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我对蒋子龙早期获奖颇为轰动的作品是很喜欢的。我喜欢他那种行文的气势，那种文气的阳刚之美。但我不喜欢他那种过分切近生活的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方法与选材角度。如果说，这不过是他的创作个性或曰风格，别人的喜欢与否、喜欢某一部分而不喜欢另一部分，其实都无关紧要。百花齐放我们不是渴盼多少年了吗？问题在于，无论蒋子龙式的切近介入多么可以作为一种艺术个性来理解，他所塑造的改革派企业家形象却未能尽如人意。
首先，作为虚构的企业家乔厂长，独往独来，包打天下，拨弄一个企业于股掌之上，指挥若定而攻无不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努力，就能做到，这不过是唯意志论；只要有英雄的领导，他的领导就无往而不胜，这不过是英雄的史诗。即便在中国的企业改革的个别例证中，不乏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也和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格格不入。
其次，作为超越了手工作坊时代的现代企业，和整个工业体系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链条涩滞而其中某节链环高速运转是不可能的，或者仅是极为瞬时的。换言之，一部锈结的机器上仅有一两只螺丝钉闪闪发光远远不够。一个企业家管好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带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影响一个系统……这不过是纸上谈兵，甚至是小农经济式的幻想。没有整个工业体制的战略变革，缺乏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潜能，英雄的乔厂长们终究没有用武之地。
近年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似乎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与还田于民同步，乡镇企业一下子松了绑绳。它们和依然主要受计划调控的国家大工业展开了一场并不平等的竞争，它们取得了几乎是不战而胜的优势。我们很难认为，农民企业家反而要比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更聪明。或者说，乡镇企业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造就了它们的成功，同时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因而，处处掣肘、转动不灵的乔厂长们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最初的纸上写出的光辉黯然失色。作家的可贵的责任感和真诚的希望到头来显出了某种错失。这样认识，无疑是对多年以前发表的一篇好作品的过分苛求。但我们也许还能这样设问：既然文学作品要迫切地介入生活，现实生活这把尺子为什么不可以反转来衡量作品呢？于是，我们到底还须认为：文学毕竟只是文学，虚构到底只是虚构。
就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水准而言，它终于摈弃掉“青天意识”和“英雄崇拜”。起码一些最优秀的作家具备了如此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先锋性和新潮性在中国文坛自有其积极的价值。
但现实毕竟是现实。中国最高决策者一声令下还田于民，八亿农民就混圆了肚皮。中国的工业改革究竟何去何从，沿海战略、商品经济、市场调节、股份制等等方针大计到底如何决断，事实上还必须依赖“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众说纷纭，各界精英献计献策，参与意识空前高涨，而中国还确实没有形成一个能充分体现各方意志的体制与环境。我们还不能不寄希望于领导者的英明，不能不乞灵于开天辟地的英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出了个大救星”，这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怪圈。
中国文人、中国文坛、中国文学，在这世纪末能否挣脱这个怪圈呢？
对此，我很难表示哪怕审慎的乐观。
独腿巨人的无奈
富有社会责任感、以社会良心自任的文学家，或关注社会弊病大众命运，或热衷灵魂拯救世道人心，可谓悲天悯人。甚至半通不通套用“终极关怀”这一高级词语自鸣得意，沾沾兮，翼翼兮，不类凡庸，脱俗而超尘。对芸芸众生的世相刻画，有时就未免尖刻；对滚滚红尘中拜金利己等行为的鞭笞，往往疾恶如仇。
写作这样一些文章来发表，这一行为本身无形中烘托了作家形象的高大、立足点的严正乃至精神的崇高。当然，个别真真假假宣称“玩文学”者可以不在此列。
公然诚实告白天下写文章只是笔耕换取稿费者也可以不在此列。于是这后两者也就往往被富于责任感的文学家鄙薄蔑视，为他们竟然也搞神圣的文学、自己不得不与之为伍而懊恼良多。
然而首先，认真弄文学和随便玩文学只是主观操作的区别，大家的作品虽有文野高下、雅俗良莠之分，本质意义上却都是某种商品。大家都用作品来换稿酬，在这一点上，谁比谁更绅士、更淑女、更高雅更脱俗呢？五星级饭店灯火辉煌，车马大店也门庭若市；有豪华超级市场，也有街摊跳蚤市场；雄健的大狗要叫，癞皮小狗也要叫。大狗懊恼，只怕小狗懊恼还要更多些呢！就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市场而言，倒是随便玩玩的文学更为适切市场行情更能卖得好价钱更像大狗。这时，那小狗的懊恼更带了些酸葡萄的滋味。
其次，凡操作家行当，凡写了作品拿来发表者，实在是一些最不甘寂寞的人。黄钟大吕不知是否敲响，瓦缶倒确实不住雷鸣。文坛因而热闹非凡丝毫不亚于喧嚣的市场，因而成为极其典型的“名利场”。作家非独要获取稿酬养家糊口，更希冀赢得身前身后名。我们可敬的作家固然喜欢宣称是为创造的欢乐为学术的进步为世道人心而写作而点灯熬油，但哪个敢宣称自己一丁点儿都不想名利二字呢？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许确实有人写了文章只为证明自己，顺便愉悦了读者，有如吹响一支短笛自娱、那笛声间或由微风吹入路人耳中。又怎能强说他追名逐利呢？但这毕竟不是文坛的主流，不是我们面对的作家群体的本质风貌。
不妨这样认为：抛却虚伪的粉饰和矫情的天真，作家为名为利又有何不可。
人生的多种需求和不同层次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君子爱财，只消取之有道；君子钟爱声名，不亚于爱惜眼珠；真个大名永垂不朽，岂不壮阔了社会人文景观。所以，有志者孜孜以求全国获奖、国际承认，甚至盯牢了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不能摘取这顶桂冠，不足以验证中华文学的振兴业绩和腾飞姿态。
于是，我们的文学对这一命题的关注造成和显出了迫不及待欲速不达的又一错失。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人才辈出如雨后春笋、新作问世如繁星满天。形势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创作实绩丝毫不弱于经济增长。一时“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品”之类的狂热喊叫甚嚣尘上，文化商品长期短缺形成的文学的畸形繁荣，也使作家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到无以复加。但我们如果做一点哪怕最简单的纵向比较，莫说与上个世纪初的文化伟人相比，即或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勃兴活跃风骚尽占的文人团体和创作实绩相比，我们目前的作家队伍无疑大为逊色。
整个作家群体学识不足、学力不逮、文化准备不够，文学视野不广。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多数国学渊博，六经通而四书熟，作小说对他们而言也许真是“小说”而已。其次，那时的作家，多数皆有自由出国的机会，因而具备了学习别种语言文化、取得另一文化视角的素质或曰境界。他们也许称不得学贯中西，至少是广有涉猎。因而，积贫积弱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文坛，也许并不曾拿得一手好牌，却多少挤进了世界文坛竞斗的牌局。这既得之于作家们自身建造的充分，也得之于他们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
而在国门长期封闭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蛮荒，在破败凋敝贫瘠不堪的园地，一朝狂长而自视甚高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巨人──至少自己这样认为就算什么巨人吧──先天营养不良。单一文化甚至是残缺破败的文化废墟所滋养的文学于是成为一尊独腿巨人。这情景不无悲壮，却也不免无奈。这样的巨人无法出行，不能上场，是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家里的汉子”也就是“门槛大王”。
且不论发展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文化乃至文学尽管呈现出多极，西方文化中心论却历史地占据了居高临下的地位。即便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公平竞争的奖项，我们平心自省一回：我们的文学达到那水准了吗？我们至今未能摘取那顶桂冠，仅仅是因为别人的歧视和偏见吗？
获奖夺标的急迫感如何无可，急功近利则不足取。君不见，现代后现代，新潮复新潮，理论学术界生吞活剥、迭合引进手忙而脚乱，评论家成套贩卖各种系统一套又一套，新潮作家追风赶浪嘶声叫卖上气不接下气。文坛始终热闹非凡，非凡热闹之余不知究竟建造了什么、剩下些什么。也许，大家争相卖弄一回，只是把西方曾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各种手法各种流派各种主义统通搬来匆匆登台表演那么一个回合，原意旨在不甘承认我们的贫乏。你有的我也有，洋毛子玩得了的我们也照样玩得了。其结果恰恰只证明了我们的果然贫乏确实贫乏，抢头碰脑学毛子一回，毛子正眼都不来瞧。邯郸学步，有了现代后现代的新版。
我们的近邻日本战后文学的繁荣勃兴举世公认，或者与它的经济繁荣强大整体国力居于第一世界有关。中华文化的重建，中国文学的世界认可，或者也将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实现。
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是一项复杂综合的“希望工程”。尽管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眼下中国作家的单兵苦斗似乎像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精神可嘉，可赞可叹。正是飞蛾扑火，燃起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希望。
有文化的阿Q
凡中国人，少有不希望中国强盛的。国力强盛，标志良多。其主要标志，应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发达繁荣，而不在于爆炸了几颗氢弹原子弹。比如那东洋日本国，国民自卫队整个军事力量受到限制，它不得制造什么原子武器；近年亚运奥运赛事，亦不十分景气；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它国力强盛。在足可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球经济对抗竞争中，小日本出尽了风头。这个昔日宿敌对我们的经济压力绝不亚于当年的军事入侵。
战败国日本人办到的，为什么战胜国中国人办不到？有一种非正式的说法曰：一个日本人不是一个中国人的对手，但三个中国人却敌不过三个日本人。这自然是一种简单而形象的譬喻，大致是想说明三个人已然组成一个社会、形成了某种结构，而日本人的社会结构或社团结构是相对合理更具效率的。明治维新以来，直到二战后在美国占领者刺刀胁迫下的全面改革，终于使日本完成了国家体制的转型和更新。中国当前声震寰宇的改革，已推进到这样的关键时刻：局部的调整修补无济于事，社会整体结构或曰体制必须彻底变革。
承认落后，泱泱大国放下架子何等不易；改变落后状况，事实证明更其艰难。而不再实行鸵鸟政策，敢于承认落后并且决心变革，毕竟是可喜的第一步。
然而，鲁迅先生笔下的伟大典型阿Q绝没有断子绝孙。Q兄传人总还在讳疾忌医，不承认头生癞疤；总还在认为祖居“未庄”比任何村寨都好，谁说别处好就是出卖未庄。未庄被攻破，心理上也决不认输。日本人使汉字而用筷子，简直绝对就是儿子打老子！阿Q之所以为阿Q，和他的愚昧分不开。但事情怕又不这么简单。会画圆圈读书识字甚而着书立说者，有无阿Q精神、阿Q遗风？是否化妆包装过的阿Q？满把铜的和银的的阿Q依然是阿Q，好比近年来有了钱的农民依然是农民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在全民中所占比例少得可怜，更为可怜的是他们当中“有文化的阿Q”还不在少数。
即以着书立说倡导人文精神、高呼终极关怀的作家而言，他们白纸黑字的作品中，也以多种艺术样式的“自我叙述”活画出了自己的阿Q面目。
有一类作品写中国人到外国谋生困难。中国人合法出国或者不得已出国，首先有许多作品将这种行为判定为不爱国甚至是叛国。有一位专写“大墙文学”的作家，甚至将这一命题拔高到不坐监狱、不挨枪毙即是不爱国的恐怖高度。不由使人联想到另一位作家独创的名言，说打右派是什么“娘打儿子”。如此爱国爱娘的肉麻程度，便是阿Q也自叹弗如。老兄身上抓不出如此大的虱子，不禁要恶骂“妈妈的”了。其次，生活中明明有不少海外游子归国投资，我们的作家却固执地不断叙述着另外的情况。出国者多半没有什么好结果：受骗上当，卖入妓院；备受剥削，人间地狱；起码也是不能适应那紧张的竞争环境那后现代了的人际关系。等等渲染，不一而足。其艺术指向或直白的主题无疑只有一个，还是我们的未庄最好啊！
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弊端，国外绝非天堂。一些中国人到异国他乡不能适应也是不争的事实。但由此得出中国式的大锅饭最好的结论，是草率的，极不严肃的。质言之，这不过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未解放”的样板戏老调新唱罢了。
另有一类作品是写外国人向往东方文化的。参观游览、家庭拜访，必要伸着大拇指夸赞中国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社会道德高尚，整个一“十全大补丸”。
作为观光客，多有新奇发现；基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有识见的外国人也往往转向东方文明。这本来极为正常，我们奉为圣经的马列主义不也是向西方学来的吗？描写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表面的称赞而给自己壮胆，实在极为可笑。
这样描述的艺术指向也只有一个：连外国人都说好，我们自己为什么还不满足呢？“阿Q真能做”，阿Q于是沾沾。
再有一类作品写到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直接较量。在远洋货轮上或者某项中外共建工程中，中国人的体力与智力，劳动精神和服务态度，都最终胜过了外国人。传统国术天下无敌，并连足球也闹着玩儿似地踢败了外国人。中国古来的发明不止四大，至少有五大，足球不是我们的高俅比贝利、马拉多纳辈踢得还要高妙吗？这样的文学文艺与其说是高扬了爱国主义，不如说是精神胜利法常用常新、活学活用、急用现学、立竿见影。
于是，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在这类题材的处理上画出不那么圆的圆圈来了。有文化的阿Q照样露出了头上的疤癞。
数千年的传统和近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境况，铸造刻琢出阿Q这样的典型人格。
作为文学典型，文学可以描述他、批判他，却到底不能改变他。以社会良心自任的作家文人，相当数量处于有文化的阿Q的精神状态，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当反思文学取代了号角诗歌，报告文学解放了问题小说，中国文学的主流趋向始终不曾脱离文以载道的传统。针砭时弊，大声疾呼，希图引起疗救的注意。
但文学本身，文学家文化人本身，自我反思主动反省似不多见。至少并不深刻，并未形成氛围。扬弃阿Q精神重塑现代人格，是奔向新世纪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化界的迫切使命。沉重思索捏着脑门天下己任终极关怀的作家何尝少见，大家是否就在这一迫切使命方面从自身做起率先“关怀”一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