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昂而盲目的吹奏
东方巨龙在华表顶端旷日持久的酣然高卧，迫使龙的传人不得不扮演一名追赶者的角色。文学，作为自命的精英文化的一支方面军，始终不曾放弃自己激昂呐喊的传统和勇敢担当的责任。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中国当代变革的关注更其几乎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无疑是正常的；热切的关注和不遗余力的呐喊无疑也是感人的。
问题在于：感人的不一定就是恰当宜人的，激昂的也不一定就是积极的。对此，作为文学本身，则一向相当缺少应有的反省与自我关照。对现实的关注文以载道，使作家们觉得十分自豪；“动机良好”成为作家们拒绝反省的最好的托词。而逐步走上成熟与自觉毕竟是新时期以来文坛收获的自身成果之一。文学本身的反省始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进行。这种反省首先指向文学自以为动机良好的现实关注：我们的关注曾有过许多的错失。错失之一即是这种关注多数属于激昂而盲目的吹奏。
作为文学，它对生活的介入和干预本来不应当是直接的和宣传画式的，但是，主管部门的不断倡导，文学工作者的急功近利乃至追名逐利，尤其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强大传统影响，都使不应当的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巨大现实。这种现象的全面改观有待于文学自身的洗心革面，近而“让文学的归文学”。这在当代中国则有如天方夜谭，这且存而不论。即或我们充分肯定这种文学的直接介入和大声疾呼，充分肯定其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充分肯定这种吹奏的卖力与真诚，这激昂的吹奏也委实有太多的盲目。
新时期之前的例证不胜枚举。农业合作化嘛，就有数不清的作家写过数不清的作品来图解鼓吹；大跃进呢，盲目鼓吹的急就章式的作品也来一通丰产跃进；食堂大锅饭饿死农民绝非少数，死人最多的河南省有作家李准轰动一时的小说《李双双》偏偏就来歌颂食堂化……一味追随政策的图解，激昂而盲目的宣传鼓吹，发展到极端终于堕落成千夫所指的帮派阴谋文学。曾经成就了许多大作家的作品白纸黑字俱在，变成大作家们难以吞咽的苦果──政策一旦变化，上边一声令下包产到户还田于民，使许多曾写入所谓文学史的经典作品一夜之间不名一文。关于这样的文学或曰非文学，似乎议论评说已经够多，但炮制这样文学的大小作家真诚的反省和自觉的清算却又凤毛麟角。他们盲目鼓吹时的激昂与豪情不知何处去也。甚至将一切责任推给政策推给时代，甚至怀念那使他们巧妙图解曲意逢迎而一举成名的“辉煌”年代。所幸那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矣。
于是有所谓新时期文学应运而生。新时期的新一代作家登台献艺，亦有不少作品一举轰动，作家一举成名天下闻。号称“反思”的文学又将合作化到大锅饭彻头彻尾反之思之不亦乐乎，对文学本身则缺少最起码的反思。曾激昂盲目鼓吹过合作化大跃进的文学，此时一哄而上盲目鼓吹责任制无以复加密不透风。责任制在许多作品中成了一剂万应灵药，呼风唤雨，神乎其神。作家们的新一轮的吹奏给读者以这样一个印象：只需一个包产到户，中国农民弯曲了数千载的脊梁挺起来了，真正辉煌伟大的时代这一回真正到来了。而这样的印象只是作家们表面的抑或是浅薄的认识，几乎是同样盲目的一种鼓吹。
质言之，包产到户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标志体制进步的改革。农民各家种各家的地，自然经济，小农耕作，数千年来就是这样。责任制不过是将人为建造的所谓“共产主义桥梁”、超越生产力水准的公社化生产关系降格倒退，使之符合本来低下的生产力水准。当然，生产关系一旦与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力会有相对发展。农民的吃饭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农民有了相对于农业学大寨时代的人身自由──在他的田地里种什么怎样种甚至什么都不种，加班加点或者干脆睡大觉，终于成为农民自己可以决定的事。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崇尚人道主义的作家应当为之举手加额。但是，农民毕竟是农民。酒足饭饱，“满把是银的和铜的”的阿Q依然是阿Q。鲁迅先生毕生奋斗欲要改造国民性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而中国国民性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农民性。我们不应当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大量事实正是如此。刚刚吃饱肚子的农民们在干什么？起房盖屋，早婚多育，刻碑建坟，修庙敬神，赌钱押宝，打卦算命……曾经属于农民的依然属于农民。生生不息的农民我行我素，将自命不凡的作家们可怜的虚构击得粉碎。
与激昂的歌赞相对应，新时期文学还有从“伤痕文学”到“问题小说”一派，着力于对现实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不幸也是非文学的。因而，歌赞与批判，看似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大家原来却在一条船上。那船沿着非文学的河流，愈漂愈远。
于是，面对自身的错失，文学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盲目的吹奏一时喑哑，浅薄的批判偃旗息鼓。反思文学向深层掘进，导向文学反思。兜了半个世纪的圈子，中国文学方才回到鲁迅当年的出发点上：改造和变革中国，不能不着眼于首先改造和变革国民性。然而，在貌似同样的出发点上，作家们却意外地举步维艰。历史的轨迹从来不是闭合的圆环，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功之路不可重复。况且，鲁迅文学上的成功并不曾宣告了他的文学救国主张的成功。试问：半个世纪以来，不读书不看报的农民甚至既读书又看报的非农民、有几个是因了读鲁迅而脱胎换骨超度到远离“未庄”的世界呢？
因而，文学到底只是文学。改造和变革中国的历史任务是文学不堪承受的重负。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文化精英们的眼光因而集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和经济体制血肉相关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无疑也是文学关注的全新热点。
只是，这份关注终于不仅仅是“文学的”了。或者说，文学本身终于成长到它不再盲目吹奏而必得重新寻找自我的临界点。
这时，一向拥挤的文坛上唯有伴着主旋律“分享艰难”的几个作家大红大紫，得其所哉。
观念嬗变的痛苦
中国历史格外悠久，传统无比丰富，因而改革不易。男人剪去了发辫，信而好古的风习依然；女人不再裹脚，心理的桎梏犹存。正是鲁迅先生恶毒诅咒过的：仅只搬动一张桌子，也几乎需要流血。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在1942年，就说已非鲁迅时代；半个世纪之后，又有狂妄小子哗众取宠，贬斥鲁迅精神。但改革不易的状况却始终不曾有显见的变化，使我们于今日此时可以顺手拈来许多例证。
比如，平常到穿衣戴帽，人们曾受到诸多限制无端指责。所谓“奇装异服”，着实被当做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标志诅咒抨击了许多年。而这个词无法翻译给外国人。“奇异的服装”，深目高鼻的洋毛子会连呼“OK”不止，求之不得，急欲昂价购取火速穿戴披挂，立即出席宴会如飞奔走上街，炫耀于世人展现其个性。
我们则对锯高跟鞋、剪烫发头、撕连衣裙、烧裘皮装等怀有阴暗心理的暴行称赞为“革命行动”。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中学还明令规定，不许学生穿牛仔裤、着露膝裙；报纸上常见表扬“精神文明”了的理发店，其事迹之一则是不给顾客剪理奇异的发式。如此文明，令人齿冷。
营业舞会，也几番遭禁。延安时代，就有舞会。直跳到合作化而公社化，到“文革”前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跳舞变成了高层显贵的专利。似乎这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最易腐蚀一般群众，耳边厢却再三聒噪什么“相信群众”。改革开放，文禁、舞禁渐开，有不少报章还要举跳舞跳出“第三者”、跳舞跳到离婚的例子来吓唬小孩。有人吃饭噎死而大家照样吃饭，搜罗个别例证来希图证明什么的手法其实相当拙劣。
究其实，这不过是平均主义思潮的流毒，愈穷愈革命的反动观念的余孽。戴了革命的面具，巴望一如既往呼风唤雨、横行无忌。
作为以文化精英自命的作家，观念则相对超前。他们追求不趋时、不媚俗，勇于充当社会良心，具有某种先锋性。而中国当代作家，实际状况层次不等。有部分观念超前者，也有部分是守旧的卫道士。卫道士竟或是道长一流人物，真理在手，道貌岸然，动不动祭起一两件厉害的法宝，缸来大的帽子、杯来大的鞋之类，我们惹他不起。
而部分观念超前者，多半也仅止是纸上谈兵的鼓吹者。敢于身体力行，为人为文表里如一者，委实不多。即便如此，仅止观念上有所不合传统，作家们也受到太多的抨击和咒骂了。前些年，女作家张洁创作过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委婉地写了一则深藏在心底的柏拉图式的婚外苦恋的爱情故事，就遭到许多正人君子的恶毒咒骂乃至人身攻击。似乎这些君子们在心底也不曾有过某种隐秘的爱，堪称模范太监──或者，我们只能如此认为：这些人不配有爱。
曾几何时，中国各大都会乃至偏远县城已遍是营业性舞厅。灯红酒绿，曼舞轻歌。广阔原野里则有种地的姑娘脚踩高跟鞋，放牛的小伙身着牛仔裤。保龄球隆隆滚动，高尔夫划破长空。改革开放的大潮冲驰绝荡，生活到处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事实证明，热爱传统的中国人同样是肉眼凡胎，同样向往富裕、舒适、美丽、高雅，同样对新鲜时髦的把戏有足够的适应性。屁股坐得沙发，颈项系得领带，会喝可口可乐，能吃沙拉牛排。三寸金莲和男式发辫无论多么传统、如何文化、怎样历史，街面上是实在难得一见了。
但相对表面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国人的生活观念已经有了本质的改变。卫道士对革新者的攻击和诅咒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人民的日子少有改善，略获温饱而小有自由，他们就不舒服而不愉快。惊呼人心不古，哀叹世风日下，对既成的秩序“既定方针”顶礼膜拜，对任何一种变革求全责备。希望这些人有所改变，正如希望猫不沾腥、狗不吃屎一样愚蠢。而卫道士所以舍命卫道，却是一种利益驱动，在既定的“道”那儿，有他们的私利私欲。冠冕堂皇不过是一张画皮罢了，以为可以自欺欺人的。于是，改革者只有奋然前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于是，冲突不可避免，甚至愈演愈烈。当中国断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新名堂，商品经济开始小试锋芒之际，这冲突便更为广泛也愈加深化了。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在这场冲突中显得极为疲软，有太多的令人痛心的错失。
在前些年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描写农民富裕起来的现实。但在作品中同时却顽强地透露出对“为富不仁”的担忧，对所谓“两极分化”的恐惧。无论这种担忧多么善良、多么富有人情味，其倾向性着实难以令人苟同。它流露出的是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的深深的留恋，是对结果平等的幻想和对机会平等的抵触。以精英自命的作家如此立意为文岂不大谬。而这样一些小说在全国评奖中纷纷获奖，确乎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至于在改革的形势下，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权钱交易、肆意掠夺人民财富，惊人的两极分化现象，我们的文学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只是对普通老百姓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耿耿于怀，这样的文学如果不是权势的帮闲乃至帮凶，至少也属昏聩和愚昧。
有若干作品描写到了近年来遍及城乡的经商现象，那描写就更加令人失望。
凡经商的，必非良善百姓；凡发财的，皆是奸诈之徒；凡写到“万元户”，他在作品中必须慷慨大方、必须帮助大家都富起来，否则他必定是为富不仁，霸人田产、淫人妻女、财大气粗、花天酒地。有些作品甚至将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物描写成等同于旧时代的恶霸工头吸血鬼。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作家的描写叙述肯定不乏生活的依据。但是，作家的叙述必然在同时叙述着自我，他们无形中暴露出了自己意识深层“重农轻商”、“无商不奸”的极其传统的观念。
而更多的并不直接涉及改革的文学作品，情形也未见乐观。歌赞的主人翁的品格，无非是恪守传统道德；貌似追求的理想世界，却无非回味怀念温馨的过去。这同样暴露出我们作家骨子里的传统人格，与现代商品经济应当创造出的崭新人格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这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一向喜欢图解、甘愿跟风、自命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文学，对于中华民族付出无数苦难与血泪才迎来的改革开放，竟然是进行着顽强的抵制和反对！质而言之，这几乎已经不是一般的错失，而是一种反动。
这足以证明人们观念嬗变的艰难与痛苦。富于先锋性的作家文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全新的观念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头脑间无中生有。当作家们的创造活动还不曾介入商品经济过程，当他们的作品还不曾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商品，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念就不会有彻底的更新。
对他们，目前还不能期望过高。我们和他们，都只能期冀在本质意义上的改革中来改变自己。那将是再生的洗礼。鲜活生命的诞生必将伴随痛苦的产程，必将经历血淋淋的剥离。我们唯有期待，期待是焊接现实和希望的闪光的电弧。
在世纪末，有少部分作家悄然进入市场的同时，也有少部分作家公然投向了官场。整个文坛的主流将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英雄崇拜的怪圈
地球在变小，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居高不下。世界上许多国家步入后工业时代，中国工业的现代化仍然举步维艰。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取得相当成功之后，国民关注的热点自然转向了工业改革或曰城市改革，转向了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这方面，敏感的文学这“感应的神经”之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十年动乱期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任副总理的时候，就有天津作家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轰动文坛。“文革”动乱愈演愈烈，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难道就只要所谓革命不要经济建设了吗？难道九州方圆真个尽数狂长一派“社会主义的草”了吗？勇敢的蒋子龙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勇敢抓生产的英雄人物霍大道。这篇小说从创作到发表本身多少透露出了全国人民的疑虑和文化精英们的思索，反映出了敢怒而不敢言的民众情怀。它是中国作家值得骄傲的一声呐喊，尽管这呐喊微弱孤单甚而委曲。
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又是蒋子龙，有《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文坛。
这篇小说最早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勇于改革的企业家形象。农村搞活了的形势刺激着城市，一派生机的农业迫使工业必须做出抉择。“乔厂长”因而颇具号召力，甚至有的工人群众投书作家本人和编辑部，要求“乔厂长”到他们那儿去改天换地。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干预程度与轰动效应达到某种极致，评论界一时热闹非凡，津津乐道、书诸竹帛、洛阳今又纸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