多割些天多割几亩麦。
听家乡老人讲，清代陕甘回民起义，陕西地方官曾在关山上设卡，禁止麦客进入陕西，但效果不好。解放前陕西有专门的麦客集市，关中农民雇请麦客割麦往往由村子出面，集体雇请。到了土改时期，要“割尾巴”，雇麦客的人被当成地主批斗。麦子种植面积大，人手紧，总不能眼看着让麦子在地里不割吧。因此，雇用麦客算不算“剥削”，在当地官员和群众中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地方党委曾专门作出规定：雇用麦客不算“剥削”，“因为算与不算并不影响本户的阶级成分，同时在本地区，请麦客子是普遍的现象。”（宝鸡地委政策研究室《土改简报》第四期，一九五〇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大队、公社不允许农民到陕西割麦，如果没有经过允许，回来要罚款，每天上交两元，还要扣工分。有的农民为了混个肚儿圆，说我的姑姑、姐姐、妹妹跑到陕西，有病了，家里有急事，反正就是乱说几个理由，死缠硬磨让大队、公社开个证明。有的不准假，连夜跑了，到陕西去割麦。那时候，麦客走关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身背马架，打着防蛇咬的绑腿，偷偷翻过重重山岭去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