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四要素，衣食住行度日忙。这衣，被排在了生活的头一位。为什么？因为除去避风挡寒，最能衬托人的风度、最能反映人的审美也最能概括时代情趣的就是那常变亦常新、流行复回归的衣裳。
天津依河傍海，按说，穿着上应该偏好河的碧绿，海的蔚蓝，可是不，天津人，特别是天津女人，朝朝代代中意的都是从里到外的一身红衣，走在街上，如同一簇簇跳动的火苗。
专家们追根溯源，发现街上流行红衣衫绝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表现了天津人心理和信念上的一种祈盼。一则红色代表热烈，与天津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相合；二则红色历来被看作吉色，民间认为有它遮身，尽可躲灾避邪；三则天津人普遍崇拜海神天后（俗称“娘娘”），而她海上救难时的红衣装束也便成了一种时尚的模板。
但是天津红又不拘泥于正宗的“妈祖装”。南海一带妇女着“妈祖装”，梳“妈祖髻”，红裤半截为黑色，红衣的一角也要缀以黑布（名剪衣），这是自谦的选择。因为传说中的妈祖“海上翻飞着朱衣”，妈祖尊贵，民间妇女自然不能像她一样全身皆红，而要缀上黑布以示位置的差异。天津女子则不然，既然崇拜，那就彻头彻尾的模仿，原样照搬，穿无禁忌，不单红衣红裤红鞋红袜，还要头簪红花、襟掖红巾，家里更是红窗花、红窗帘、红台布、红桌椅围子，从头红到脚，从里红到外，俨然一束束燃烧的火焰——这就是天津改裁后的“妈祖装”，而这“妈祖装”里裹着的是她们营造的独具天津韵味的妈祖氛围。
而且，一改不可收。到今天，天津人仍然对红情有独钟，谁赶上本命年（因为这一年是一个人的属相和该年干支排列的生肖重叠的年份，12年一轮回，传说人多有难），不论俗雅，至少在除夕之夜，都要系上一条红腰带、套上一件红内衣，以求来年能有一个平坦的开局。
天津人的穿着，比颜色变换更快的，是款式。
天津和平区东南角兴安路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住着65岁的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何志华。他家的不同凡响在于，五六十平米的小单元里竟藏有上千件自清代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典型服装，就像一个专业的服饰博物馆，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
那些“宝贝”平时都锁在柜上、床下的箱子里，目录却是刻在何志华心中的，想找哪个式样，随手开箱，第几层，一准平展地拿出来。
对那些一般人根本看不出门道的旧衣服，何志华不光赏藏，还重研究。他说，清代以来，旗人的着装习惯开始影响中原地区，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突变。
天津当时笼罩在漕运文化的风格下，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域有特点的服饰全都集中在天津，使天津形成了一个中国服饰文化的汇集地。当时的天津虽然不能说出服饰有什么特点，但看到全国各地区的民间服饰。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清代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天津及各地区也受到了旗装——“袍”的强烈影响。清代的服装用料节省、制作简便、穿着方便，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清代天津的服饰内容主要以旗装为主，基本都是“袍”。男人有长袍马褂，女性有旗袍罗裙。这类服饰多为合领、右衽，领、襟、袖使用宽大的襕边作为修饰，袖子短而口宽，长及手；袍在身侧开高衩，下穿宽口大裤，足穿花盆鞋。部分清代的服饰沿袭明代的风格，以大褂和大衫为外衣，合领右衽，短袖而宽；下穿宽大的百褶裙，裙长及足，内穿宽口大裤，不穿绣花鞋。天津妇女的服装面料上比较考究，衣服图案多取吉祥的寓意，领部、袖口、下摆都加有施绣的“绦子”，现在的天津人还一直沿用当时的俗称——“花边”。
清代的八旗军事分为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很长时间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天津离北京很近，没有多少旗人居住在天津，其实天津当时就有了旗人，而且天津的旗服是由葛沽发展起来的。
雍正四年（1726），清朝在天津设立了水师营，并分设府治驻防在葛沽卢家嘴。当时，满八旗在葛沽“建驻防城堡，内盖兵丁营房4000间，堡门4座，炮台4座，八旗衙门及火攻营、火药房、演示厅以备守望……”。随着驻防八旗兵民的迁入定居，这里渐渐成为了满族聚居的地方，在天津乃至全国形成了八旗子弟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势，而旗服也随着八旗兵民与天津人的接触被天津人所接受和效仿。
何志华拿起一件蓝色的长袍，指着长出袖口的一块有弧形的布说：“这就是大家一直熟知的‘马蹄袖’，因为把它打开后，形状与马蹄差不多，所以被称为‘马蹄袖’。”据他讲，这是清代满族男女服装的袖式，也称箭袖。清初，满族男子所服旗袍，袖口较窄，袖端多加一块长可露指的半圆形兽皮（后改布质），因其状酷似马蹄而名之马蹄袖。征战、打猎时射箭方便，御寒保护手背。
清中期以后，该袖式的服装渐从便服转为礼服，便服多为平袖，礼服仍为马蹄袖。平时多卷起，在办公事、喜庆节日、拜见上司、叩见长辈时，必须先左后右地放下马蹄袖，才可行拜见礼。亦有将马蹄袖用纽扣系于便服袖口以为礼服之用者。满族妇女礼服亦多为马蹄袖式。
“天津由于离北京较近，服饰融合了汉满两族的风格。”天津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正时期最为流行，而妇女服饰则有些像现代服饰特点，样式和款式都比男子的多，形成满、汉服饰并存的情况。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乾隆年间以上身着镶有花边的袄、衫为主，式样比较宽大，长度一般在膝下。
嘉庆、道光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有的再加一件较长的背心并边缘都装饰有花边。下身除穿裙外，也有穿裤子的。裤子的样式也有变化，初为大裤管，后逐渐改为小裤管，裤口镶有花边。从光绪年间起，由于穿裤子行走做事更方便，妇女穿裙的逐渐减少。袄衫的特点是在领底及袖口镶有宽花边为装饰，并且不同时期袖子流行的宽窄也不一样，时而流行宽，时而流行窄。
男装中以褂最为盛行，马褂是满清男子四种制服之一。四种制服为礼服、常服、雨服和行服，马褂即行服。马褂自康熙年间进入富家后，军服也用此制。马褂罩在长袍之外，做工、材质、图案、点缀不可或缺。马褂作为外用，有单、夹、棉几种不同做法，一般采用石青、绀色、黑色等较素的颜色，习惯上不用亮纱原料。清初马褂采用天蓝色。乾隆时以玫瑰紫为佳，清末深绛（赤、大红）最流行，民国时期流行浅灰和浅驼颜色。
马褂有长袖短袖之分，但无论长短马褂之袖都是宽肥的。马褂有对襟、大襟和琵琶襟等几种式样。以衣襟区别使用范围。对襟马褂是礼服，右大襟镶黑边饰的马褂是常服，而缺襟马褂，就是行服。
春节期间，北方正值寒冬，作为外套功能的马褂自然以皮棉为主，马褂有对襟（中间系扣）、大襟（右侧系扣）和琵琶襟（上下与右侧系扣）等几种式样。按衣襟区别，对襟马褂是礼服，右大襟镶黑边饰的马褂是常服，而缺襟马褂，就是行服。马褂的特点是比较肥大，特别是袖子，总是肥得可以容下一条大腿。清代与民国时期，马褂的区别除流行色不同外，最主要的区别是袖子的长短。内行人从马褂袖子的长短可以断定马褂的时代，影视剧中清代人穿民国马褂的破绽，就是这样产生的。“满族人以骑射著称，在林海雪原策马驰骋，必须有足以挡风御寒的服装，而上下身连成一体的掩襟长袍，上可遮挡胸前背后，下可盖住两腿，左右开衩又便于上下马匹，窄袍袖在射箭时灵活利落，又可以套上坎肩、马褂，接上护手的毛皮”袖头“清代演变成宫服上的箭袖，俗称”马蹄袖“，无一不是适应当时环境和生活特点的结果。由于它确实比明朝服饰简便实用，很快就被汉人男子接受，直至民国年间仍是男人最普遍的中式便装。官员绅商、文人墨客穿着体面大方，农村的车老板等常出门在外的人冬天穿棉袍仍是为了御寒。”过年期间，长袍马褂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成了实用的代表性服装。
“清朝时期，妇女服饰形成满、汉服饰并存的情况。满族妇女以长袍（旗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以上衣下裙为时尚。嘉庆、道光以后，镶有花边的衣衫趋于窄小，长度也明显缩短。下身除穿裙外，里面也要穿裤子的，但裤子多为小裤管，裤口镶有花边，并用腿带子将裤口扎紧。宽口裤子要是穿出家门被人看见，会被人笑话。一则是认为不检点，二来因为过去冬天取暖多用炭炉或煤炉，室内为了通风，不得不将门窗留些缝隙，冷风会从缝隙吹进室内，用中医的眼光看，这样风邪会入侵体内，用腿带子将裤口绑好不失为良策。从光绪年间起，由于穿裤子行走做事更方便，妇女穿裙的逐渐减少。过年时，穿着红色裤、袄的妇女多了起来。”
民国女子：旗袍改良显婀娜
汉族女子穿旗袍，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清朝满族妇女的袍子有一个从简朴向华丽变化的过程。乾隆以后，皇帝后妃和八旗贵族女眷的袍子，不仅面料讲究，而且身前背后都装饰着彩绣、平金的花卉、蝴蝶、彩凤、福寿等图案，襟口、袖口、下摆、开衩等边缘的“绦子”有织有绣，越镶越多；在式样上也有所改变，最明显的是袖子由窄变宽，靠袖口的里子绷上一尺多宽的绣花缎片，空的时候翻卷过来露在外面，称为“大挽袖”，颇显华丽富贵之气。这样漂亮的服装，不能不引起汉族女子的羡慕，但不“在旗”人家的妇女，无论家里有多少钱，也不能穿这种“高档”服饰上街。其原因不仅是制度、风尚方面的限制，还在于她们的“三寸金莲”比不得旗人妇女穿高底儿鞋的大脚，穿上袍子也美不起来。因此，那时的旗袍确是“名副其实”。
民国以后，特别是192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旗袍才真正在妇女中普及。先是一些照相馆有了旗装照相的业务，很多非旗籍妇女也去试个新鲜。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女学生、女记者等‘摩登女性’开始，把旗袍作为时装穿上了街。经她们领导潮流，追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到三四十年代进入极盛时期，旗袍成为中国妇女的最普遍服装。不过，民国以后时装旗袍已对清末‘旗女’所穿的‘老古董’作了许多改变：中国妇女的服装，在裁制时多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没有明显的曲折变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妇女有了‘曲线美’的意识，一改传统习惯开始将衣服裁制得称身适体，这种服装不仅装有垫肩、硬领，而且放大了胸裥。领子的样式、制作的方法和合用的面料等，也都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旗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转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无法再低时，索性穿起无领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袖，长过手腕；时而又流行短袖，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曾经流行长式，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来又改为短式，短至膝盖，甚至将大腿露出。那个时代的妇女，冬天当然也会穿上鲜艳的棉旗袍，但也有穿着短袖棉旗袍出门的，不过她们会披上一件保暖的斗篷，遮挡住凛冽的寒风，成为当时时髦女性的流行穿着。虽然旗袍这几年有些‘重温旧梦’，但斗篷却始终回不到往日的辉煌。
男子：西服革履吹洋风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的第一年，新政府就将西服与中式的长袍马褂并列为官定“礼服”，如此一来，与世界接轨多时的天津，立时成为西式服装的T型台，燕尾服、西装、高顶帽又成为了过年的新宠。就像如今的赶时髦一样，与洋人接触，穿西装成了新的规矩。即使一些老派的大家庭，主人外出也都换上西装以示庄重，回到家再换回长袍马褂。
当年最有名的西装裁缝都来自宁波，被称为“红帮裁缝”。上个世纪20年代小白楼一带专售洋酒罐头、日用杂品的商店有裕恩永、祥泰义、福兴太、大昌和等，裕恩永初设在英租界中街南端，由于业务兴旺，后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增设分店，在分店对过有独特的小商店天香室，经理曹天佑是上海人，这个商店以经营针头线脑（小百货）驰名于小白楼。像天香室所出售的商品，在过去是肩挑木提盒、手摇小鼓串巷的小贩才卖的，而有门面的座商干针线买卖的还是少有的。所卖的针全由德商世昌洋行进口，早年做西装、军服、制服的一级技师，有小白楼江夏里的何庆昌、法租界的王阿明，都是宁波人。何庆昌做西装手工精细，完全合乎于英国绅士派，合体大方。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制服一律由何庆昌包做，故而他和工部局关系密切，每当他出门坐包月车上街，英国巡捕见他都行礼以表尊敬。为什么把宁波裁缝称为“红帮裁缝”，这里还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古时中国以天朝自居，西洋外国被称为“外番”、“红毛国”，所以制作西洋服装的中国裁缝就被称为了“红帮裁缝”。
长袍有单袍、夹袍、棉袍之分。单袍就是俗称的“大褂”。
马褂，身长齐脐，袖长齐肘，四面开杈，穿起来很是宽松，特别是身材魁梧之人，
坎肩、衬衫、袄、裤、短打儿、腿带
帽子，便帽、风帽、将军盔、毡帽、恭喜帽、鸭舌帽
天津人的穿是各成系列的，除去成人装的，童装更是百花争艳。
月科儿服 做成带大襟的道袍式，不能用新布，用穿过的衣服改制而成，不钉扣，不钉绊，只用带子系上，下穿开裆的连脚裤。
百家衣、被
蓝紫裤
孩子在百岁或周岁时穿的服饰，由孩子的姑姑亲手做，一条腿是蓝色，一条腿是紫色，取“拦子”谐音，意为将孩子拦住，免得灾病缠身。天津有“姑蓝紫，永不死”的俚歌。
五毒衣
儿童在端午节时穿的衣饰，背心式。用黄布或黄绸做成，上绣蝎子、蜈蚣、蟾蜍、蛇、壁虎，可避毒虫叮咬。
肚兜、围嘴儿、屁股帘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