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戎马，生死交关；竟嗜书成癖，不舍昼夜。可谓手不释卷，堪称焚膏继晷。忽忽焉数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卓卓然以白丁蒙童化身读书种子。
史界学界，不乏穷经之皓首，多摘句之雕虫；“行走的书橱”，被钱钟书大师一语荡尽。
读苏俄高尔基君《我的大学》，书中曾有一语暗合我心：吾不耐陈词滔滔，吾惟信皮肉亲历。话故趋于极端，诚愤而发之也。取其精髓咀嚼，有深意在焉。
读书，离却切身刻骨之感悟，则书山危乎高哉，自古不缺蠹书之虫。着作，偏远心灵性情，不过北辙南辕刻舟求剑罢了，有文字垃圾愁煞愚公而复愚公后人。
林鹏先生则不然。既涉读书之广，更入探求之深；深矣广矣，乃有体悟之精微、疑问之尖刻。疑问尖刻，得解惑之洞见；体悟精微，成着作之庄严。
谓予不信，请品阅先生《蒙斋读史》大作。
文采光耀诗心珍藏——阅读翟耀文
砍柴挑水，无非求道；吟诗作画，关乎人心。
文学、哲学，以及美学、佛学，殊途同归。其终极指向，我以为无不趋于美善。
新近结识的朋友翟耀文，多年从事金融工作，业内称作银行家；而他同时多年坚持文学创作，主要写诗，并且基本是写古体诗词，文学界朋友便又称他诗人。那么，他究竟是懂金融的诗人、还是会写诗的银行家？
一般而论，国家干部或者企业老板喜好文学，首先值得肯定。知识化而思考型，关乎基本素质。喜好文学，终归要胜过喜好官场权谋、商场诡诈。文学的终极指向，即美与善，在其外在功能感染读者受众的同时，往往首先会成为文学家的内在道德律令。
但进一步深究，干部和企业家从事文学，这无疑会引发一点苛刻的质问：他们是否在附庸风雅？
文学，固然不是文学家们的专利；但文学家们却向来有着职业的骄傲。文学家可以去从事若干职业，不难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但并不是从事若干职业的佼佼者们，可以反转来从事文学。
积年历月，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官员以及企业家，信笔涂鸦，佛头着粪，竟然就要妄称作家诗人。他们有钱或者有权，因而能够随便印刷精美的“着作”
连连出版。而真正的作家诗人却不惟创作艰辛，亦且出书困难。文学家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寒士，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喧嚣的市场备受冷落。上述的官员企业家则粘贴了文学的羽毛招摇过市，犹如佛像头顶的光环。文学，在这个时刻彻底贬值缩水，蜕化为“皇帝的新衣”。
如实讲，一开初我是抱着某种程度的怀疑，随便翻看翟耀文先生的作品的。
当随便翻看了他的几篇作品后，我的怀疑宣告打消。
翟耀文出身临汾农家，自幼丧母、家境贫寒。底层生活的苦难砥砺和幼失怙恃的情感磨炼，以及中国山西黄土文明的熏陶浸染，造就了他的人格基础。
他也是所谓老三届。尽管只是初中毕业，但他同样属于思考的一代、奋争的一代。
后来，他考取了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文化滋养。毕业后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身份改变，变成了挣工资的城里人。出身卑微、家境困苦，往往会激发人的奋斗精神。生活的大磨，不仅会磨平石子的棱角，往往也砥砺了宝剑的锋刃。于是，我们的翟先生在行内敬业爱岗，尽职尽责，连连提升、节节进步。昔日的穷小子，依靠个人的努力，改变了身份地位，乃至光耀了门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翟耀文几乎从小就喜欢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就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写诗，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也成为他相当奢侈的爱好。
翟耀文主要从事古体诗词写作。古体诗词，耳熟能详的记忆与背诵，使得我们相对熟悉了它们的格式，照猫画虎因而成为可能。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到唐已被作完”。古体诗，写得好、中规中矩，不容易。况且，在那样限定的格式中，发挥思想、寄托情思，尤其不容易。
猜想翟耀文研习古体诗词之写作有年，定然有如骑上了一匹老虎：跳将下来而不可得，驱它向前亦是不易。
而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捧读翟先生的诗集，能够感到他在古体诗词研习方面所下的巨大功夫，也能看出他在古体诗词写作方面所达到的相当境界。
他的作品，比如若干七律，不惟对仗工稳，而且平仄严谨，非有多年浸淫而不可得。即便随口吟占之作，亦不乏精彩篇什。单看他的诗作，不会以为他只是一个文革前的初中生，而会以为他是一位资深学者。
当然，离开内容而谈形式是没有意义的。翟耀文在极为限定的形式中，书写传达着相对丰富的一己思考和十分浓烈的个人情感。他没有无病呻吟，也不曾故作斯文。这时，我们就看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我们甚至会这样认为：中国极富传统的古典诗词样式，并没有过时。旧瓶可以装新酒，古树能够发新花。
进一步探究，翟耀文多年研习古体诗词，除了出版好几本诗集之外，这种文学追求本身，对作者本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自塑自救功能？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近朱近墨，耐人寻味。文学的功能指向，既然趋于美善，那么这种功能除了外在教化、往往还有着教化“教化者”的作用。以一己之经验判断，我相信：翟耀文先生多年从事古体诗词写作的经历，必然对他的人格情操起到了巨大的重塑作用。
翟先生之为人品行究竟如何，多年与他交往的同乡、同事、同好、同志，一定会有客观而中肯的评价。“文如其人”，并不绝对；但它往往总是对的。
翟耀文身长不满五尺，胸中大有丘壑；矮髭围喙，非笑不言。身不着名牌，口不出俗语；笔底流露文采，心田珍藏诗心。
有诗心一寸，为官或可清廉，从商或可诚信；作文常有灵性，做人当能本色。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翟耀文乃属新知，宛若故交。
翟耀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张石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善念常驻，诗心珍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思故我在——序崔庆和文集《实践与思考》
思考是人的属性之一。人因了思考而存在。
思考曾经是一种奢侈品，在集权禁锢年代，思考成为我们的权利；在开明昌盛的今天，思考也是一种职责，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
崔庆和首先是一位实践者。
与许多出生在偏远山乡的农家孩子一样，崔庆和自幼家境贫寒，成长中曾经备尝艰辛。备尝艰辛，成为许多人不堪回首的经历，却也常常成为许多人成长的“激素”。
生活的磨难，正是生活的赐予。磨石，经常磨平石子的棱角，但也砥砺了宝剑。
兄长们的失学，换来自己读书求知的机会。这里有辛酸和泪水，有牺牲和奉献。农民，农村，老山沟，黄土地，严父慈母，厚地高天。我相信，每一个有类似经历者，早早学会了感恩与报效。
崔庆和终于参加了工作，成为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公家人。他的感激之情与报效之心，有了实现施展的机会。我们的崔庆和却果然是干一行爱一行。从基层乡镇到林业部门乃至到如今的政协机关，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他的报效家族故土的拳拳赤子之心，得到了升华。工作，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成为他报效家国的具体实践。
而实践出真知。至少，实践可能出真知。这时，思考变得极其关键。崔庆和正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的实践、他的辛劳，不仅取得了当时当地的实际工作成效，而且经由思考转化成为思想的结晶。
崔庆和的若干关于具体工作的经验体会，经过深思熟虑，经过思考、提炼升华，几乎与时俱进被他写成了文字。文字或长或短，有的一事一议，重在具体得失之研讨；有的则是归纳总结，上升为抽象理论。这些文字，大多数都在有关报纸杂志公开正式发表。有的，还获得了档次高高低低的各种奖项。
一个实践者，经由思考，最终成为一名思想者。
如今，崔庆和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托我写个序言。一己的思考，甘苦寸心，能够出版为书册，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况且，通过文字书籍，某一个体的思考，可能成为他人的镜鉴。
思考者，不仅能够思考，而且能够通过语言文字将这种思考转达他人。
西方人这样认为：上帝说，要有光，所以有了光。
我借题发挥一回：人类说，要有书，因而有了书。
我希望，崔庆和的这部书册，能够给读者以思考的启迪。
如果，好的思考能够引发出更多好的思考；那么，我们大家的眼前，将是一派光明。
书写未来
两年前，《太原晚报》创办了学校周刊，同时成立了晚报阳光天使小记者团。如今，小记者们的第一部作品集隆重出版。
晚报副总编、本书的执行主编杨进先生，在作品集的后记中，重申了报社这一举措的宗旨。成立小记者团，原意在于不失时机地给孩子们创建一个接触社会、感受生活的平台，体验社情民意，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现代公民意识。具体到小记者们的写作，则倡导我手写我心，不虚情、不假意，倡导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
小记者团的作品集而今出版问世，既是对当代报人上述别出心裁的举措的一个检验，也是小记者们新颖经历和鲜活写作的一份总结。
应试教育的弊端日渐隆显，孩子和家长如牛负重。孩子们还有没有可能接触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社会，他们的作文应该如何进一步远离刻板教条虚假套话而达到鲜活真挚？
毫无疑问，《太原晚报》的做法，不失为一个大有见地的极好举措。
家庭学校各个方面对孩子们的成长，寻常会有两种趋于极端的担忧。一种，生怕他们过早接触所谓社会，沾染不良，因而给予过分呵护乃至有意隔离；结果，将孩子们真个养护成了温室花草。一种，反过来又埋怨他们不懂事，读书把人读蠢了；于是拔苗助长，美其名曰恨铁不成钢。
读书能够开启心智，我们能不能允许孩子们多读一些有益的课外书？
写作关乎人生，我们是否应该倡导他们说真话、写实事，我手写我心？
家庭和学校，又何尝脱离社会，何尝不是社会的构成；由此拓宽一步，让孩子们及早接触社会，引导他们关注社情民意，确立公民意识，有何不可？
关注孩子的成长，是我们的天职。
这种关注，如何才能适切有度，而不是过犹不及，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太原晚报的做法，可谓应运而生，堪称顺应民意。
培养下一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整个民族的重任，是每个家庭的期望。
太原晚报勇于担当，善于利用本身优势，将众多家庭的期望有机地整合到一块，为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孩子是家庭家族的未来，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
阳光天使小记者们，在学校周刊上发表的这些作品，当然还显得稚嫩；而市长的题词鼓励恰到好处：书写未来，从现在开始。
我衷心希望太原晚报的这一举措能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
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整个社会责无旁贷。
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在书写未来！
仁者爱人智者知人——《石涛悟语》序
哲学、美学、佛学、道学，其出发点和终极指向无不关乎人本身。所谓“道不远人”，上列学问学术宜于具有“平易近人”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