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吕斯与希涅阿斯》一书中作为出发点的轶事，来自普拉克（Plutarque）在《平等生活》中的《碧吕斯》选段，之后还被夏夫茨伯利（Shaftesbury）在《独语：为艺术家进言》中重新提及。当碧吕斯向希涅阿斯告知他下次的攻占计划时，希涅阿斯不断地追问，“然后呢？”最后得到这样的答案：“哦，那我就休息了。”“那您为什么不能现在休息呢？”希涅阿斯的反驳显示了他的“智慧”。这一“伦理”启发波伏娃提出了以下问题：“那么，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他会给自己规定什么目标？他会怀抱什么希望？”
如果我们的存在，使我们发现介入只是属于自己的方式，那我们拥有的唯一事实就是我们的行动。按照波伏娃的表达，它只会导致我们已经实现的行动失效，而只有在我们的未来才会返回再现。即使那些事物过去并不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建立它们——只有我们建立了这些事实，才会变成我们的事实。我们与这些事实、与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凝滞不变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构建新的关系。“再者，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预先设定好的，是我们在决定事物。但是我们不是抽象地决定事物的。我超越的东西，总是我的过去，和存在于这个过去中心的事物；我的未来包裹了这个过去，它不会独立地自我建立起来。”由于它们是外在于我们的，这些事物不会等待我们，因为我们只能等待在我们的可能性里，这个可能性并不是由外在性来决定的，而是通过我们作用于自己的谋划。
如果说，显而易见，是可能性构成了我们的外在性，或者像波伏娃表达的那样，“戆第德的建议是多余的，我浇灌的总是我的花园，我将在此待到老死，既然从我浇灌的那一刻开始，它变成了我的时光。”那么，问题就在于，是谁限定了这些可能性的边界？换句话说，是否具备一个先于我们的可能性的事物？接受这个时间性的唯一视角，逼迫我们承认已知事实包藏有如此的可能性；荒诞的是，因为已知事实是其所是，所以它是“自在”的。已知事实的这一性质，阻碍了任何突破的出现，而其中也许包蕴某种可能性。那接下来，值得被表述的问题是：涉及对我们的众多可能性的预先决定，必须重新认识到已知事实的时间先在性具备哪一种效能。
戆第德试图困住我们的那个花园，从来没有被预先界定过边界，它依赖我们去决定它的地标和延展范围。此外，这种限制意义甚微，考虑到包围我们的无限，我们可以将它尽可能地缩减：“它越是狭小，那它对于把握命运就贡献越少。”从空间上说，我们叠合自身，从时间上说，我们宣布自己为短暂快感的道德信徒。但是快感并不是凝结在此时此刻的一个已知事实，它要求我们走出自身，并穿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介入的事物。因此，不要幻想在世界之外，即纯粹的内在性中寻找庇护，“黑格尔极力强调，真实不应该作为作用于表象深处的内在性来把握；表象并不隐藏万物，而是表现万物；内在性就相当于外在性；表象就是真实。”波伏娃因此建议采纳海德格尔的定义，将人比作“遥远的存在”（être des lointains）；人就是超越，它超越了一切已知事实。“一个目的，它总是意义以及努力的结果；与这个努力剥离，那任何真实都没有目的，而只有一个为了被超越而准备的已知事实。”但是，不必然推导出，斗争值得为之付出，它是其所是，目标却是无所谓的；只有在回应的是一场游戏时，斗争才是有价值的。
波伏娃努力躲开她命名为“虚假的客观性”和“虚假的主观性”代表的双重暗礁；“虚假的客观性”来自“严肃精神”的要求，后者将赋予自身意义的谋划的目的（la fin du projet）剥离而去，似乎迫使它相信所有的价值都属于世界；“虚假的主观性”则通过将一切谋划，与一种纯粹的娱乐性相混同，而唤起了同一种断裂。这个目的，不可与谋划相分离，既然它同时也是出发点，当然是模糊的。那根本不能阻止某个目的被瞄准的事物，也将自由驻扎在自身之中。
波伏娃将批评延伸到进化论的责任上：“只有进化的观点假设人的连续性；为了行动能在时间里延伸，就像波浪划破空明，必须将人性作为消极的中心；但是，当人行动的时候，人性应该怎样被达成呢？如果我的儿子是一个确定的存在，他服从于我的行为不加反抗，那我也被限定了，我无法行动；如果我是自由的，我的儿子也是。但是我的行动不会通过代际传递，就像顺流而下，整个行动是受力的。因此，人性是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断裂连续体，反过来，无可救药地孤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个投掷在世界里的行动，不会以古典物理学中波浪的直线形式来增殖，它只认识冲突和运动的法则，但按照路易·德·布罗依（Louis de Broglie）的“波动机制”（mécanique ondulatoire）的概念，一次经验可以界定一个可能性的波浪及其增殖方程式，而不允许去侵占下一次经验，后者将新的已知事实导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同意重构波浪。行动不会只有在它完成的那一刻才能被把握，它逃避了它的作者而走向未来，又被他人作为一个有待超越的已知事实来重新投注：“这是他者在超越，而不是我。”行动的混乱性，应该被同时作为微粒的和波动的形式来注入，并被海森堡（Heisenberg）所谓的“测不准原理”（princi-pe d'indétermination）来行使。要注意，经典物理学的方程式，允许从速度和初始位置出发，来计算运动中的物体的轨迹，这种方程式只表现出海森堡著名的矩阵的一种有限形式。
借助波伏娃用波动机制所作的对比，我们似乎有必要深化这一评论，萨特和波伏娃采用了量子物理学的好几个例子，来阐释他们的主客体关系的概念。根据塞文·奥托利（Sven Orto-li）和让-皮埃尔·拉法博（Jean-Pierre Pharabod）在《量子的赞歌》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即“精确性”中的“不精确性”概念，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坚持：“物理学，当它对一个特殊（量子的）未来状态感兴趣时，只会感到在某一定空间里寻找这个特殊的可能性，但是，这个空间对他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们可以换成普通的说法：“量子理论能够时刻感知到一个微物理系统的进化，这归功于波的功能，但是，自从人们愿意实证性地检验这一进化时刻时，人们就向这个系统导入了一个修改进化的扰乱分子。”人类行为得以确认的空间，被人类境遇的不断存在所界定，我们得补充一点，由人类状况所构成，但不是人类的本质的构成，因此是建构性的，而不是构成部分；这些构成表明了归属的事实，它必须书写“境遇化”的原则，那就是身体。在这个具体的框架中，非具体化就是准则，每个孤立的主体的行动由其主观性所发出，变成了一个孤立主体通过其主观性所发出行动的已知事实，并没有一个可能的统一化，因为试图行使如此的统一化，将对抗其意图，从而被细化。这就是人类状况的法则。
既然“选择的真理，就是生命的主观性作出选择，而不凝结于已被选择的事实中”，波伏娃的判断就严重抵触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衡量了主体的能力。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法跟随这一生命的主观性运动，因为在拒绝它作为否定性的角色之时，它设下了一种“理性的诡计”，为此主观性成为陪衬物。辩证法的运动保存了它所超越的事物；在相反情况下，否定想要成为绝对的否定，它不会忘记毁灭过程本身。如此保存可能是必死无疑的：类似于一个理性的开启，辩证法运动无法在把握它的目标中见证自身的效率（从超越中剥离出来的）。黑格尔辩证法，就像经典物理学，面对着量子力学，这是一种有限的情况。反对这一被滥用的以及虚伪的客观性，波伏娃提到了客体性的权利和人类状况的真相，由于其主体性而孤立的自由人的非连续性。需要强调的是：为主体性所孤立，而不是孤立在主体性中。所有间接或直接、明显或隐含的论题，都试图填满或已经填满这一非连续性的都应该被当做自然主义者，既然它求助于——我们无法阻挡自己去求助的——人类本质。或者，将波伏娃归属于个人主义者之列也是不适宜的，因为后者即使是方法论的，还是将那些主体统计为这个假定为人类本质的例子和代表。
“然而，暴力存在着。一个人既是自由的，也是属于境遇的；他是自由的，但不是斯多葛学派提出的抽象自由，他是自由于（各种）境遇中的。”波伏娃引进了笛卡尔提出的人的自由及其权力之间的区分；权力是从外部来确定和增殖的（我们可以将一个人关进监狱或者释放他），而人的自由是非确定的，“飞机和汽车不会改变我们的自由，奴隶的铁链也不会改变：他自由地死或积聚力量来生，他自由地自我设计，自我反抗，他总是超越的。”暴力只能作用在人为性之上，它不会触及自由。在总结对他者的关系的分析时，波伏娃注意到，“即使我们不能反抗或者赞同别人，我也不是出于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担心，因为我不会错过成为‘境遇中的人为性’的机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合理地写道，“每个人都得面对所有人，对一切负责”。
境遇，就是他人。他们作用于我，如同我作用于他们，通过人为性作为中介，这个人为性的出路丝毫无损我的自由。人为性向所有屋外的风敞开，使自由享受着它庇护者的美德。这个庇护者是完善无损的，而不论是人为性的幸或不幸。根据存在主义者的逻辑，这种区分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我们不禁自问：“是谁导致波伏娃首先提出这点而成为先锋？”
我们的分析如下：波伏娃非常清楚地辨认了一种双重困难，虽然没有揭示克服它的手段，但她明确了问题意识。前者清楚地表明对决定论方法的拒绝，后者只允许思考主体而不是行动的反应。在关注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成果之时，萨特和波伏娃就像一幅图纸那样记录了被替代的主体的和它的来源（尤其是在波伏娃那里），但是拒绝付出科学家的代价，拒绝使主体服从于中心的严格决定论。这一决定论在悖论里被把握，它无力确定人性的模糊性：一方面，它必须认识主体的独立性，因此存在“一个有待确定的事物”；另一方面，它能有效地揭示是否现在已被确定的主体，不再只是一个中心展开的时刻或瞬间。要么是主体的独立性，这对中心的决定论能力来说是陌生的；要么这种能力作用于无，也无所追求，它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确认。
波伏娃通过铺陈人类状况的模糊性来思考悖论。在关于模糊性的表述中，我们回到了之前关于悖论的把握：“人自我确认为内在性，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会把握这个内在性，他也感到自己像是一个物，被其他事物模糊的重力碾碎。”人类状况的这种“模糊悲剧”已经被所有的人体验到，同时也被哲学家们不断地标记出来：“它涉及的是取消模糊性，通过使自己成为纯粹的内在性或者外在性，通过驱逐出感性世界，或者被吞入其中，通过进入永恒或者封闭在纯粹的瞬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论证中，波伏娃复兴了她对黑格尔“最乐观主义”的批评，后者志在瓦解人类状况的所有方面，在这样一个系统里“最热血的战争，也只是表达了精神那令人不安的繁殖力”。（同上）游戏因此驻扎在它最适合向悖论预定的处理方式和位置上，必须超越它吗？通过将彼此简化，或者以辩证法的乐观主义，必须接受它吗？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框架里，悖论不久就被判断为“无法共存，并与矛盾相混合”，按照分两步来完成一个程序的原则，术语的逻辑化（为了矛盾，不快的冲突被消除）接着是它们的“主体论化”，都掩盖在真实和理性的身份下，（辩证法得以展开）。不快的冲突被纯化为矛盾，由作为调停者的辩证法所同化。决定论的唯物主义，以化约主义让位于它的对手唯心主义。相反，波伏娃拒绝将悖论看作是辩证法的机会，它是人类状况的真理。哲学或其他话语策略，努力表明这一悖论变成了确认的方式，波伏娃通过判定其虚假性贬低了这些方式。换句话说，悖论及其如此话语许诺的出路，呈现为波伏娃的阐释法的关键。
首先，波伏娃强调说，存在主义想要成为一种模糊的哲学，（人这一存在，它的存在即是不存在）；它想表述为“一个荒诞和绝望的哲学”（人，是“无用的激情”，它徒劳地确信了“自为”和“自在”的综合）。但是，失败正是打开道德视角的始作俑者。“应该存在”的要求只有在为了拥有自身存在的存在之下才有意义，然而，这个要求显然被剥夺了存在，因其存在是既定的。“或许吧，有人说。但是，失败还是必须被克服；否则，存在主义的本体论似乎会提前打消这个希望：人的激情是无用的，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办法来变成他所不是的这个存在。”但是，波伏娃指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宣布的失败，仍然是模糊的，既然他宣布人是使“自己缺乏存在的一个存在，为此才有存在”。这意味着，人的激情并不是从外部被强加的，他选择了它，激情与他的存在是相融的。归属为一种激情的“无用性”，只意味着“在原始的无依无靠中，或者涌现的人之中”，任何一个世界价值也不会提供一个赞成观点，来实现有用与无用之间的分享。人的激情并不回应从外部发起的任何呼唤，“但这不等同于说，它不会自我辩证，赋予自身它并没有的那些理由。”这分解出一种意向性：存在的虚无化造成了这一存在的展开。“有一种附着于存在的原初类型，它并不是关系，而是意欲存在，但更是意欲展开存在。”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区分，存在于波伏娃哲学论证的中心。她开启了自由与意志之间的区分，开启了对意志论的批评，后者将自由压低在意志的水平上，并将自由工具化为确认或否认超越价值的手段。显然，意志论应当被归入悖论的逃遁行为之列，归入我们已经清点过的那些事物一边。
但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困难就是它么？
困难的另一表达，就是悖论，它在一种自由和人为性之间分享了人的存在；其中自由对一切外在的刺激都无动于衷，而人为性则可用波伏娃的心理学术语来描述，即它抵抗通过中心发出的刺激。无疑既然这一表达建议“悖论完全不是问题”，那我们就继续认为这一表达是令人不满意的：如果自由是不可触摸的，那为什么必须担心人为性的遭遇呢？为什么必须区分和描述那些压迫性境遇呢？
在《年华的力量》中，波伏娃和萨特谈到这一主题：“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讨论了一些特殊问题，尤其是境遇和自由的关系。我支持他对自由的定义——不是在斯多葛的立场上，而是对已知事实的积极超越，但境遇不是彼此对等的。‘对深居后宫的女人来说，有哪种超越是可能的？甚至在这个幽禁地中，还存在着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对萨特说。我很久都没有再说话，我只作了口头上的让步。进一步来看，我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了维护我的立场，我也必须抛弃个体主义、理想主义的道德立场，我们原本的立足之地。”在《碧吕斯与希涅阿斯斯》中，就像在《模糊性的道德》中一样，波伏娃强调存在着许多压迫性境遇。比如，“但另一方面，通过她朝向自身的谋划，她展开了的那些境遇并不是作为对等物出现的：她将那些允许自我实现为非确定运动的事物，作为优先特权；也就是说，她愿意超越所有限制其权力的事物；但这个权力总是有限的。”这段引文建议，根据它们或多或少或者完全没有“限制”自由的层面来看，境遇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自由是直接面对境遇的，而不是蜷缩在人为性这一挡箭牌背后。因此必须介入到自由与境遇的关系分析中去，而不放弃这个悖论的主题，悖论虽然难以逾越，却包含着人类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