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爆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被顶上南墙，无从置辩。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很和谐，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笑谈。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条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与此说相类同，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嗒然若丧。
辜鸿铭曾针对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爱卫生、喜欢随地吐痰、很少洗澡的说法反驳道：这正是中国人重精神胜过重物质的表现。实在是强词夺理，只能当作笑话去听。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辜鸿铭极其欣赏三寸金莲，他娶的中国夫人，裙下双钧尖如玉笋，莲步跚跚，绰约多姿，仿佛凌波仙子。他将小脚之妙总结为七字诀，流播士林，成为定论。他说：“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唯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他还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辜氏有嗜臭奇癖，常常捧着夫人的三寸金莲捏捏嗅嗅，顷刻之间即如服下兴奋剂，简直应验如神，于是灵感骤至，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辜氏喜欢巡游北里，逛八大胡同，其意不在选色征歌，而是专找小脚的妓女下单。他常说：三寸金莲乃中国女性的特有之美，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法国巴黎香水，其味尤醇，能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康有为曾送给辜鸿铭一条“知足常乐”的横幅，辜鸿铭笑纳之后说：“康有为深知我心！”若让一位强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听到他这些谬论，必定踹其裆，唾其面，批其颊。辜氏运气好，他游历多国，喋喋不休，居然没有遇到过一位凶巴巴的铁娘子，不用口舌，专用拳脚，使他望风而逃。
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这也许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之言。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嘉论，自圆其说，也就不会穿帮。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其实都不对，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辜鸿铭的小脑袋中装满了中国的孔孟老庄和欧洲的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仿佛一座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随便抽出几册黄卷来抖一抖，就能抖人一身知识的灰尘。欧美名校共颁赠给他十余个荣誉博士头衔，这个数目仅次于胡适。他恃智玩世，恃勇骂世，恃才傲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至死仍我行我素，不投机，不曲意，不媚俗，以不变应万变。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此牢固不拔，行之终身而不懈，举世能有几人？在中国官商士民被洋鬼子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年月，只有他能捅出几个气孔，给洋人和洋奴一点颜色瞧瞧，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辜鸿铭、陈友仁被西方人评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辜在思想上，陈在在政治外交上，最善于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有了辜鸿铭，乱世因而添出一份意外的美丽，这是无疑的。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吐弃旧学，蔑视国俗，可惜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谁心领，他洞察古见的睿识无谁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唯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伤时骂坐之语，因此被人视为“怪物”，贬为“狂徒”，讥为“彻头彻尾开倒车的人”，徒然弄出许多纷扰。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应该承认，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记住以下几条评价，须知，这些对辜鸿铭俯首折服的人物都不是肯轻易去夸赞谁谁谁的：
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苏曼殊）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李大钊）
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吴宓）
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白特夫人）
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张中行）
§§佯狂未必不丈夫——章太炎：百年来最狂放的国学大师
章太炎（1869-1936）风骨峭峻，意态轩昂，颇有俯视群流不可一世之概，他的疯是出了名的，他的癫是出了名的，他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奇异之处又远远不限于疯、癫、狂三味。他造诣精深，学识渊博，是一世无几的国学大师，《訄书》《小学答问》等名著，绝非普通疯子能够完成。现代作家、教育家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评论章氏的学问，甚高而中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然而章太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无所顾忌，经常做些令各路强梁极端头痛和心惊的事情。章太炎“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蹲监，不怕族人将他逐出宗祠，他曾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囚禁，其勇毅精神至死不挠。他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咒就咒，想骂就骂，图求的是那一份回肠荡气、酣畅淋漓的痛快劲。
我们细读章太炎的《民国光复》和《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二文，即可知他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从少年时即已养成。他曾听外祖父朱有虔谈及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所持的华夷之论——“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唯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与之俱亡”——心中大受触动。稍后，他读到稗史《东华录》，其中载有雍正、乾隆两朝戴名世、曾静、查嗣庭、吕留良等人惨遭灭族的文字狱，更痛切地感到“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为此他愤然发表石破天惊的言论：“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在当时的语境下，他敢讲这样的“疯话”，不仅需要一股子狂劲，还得有十足的勇气才行。青年时期，章太炎不去应试，不汲汲于功名，决心做个“汉族完人”，在当年此举极为不易，极为罕见。后来，他振笔撰写《讨满州檄》，历数清朝专制帝王十四宗罪（诸如焚书、屠城、制造文字冤狱等），这根源于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他内心积郁多年的民族情感。
说来难以置信，章太炎天不怕，地不怕，单怕一人，这人既非凶神，也非恶煞，而是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清末时，洋务运动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楚学报》，延聘梁鼎芬为总办，章太炎为主笔，可是前者为保皇党人，后者为革命党人，两只好斗的“蛐蛐”同钵，自然有一场武戏可看。有一次，梁鼎芬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有为）想做皇帝，有无此事？”章太炎冷笑一声，回答道：“我只听说他想当教主，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他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闻言大骇。章太炎还交出一篇更惊世骇俗的“论文”——洋洋洒洒六万字的《排满论》，其赤裸裸的“民族革命”思想触目惊心。梁鼎芬审读此文，犹如大粪浇头，简直怒不可遏，他狂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他令人用轿棍将章太炎饱揍一顿，轰出报馆。若不是担心连累恩主张之洞，梁鼎芬必定穷追猛打，将这件事情弄成大狱。此后，在一些辩论场合，口舌敌不过章太炎的人便总是掐准时机，在自己即将落败时立刻使出屡试不爽的撒手锏，喝一声“叫梁鼎芬来”，十有八九，章太炎会大惊失色，高挂免战牌。
1895年，章太炎加入由康有为、梁启超牵头组织的强学会，交纳了十六块银洋的会费。他还对保国会（1898年由康、梁发起）隐含的宗旨——“保中国不保大清”——表达过激赏之情。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蜕化为彻头彻尾的保皇党，倡立孔教，自封为教主，章太炎撰文嗤之以鼻，结果遭到康门弟子围殴，被打出鲜红的鼻血来。章太炎一怒之下，与康有为割袍断义，跑到上海去自立门户。
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声称“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尤为惊世骇俗的是，他戟指光绪皇帝（此时已被幽禁在北海瀛台，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霉得发乌的鼻梁（肯定不是酒糟鼻），忿然骂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他还鄙视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不过先帝一遗妾耳”，只知吸食黎民的膏血，戕残国家的元气，除此之外，别无能耐。西汉灌夫骂座，豪气虽高，怎及清末“章癫”语惊天下？结果，他因文惹祸，当避风头而不避，说什么“革命流血起，流血自我起”，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好个邹容，本已匿迹于上海虹口一所天主教堂，可保安然无恙，但他义薄云天，接到章太炎在狱中相召的书信，即刻走出匿身的租界，径直去上海警察局自首，陪师友同作苦囚。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气调壮烈：“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不被斫[zhuó，用刀斧砍]去，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布阵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天才青年，即病逝于狱中。章太炎每天干完苦役，就独自研究和诵读《瑜珈师地论》，参悟普度众生的大乘佛谛，虽然他的身体失去了自由，但他的精神屹然不倒。
徐锡麟之弟徐仲荪如此评论章太炎：“其处世也，有威武不屈之概；其持身也，有独立不惧之神。”诚然，章太炎对于首脑级人物从来就缺乏起码的敬意，而且抱有深刻的敌意。他讥讽政客，嘲骂强梁，略无隐讳，往往一座皆惊，闻者为之变色。其寸衷所执，三军不能夺，万夫莫能撼。他在清末骂光绪，骂慈禧，骂自己的恩师俞樾，并作《谢本师》一文，宣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闹得狂名满天下。令章太炎始料不及的是，待到他老境颓唐，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门下弟子周作人也抛出一篇《谢本师》，公开宣布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由此看来，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也是不可以随便滥用，甚至胡乱发挥的，否则就会变成中国版的“吾爱真理，吾必灭吾师”，一路恶性循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咬牙切齿，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他与孙中山交恶，说来话长，最早的起因是：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预感到孙中山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哥”，这样蛮横粗暴地对待他，不甚妥当，于是由外务省赠给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认为对方以礼相待，拒绝反为不美，况且革命活动正要吸纳经费，他就悉数笑纳了。这件事孙中山自作主张，未曾知会同盟会同仁，难免被人怀疑其中另有勾兑，不无猫腻。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经费捉襟见肘，听说孙中山私底下收受黑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从墙头撕下孙中山的肖像，批上一行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连同撕碎的照片一起寄给孙中山。有趣的是，某人听闻此事，为之喝采叫好，章太炎却勃然大怒，甩给那家伙一记耳光，训斥道：“孙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继任。孙中山的态度很奇怪，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始终保持缄默。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是章太炎的至交好友，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亲笔起草了《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中山十九条罪状，将排孙情绪煽至沸点。章太炎在集会上说：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由于黄兴不肯接受众人的推戴，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劝解工作，“倒孙风潮”最终得以平息，但章太炎从此对孙中山左看右看都看不顺眼。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观感更差，他指责孙中山妄谈主义，只知隔山打牛，实行一党专制，“任用非人，奸佞在位”，被一群阿谀奉承、追名逐利的党徒团团包围。
1912年1月14日清晨，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遭到暗杀，竟然是陈其美指使部下蒋介石所为。（蒋介石在日记中并不讳言自己刺杀陶成章的动机：“余之除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义。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陈其美是孙中山亲信无逾的心腹爱将，章太炎怒不可遏，将矛头直指孙中山。此后，广东都督陈炯明下令杀害光复会的三位重要成员许雪秋、陈云生、梁金鳌，更令章太炎震怒。当时，陈炯明是孙中山倚为股肱的爱将，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残杀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看来，必定是孙中山暗地里指使。只因政见稍有出入，同盟会的大佬不仅铲除异己，而且对同一阵营的战友痛下毒手，事实一一俱在。尽管孙中山致电陈炯明，严词痛责，章太炎也难消心头之恨。
南北议和时，章太炎在心中反复权衡，能上他的大秤的，只有一个人，这人不是孙中山，不是黎元洪，不是素所推重的黄兴，而是袁世凯。乱世造英雄，如果说袁世凯是奸雄的话，那么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奸雄造乱世。章太炎一时眼花，硬是觉得举国之中只有袁某人具备凝聚民心、整合国力的通天本事。他的推断很简单：若不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民国从何谈起？他认为袁世凯是“一时之雄骏”，以名实归之，既顺应天意，又合乎人心。章太炎改弦易辙，实为狂性又发，他主张建都北京，与孙中山的意见完全相悖，凡是孙中山支持的他就反对，他现在只认这个理，九牛拉不回。四川革命党人在南京为本省烈士召开追悼会，孙中山出席致词，章太炎偏要选择这样的黄道吉日去搅局，他寄赠的不是挽联，而是一副骂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章太炎此举既出格又犯众，立刻招致革命党人的群起而攻之。
章太炎放下学问不做，却乐颠颠地要北上去做袁世凯的顾问，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黄宗仰发了一封公开信给章太炎，处处为章大师设想，其中有句“黄海虽浊，尚较专制旧魔窟略可吸收空气”，劝他留在上海，安心治学。另一篇见诸1912年6月2日《民立报》的文章《呜呼，经学大师》则毫不留情，其中一节嘲骂道：“太炎素贱视政党议士，至比之干矢鸟粪，今竟甘为抱粪之蜣螂……朝曳裾于朱门，夕奔走于豪右，不恤宗国之危亡，而唯党见是争！”这话的意思是：“章太炎一向看不起政客议员，甚至将他们比作马屎和鸟粪，现在却甘心做一只屎壳郎……早晨在权贵家做食客，晚上在豪门大户出入，不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只争些党派门户之见！”章太炎我行我素，傲眼望天，当然不会理睬这些笑骂。他在北京与袁氏的幕僚周旋，刚开始大家诗酒应酬，还算愉快，可几个回合下来，章太炎渐渐看清楚了他们的道行和德行，就忍不住猛翻白眼，出言不逊，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则将章太炎的嘲骂一律名为疯话，传为笑谈。章太炎敢骂孙中山，敢与陈其美割席绝交，袁世凯深知厉害，他固然要借重章太炎的名望，指靠他的如椽巨笔胜过千支毛瑟枪，却也深知这位疯疯癫癫的大爷不好侍候，还是让他自个儿到一边先去凉快凉快比较明智。于是，他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给他配备十几名随员，拨给三千元开办经费。章太炎居然认了真，他前往东北，请来缪才子等一班专家，测绘地形，整出一份《东三省实业计划书》，呈请北京政府批准。结果可想而知，这份计划书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章太炎在东北官场更是受了不少鸟气。章太炎再也没有好心情，这一切都是拜袁世凯所赐，他不惜与孙中山、黄兴等人闹翻，袁世凯却这样冷落他，怠慢他，他决定从东北返回北京，另做打算。袁世凯对章太炎一如既往地虚与委蛇，客客气气，但章太炎已不吃这一套。他清醒地认识到，袁世凯不仅市侩乡愿，而且包藏祸心，是彻头彻尾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容不下反对党，容不下民主言论，容不下谔谔敢言的持不同政见之士，处处以奸滑的手腕和虚伪的言词蒙骗国人。认识到这一点，章太炎痛悔自己反孙助袁的孟浪。及至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观感糟到极点，他亲赴武昌，极力游说“无骨泥人”黎元洪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而这步棋说得好听点是一步大缓招，说得难听点，则是奇臭无比。“项城不去，中国必亡！”章太炎终于抛弃成见，再次与孙中山、黄兴携手，在《民立报》等报纸上发布宣言，痛斥和鞭挞袁世凯及其党羽，给“二次革命”推波助澜。
袁世凯不害怕孙文和黄兴，倒是真有点惧怕章太炎，只要章神经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笔头和嘴巴都相当了得的孔教会总会长康有为也难逃此劫，袁世凯可不想沾染上类似的晦气。若是别种类型的烂笔头文人、烂嘴巴疯子，十个百个千个，早被他下令格杀勿论了。举世都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这人可万万杀不得。袁世凯读过史书，知道身为君王，扑杀国士，会遭致千秋恶名，他有所顾忌。当年，曹操将那位当众裸着身子击鼓、骂他个狗血淋头的祢衡作为“珍贵礼物”，奉送给荆州牧刘表，打的就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刘表也不是缺心眼的傻蛋，立刻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麾下的大将黄祖，他明知黄祖是一介莽夫，不怕戕害了国士，遭千秋唾骂，刘表此举同样是存心嫁祸于人。
袁世凯左想右想，决定压曹操半肩，高刘表一头，把事情做得像朵云轩信笺一般漂亮。他派陈宧买通依附于他的共和党党部负责人，以“主持党务，共商国民、共和二党联合事”为由，把章太炎（时任共和党的副理事长）诓骗到北京来，加以监视，免得他手挥如椽巨笔，在南方的报纸上大放厥词，专向北京政府发难。
章太炎仍是那种固有的作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对新婚妻子汤国梨说：“当年无奈，出走日本，今天光复了，再避居国外，岂不为外人讪笑？我当入京面数袁世凯祸国之心！”他到了北京，心血来潮，挥翰作诗数首，其中一首七绝豪气干云：“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袁世凯将章太炎骗到北京，先加以优礼，若能软化固属上策，不能软化再软禁不迟。他同意章太炎创设考文苑（国学研究院）。然而章氏提出的四十名研究人员、数十万元开办经费却受阻于农商部长张謇。章太炎愿意缩小规模，改办弘文馆，招聘专门人才编纂词典，却依然毫无着落。说到底，袁世凯只想用高薪（月薪500大洋）将这位大师稳住，免得他多生事端。然而，章神经之为章神经，又岂是贪财好利之辈？又岂能常日闲得无聊？他喜欢读报，交游，唱反调，骂高官，发表奇谈怪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他处处听来和看到“老猿”桩桩件件龌龊事，心气如何平顺得了，嘴巴哪能关住风？他泼不熄攻心的怒火，决定去找那位独夫民贼当面理论一番。大冷的天气，他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握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要他出示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谈过了，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他厉声骂道：“向瑞琨，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尚且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往里闯，警卫出手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碎骨粉身。章太炎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不依不饶地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势必“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他精神极旺，反反复复咒个不停，骂个不休，看守他的卫兵不堪其虐，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耳朵。
袁世凯左思右想，章太炎可不能有一丁点闪失，要不然，天下的笔杆子找他算账，绝不会比天下的枪杆子找他算账更省心更省事，于是他手书八条指示，给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这八条指示如下：
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
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
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
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
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
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求情）：“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章某的自由呢？”袁世凯的秘书张某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舆论的压力太大，袁世凯不好给章太炎摊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以缓和外界批评，求得大家谅解。但不少旁观者仍拭目以待，看袁世凯会不会杀掉“民国之祢衡”。老狐奸这回偏不杀，要大家慢慢欣赏他的大仁大德。
袁世凯琢磨来琢磨去，虽然眼下形格势禁，不宜妄动杀机，可也不能放虎归山，还是预留一手为妥。他下令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龙泉寺，后迁至钱粮胡同的新居徐宅，这所房子传闻是一所凶宅，翌年（1915年），章太炎的长女与夫君龚未生发生口角，先生怒骂她“干吗不去死”，结果她真就寻了短见，在徐宅自缢身亡。先生为此痛悔不已。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身遭软禁的章太炎可以读书写作，警方也不阻拦其亲友和弟子前来探望。但有一点很明确，即不准许他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同样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挑灯夜话，鸡鸣而止。遭软禁而不废学术，此公真好精神。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章太炎召集寓中所有仆役，颁示六条规矩：
（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六）每逢朔（农历每月初一）望（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或十七日），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门弟子钱玄同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何要订立这六条家规？章太炎的回答堪称一奇：
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
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心狠手辣，以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著称）遵照袁世凯的旨意，对章太炎严加防范，为了确保后者的生命安全，直接限制其行动自由。章太炎愤而致书袁世凯，结尾处有这样的妙语：
若絷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龙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书此达意，于三日内答复。
章太炎洞悉袁氏及其爪牙的用心，在致汤国梨的家书中，即有所揭露：
人生至此，亦焉得不求死地，使彼能以白刃相加，所欣慕也。彼意乃欲絷维之，挫折之，而不令一死，以召谤议，此其可恨者耳。
其后，章太炎两度绝食，以死相抗，并寄旧衣一袭给夫人汤国梨，表示诀别，信中气调甚为悲苦，颇有点自悲自悼的意思：
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他的另一封信更是奄奄一息的告白，信中再次提到了“死”字，不过有点滑稽：
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
汤国梨收信后，担心疯子老公就此一命归西，当即拍电报给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说是“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这回仍请求他们高抬贵手，万万保全章太炎的性命。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减，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等人）痛心不已，可是他们千方百计也无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刻进食。还是学者马叙伦有计谋，他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一振，论及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和国事，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他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据案大嚼，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当即答应与他一同进食。
还有一个与章太炎绝食相关的版本，由掌故大家刘成禺提供，他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写道：袁世凯担心章太炎绝食而死，总统府咨议王揖唐便毛遂自荐，去当劝食使者。王揖唐曾是章太炎的门下士，助后者创建过统一党。他在龙泉寺现身，行迹可疑，章太炎责问他是不是来为袁世凯当说客，他连称“不敢”。此后，王揖唐与章太炎聊了好一阵子家常和其他琐事，章先生的脸色由阴转晴了。王揖唐这才返回主题，随意问道：听说先生将绝食而死，真有这样的事情吗？章太炎颔首承认，他说：吾不等袁贼来杀，宁肯自己饿死。王揖唐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先生这样做，袁贼一定会乐不可支，他要杀先生，易于反掌，想杀而迟迟不敢下手，必定另有原因。论奸诈，袁世凯与曹操功力相当，而先生的名气胜过祢衡，他不敢杀你，乃是不愿在历史上留下杀害国士的恶名。先生自愿饿死，袁世凯正中下怀，既无杀士之名，又除心腹之患，先生为袁世凯谋算得很好，却为自己考虑得不周，岂不是要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吗？章太炎听王揖唐这么一说，就立刻放弃绝食，重新进餐。
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内心的帝王瘾类似于狂犬病，骤然大发作，筹安会“六君子”抓紧时机，竭力宣传，怂恿各界名流上书劝进。于是全国很快就闹腾得臭烘烘如粪厕。这时，有人想邀功，在袁世凯面前自告奋勇，声称他可以说服章神经，使之放弃故垒，前来投诚。须知，章太炎清望极高，影响深远，他若肯撰文拥护帝制，则局面大可刷新。翌日上午，袁世凯万万没想到收效竟如此之快，章太炎就教人把信送了过来。袁世凯品着乌龙茶，心情好不舒畅，可是信还没读完，他脸上的喜色蓦然全消，化为一片寒冰。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唯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这回可真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但外界的舆论盯得太紧，再说，演礼仪、试龙袍在亟，节骨眼上，别败坏了自家的兴致，姑且饶他不死，多活几天吧。心平气和了，袁世凯的姿态摆得蛮高，以满不在乎的语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在雪亮的剃刀下任意旋转头颈，不怕割断喉咙，真是好胆色，寻常的读书人哪有这份专捋死神之虎须的神勇？鲁迅在其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当年（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西牢获释后，即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讲过一段“疯”话：“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演讲将毕，他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了这番话，你就不难明白了，章太炎口口声声自称为“章神经”，纯属自鸣得意，决非自贬或自嘲。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专制社会，始终罗网严密，又何曾有几人是真狂和佯狂的？殷人箕子佯狂为奴，那是为了逃避殷纣王的屠刀，保命要紧，不如此不行；楚人陆通佯狂，遇到潦倒落魄的孔子，出于规劝之意，唱了一首《凤歌》，身逢乱世，他的高招也无非是独善其身；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佯狂，他们不拘礼法，酗酒，打铁，吃寒石散，耍青白眼，袒卧在邻家美女的酒垆旁打鼾，追求姑妈家的丫环，诸如此类，均为玩世不恭。唯一的亮点是嵇康，他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最终弹奏一曲《广陵散》，不知其他六贤是否到场掩面而哭，就被司马氏摘去了大好头颅。唐代的处士刘叉佯狂，只不过“野夫怒向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多半还是吞口唾沫忍了。宋代程、朱理学盛兴，能够孕育狂士的特异子宫愈加不可多得。元代的王冕倒骑青牛归隐九里山后，兴起时画画梅花，能保住节操而不曾饿死已属万幸，哪里还狂得起来？明朝大才子徐渭无缘无故将无辜的老婆当柴劈了（这一点与当代诗人顾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真狂，病得可不轻，后来又豁然而愈，不再磨刀，大家便原谅了他的凶行。倒是明代思想家李贽仿佛嵇康再世，敢说孔子“无学无术”，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在他眼里简直不值一哂。李贽崇尚“童心”，实为率真。他七十六岁在狱中以剃刀自杀，出于绝望，并非出于疯狂。他在致周思敬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不愿苟活于人世的心情；“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当时的正统人士评判李贽，绝对视他为专持异端的狂徒。到了清末民初，世道凌夷，风云际会，佯狂之士陡然增多，与章太炎同时代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是癫的，“三副热泪”不离身的诗人易顺鼎是癫的，狂饮苦茶而伤身的黄侃（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癫的，但他们都是为情而癫，唯有章太炎和投海自杀的陈天华为政治而狂。
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章太炎总是疾言厉色，恨不得将对方的耳朵拧下来，炒一碟香喷喷的下酒菜。北洋旧官僚孙岳带着厚礼登门拜访，三句话不对谱序，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对方是“北洋派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掼过去。那位孙大人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金刚，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章太炎不怕孙文、袁世凯，自然也不会怕远不如孙、袁二人的蒋介石，他在《自定年谱》中言之凿凿地直指蒋介石为杀害陶成章的凶手，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天性阴鸷，反颜最速”，无情无义，专事践踏民主和自由。蒋介石宣布废除五色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旗，大力推行“以党治国”的方针，章太炎对此更是愤然怒骂：“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他自称为“中华民国遗民”，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决不宽贷，或痛斥之，或怒骂之，这自然会惹火烧身。192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签发“通缉学阀章炳麟”令，翌年，再次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想借此强硬手段挫掉章太炎的锋芒，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章太炎首如飞蓬，不衫不履，好留长指甲，最怕沐浴，有“邋遢相公”王安石的遗风，吃菜只及眼前一二盘；携酒食祭祖，竟莫辨坟茔之所在，唯有望山遥拜而已；最绝的是，出门即找不着归路，还抢白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有一次，他误入邻家少妇的卧室，据榻而眠，鼾声大作，被人唤醒，他还生气地说：“我睡得正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阮籍卧于当垆少妇之侧，饱闻酒香，颇为满足，有意为之，引人艳羡；章太炎则是无意间摆了个乌龙，令人发笑。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访问过章太炎，他的印象记颇能传神写照：
他的相貌，实在不算堂皇，皮色差不多是黢黑的，髭须稀少得可怜，前额突兀地耸起，也几乎要把它视作瘤子，可是只有那副丝一般的细眼，唯独这双在上品的眼镜背后也总冷然的、总是微笑的眼睛，确是与众不同。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曾将先生囚禁于囹圄之中，同时又因为这双眼睛，虽曾把先生囚禁而终于未能加害……章太炎接二连三地摇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陈述他燃犀烛怪的见解，而我呢？只是觉得寒冷。
章太炎烟瘾大，酒量尤其惊人，曾与兴中会七十余人宴集，每人敬他一杯酒，他来者不拒，居然未醉。他持论偏激，行为怪诞，的确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他自称“章神经”，颇有自知之明。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与另一位洋傲哥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人是谁？是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大师王尔德，此公赴美演讲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真是神气非凡。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营葬地，信中说：“故诚意伯刘公（伯温），则乡之令望，而中国之元勋也，平生慕之久矣。虽才非先哲，而事业志行，仿佛二三，见贤思齐，亦我素志。人寿几何，墓木将拱，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明末爱国将领张煌言）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他对明朝那位怀忧而死的大智者刘伯温（刘基）动了惺惺相惜之心，选择如此高明的芳邻，想必做鬼也不会寂寞。他用小篆体自书“章太炎之墓”五字，身后事交待得如此具体，亦非常人能及。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癌逝世，国民政府为他特颁国葬令，适逢抗战军兴，葬事被耽搁下来，后来经费支绌，竟成一纸空文。他的灵柩初置苏州家园中，二十年后（1955年）迁葬至西湖边南屏山麓荔枝峰下，西侧不远处即张苍水的墓地，有此先贤先烈作伴，他的夙愿总算达成了。至于“文革”之初，他的墓地被造反的红卫兵挖开，尸骸被拖出楠棺，抛弃荒野，任由腐变，则无论如何都不是他所能料想得到的。
谁说章太炎疯癫？他一点也不糊涂，心思可真够绵密的啊！去世之日，他留下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1936年，日寇侵华的狼虎之心尽人皆知，章太炎的民族气节至死不灭，确实令人敬佩。细想来，真正疯狂的并不是章太炎，而是他去世后三十年出现的那些邪恶无知之徒，1966年秋，他们对章太炎的墓地猛挥镐头，掘墓暴尸，并将墓地辟为菜圃。倘若先贤地下有灵，对于这样的不肖子孙，又当如何失望呢？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你肯定以为他又耍骄狂，殊不知，他真还著过《霍乱论》和《猝病新论》，并非街头卖狗皮膏药的那号混混儿。1925年春，孙中山患晚期肝癌，在北京卧床不起，西医束手无策，章太炎仁心大发，开出一张药方，让但焘转致，可是大家听说药方是章疯子开的，反而不敢用。
章太炎三十四岁丧偶，众人劝他续弦，问及他的择偶条件，他依旧疯话连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他鳏居十年后，寻思着再营家室，对女方提出三条要求：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具备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老朋友张伯纯知其肚肠，对章太炎说，你不必操心此事，全包在我身上，名士娶妻，非淑女不宜。他果然给章太炎介绍了汤国梨，务本女校的“皇后”，不仅条件完全符合，是位顶呱呱的淑女，还比章太炎狠狠地年轻了十五岁。婚礼由蔡元培主持，大家乐不可支的是，章太炎穿反了靴子，登场时步履蹒跚，表情相当古怪。汤国梨晚年回忆自己当初的选择，对胡觉民讲过一番饶有意味的话：
关于章太炎，对于一个女青年来说，是有几点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他太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满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却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决非那些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之后，对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无如婚后的章太炎，渐以夫权凌人……所以太炎除老丑穷，脾气也很坏。
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脑袋未被儒家“温良恭俭让”洗成一盘空白磁带，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仲尼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具体到章太炎身上，他就走了极端，看着谁恶心了，糟眼了，想骂就骂，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也不管自己的死活。但他早算准了，自己的盛名摆在那儿，实力摆在那儿，对方要动刀来切，必然会有相当的踌躇，杀害国士这样的恶名，曹操一千多年前就不背，袁世凯自命为盖世英雄，当然也不会去冒扛鼎绝脉的危险；至于章太炎清末骂光绪，对方已是既没娘疼又没爹护的倒霉蛋，慈禧老妖婆绝对不会为他强出头，这步棋似险而不险。
章太炎肯为黎元洪撰墓志，且不吝赞词，却不肯给孙中山撰墓志，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若算上以往的那些恩怨，又不难明白了。曾有一位纱厂老板甘愿致送万元润笔费，求章太炎写一篇揄扬其祖上功德的文字，遭到章大师的断然拒绝，毫无通融的余地，可是青帮教父、海上闻人杜月笙提出同样的请求，付出等额的润笔费，却从章太炎那儿拿获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其喜怒莫测，好恶多变，确实让人看不太懂。
章太炎一生孤鲠，半世佯狂，对反动统治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胆色实非一般书生可以望其项背。他狠批龙鳞，猛跺虎尾，而大难不死，刀锋总在梗硬的脖子上凉丝丝地探来探去，那滋味可不好受。但他始终不肯缩回脖子，侧转身子，改变样子，他从未想过要自求多福，规身远避。放眼百年世道，似章太炎这样能将政治秀出顶尖水平，骨头又超级硬朗的学问家，岂非凤毛麟角！放眼后世，千人一面，个性澌灭，更是其迹如扫。或许有人会说梁漱溟堪称章太炎的一脉传人，可充其量，只是勉强够格，梁漱溟固然敢与毛泽东在千人大会上为农业政策猛顶其牛，但只知梗着脖颈一味蛮干，言行又怎及章太炎那么诙诡机智，游刃有余？
本文结尾再赘言几句。袁世凯的皇帝运是被他视为嫡系的“二陈汤”（陈宧、陈树藩、汤芗铭）断送的。章太炎称陈宧为“中国第一等人物”，并且大胆预言：“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他讲的“民国”当然是袁世凯治下的那个乌烟瘴气的民国。这个预言真就应验如神，正是蔡锷与陈宧的联手，使袁世凯感到彻底绝望，而且很快就绝命了。陈宧显然特别在乎章太炎的赏识，他曾对人说：“太炎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者。太炎真知我，我也真知太炎。彼陆建章谓得太炎一篇文字，胜过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你可以认为陈宧讲的是空话和大话，拍先人马屁惠而不费。但仔细想想，近百年来，能当此誉的人真没几个，章太炎绝对靠谱。
§§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七大嗜好害死人
名师出高徒，此言不虚。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1886-1935）也是国学界超一流人物。
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幢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黄侃生性疏狂，不拘形迹，某日夜间，一时内急，他懒得去楼下如厕，掏出小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浇注。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尿臊味扑鼻而来，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昂首大骂。黄侃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狠狠地回敬了几梭子。论冲冠怒骂的功夫，章太炎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江湖上称之为“章疯子”，他也乐得承认自己有神经病。这下可就热闹了，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仿佛张飞斗马超，挑灯夜战，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黄侃向房东太太打听楼下住客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他冒犯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狂人并非没有改过之勇和服善之智，黄侃半点不含糊，当即登门道歉，诚心诚意叩首，拜章太炎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