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中央1956年春提出的成立省级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经两年的酝酿、协商和筹备，于1958年10月25日在宁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告正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选举刘格平（回族）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林伯渠亲临宁夏，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向回族人民和宁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也发了贺电。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反映了回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符合自治区内回、汉、满、蒙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门一些负责人、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3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于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作了6次讲话和多次插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在大会上发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这次会议被称为整风会议，其中心议题是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是要彻底解决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所谓右倾保守、精神不振的奴隶状态，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振作精神，势如破竹，搞出一种新气氛。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继续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速度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进派的分歧；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在领导方法上，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个是干劲十足，搞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寡妇的心情和面孔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两种方法比较，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并指出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为"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党内的反冒进与1957年出现的右派进攻联在一起，在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的说明中，毛泽东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波，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把反冒进说成是引起右派进攻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个人崇拜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还讲，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讲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主张必须要反对；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关于突出领袖个人，降低集体领导作用的提法，在当时情况下，被其他领导人和广大党员接受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则说得更为露骨，他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这种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观点，成为大跃进运动发动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毛泽东还提出了不同于党的八大论断的国内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资产阶级右派；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在成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一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数倍的事业。会后，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是右倾保守，各级干部中滋长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成都会议对形成"左"倾冒进的指导方针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
3月12口，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公报，宣布将分三批撤出朝鲜。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的请求，出兵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并保卫祖国，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国土上，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者的猖狂进犯。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发表声明，要求立即从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随后，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完全赞成并热烈支持中朝两国政府的声明，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回国。
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分三批回国。1958年3月15日至4月25日，第一批撤出6个师8万人；7月11日至8月14日，第二批撤出6个师及特种兵计10万人；9月25日至10月26日，第三批撤出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计7万人。志愿军撤出后，将自己的营房、营具、营房设备、物资器材，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8年中，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同朝鲜人民生死相依，共同抗击美国侵略军，对保卫朝鲜人民革命成果和支援朝鲜人民和平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多次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英雄、功臣勋章和奖章，并赠予彭德怀司令员以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
志愿军回国后，10月30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报告了志愿军8年来抗美援朝的工作。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对志愿军英雄儿女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批判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十分关心，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195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截至这一年的6月30日，中国人口总数已达6亿零193万多人，按照推算，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这样到1962年全国人口就将达到7亿，到1967年就有8亿，比解放初期要增长一倍左右。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此十分关心，他决定对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情况进行研究，来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自己的意见。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寅初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更加促使他加紧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为了确切地掌握人口情况，马寅初在1954年到1955年间三次来到浙江调查，他几乎走遍了全省，详细掌握了浙江的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同时，还了解了上海、江西、江苏、山东、北京等地的有关情况，并对其他各省和世界各国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写出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研究，补充完善之后，终于在1957年7月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把自己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写成提案，并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一些具体建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的发言《新人口论》。《新人口论》分十个部分，包括：（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其主要论点为：
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发展，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马寅初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出生1300万人，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道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人口的无限制地迅速增加，会造成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因人口大（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的推迟‘，"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一大半，以至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
人口大量增加，会造成就业的困难，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的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加速发展工农业，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人口迅速增加，使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会造成粮食和工业原料供应的困难。因为，"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不到三亩地。……虽然在1953年和1956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逐渐下降。……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要比人口增长快，方能达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目的。"人口失控会造成人口质量下降。我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很不相称，应该把人口的质和量统一起来。"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据此，马寅初得出结论："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认为，人口繁殖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马寅初提出了一些有关人口的政策和措施。如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要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等。
但是，马寅初的远见卓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校庆纪念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从此在北京大学就开展了对马寅初的点名批判，一些全国性的报刊也都相继投入批判，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批判声势。1959年12月24日，康生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要他们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要学习毛泽东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策划下，学术批判让位于政治批判，而且愈演愈烈，成为激烈的政治围攻和恶毒的人身攻击。
从1957年底到1960年底，除北大之外，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就达160篇，就其观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人口的资源绝对化，认为我国巨大的人口资源，也正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之一，人多是国家繁荣和富强的表现，人多力量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生活优裕，文化提高"；第二，认为《新人口论》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认为，马寅初用"人口多，积累慢"的矛盾代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目的是想借此使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起来，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第三，否认人口与建设、人口与积累、人口与粮食存在矛盾。把人口的增长看成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及共产主义建设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国民收人，就可增加社会积累，社会人口数与社会积累数不是成反比例，而是成正比例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且是为人口高速度增长创设一切条件"。第四，把"新人口论"说成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传播者"。从上述论点出发，批判者们错误地反对节制生育，猛烈地抨击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使"左"倾思潮在人口理论上得到贯彻，从而中断了人口问题的研究，完全终止了尚未普遍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生育状况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