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合——
陈潭秋同志接替邓发同志来到迪化新兵营时，中共中央决定由我给陈潭秋同志当助手。从此，我们两个人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
陈潭秋同志为人诚实、热情，帮助同志诚恳、耐心；他生活俭朴，从不特殊；他是个老兵形象，又蕴含着文思敏捷的文人气质，沉稳干练、思想锐敏、知识渊博。为了使新兵营的同志们掌握过硬的杀敌本领，他组织了紧张而有序的野营训练。他知道我在苏联步兵学校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特派我去做野营训练前的考察，行前交代和布置工作细致、周密。他同大家一块研究，制订训练计划，充分发挥别人的特长，大胆放手让你工作。野营训练结束，他广泛发扬民主，进行总结提高。
陈潭秋同志是我党中央派驻新疆的代表，领导着我党在新疆的各项工作。他一面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取得国际上的援助；一面与盛世才做统战工作，有时因工作紧张常常深夜不眠。接待赴苏的来往人员，为延安筹划布匹、军装、纸张、药品，把大量的物资运往抗日前线。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担任了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办事处内部的工作，尽量不分散他的精力。尤其是与苏联总领事馆商谈什么事情时，我都跟随在他的身边，既给他当翻译，又给他当参谋。
1942年以后，新疆的形势恶化。盛世才撕下伪装进步的假面具，投靠了蒋介石，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我们。6月间，形势更加恶化，被盛世才免职的同志们全部回到迪化，集中在南梁一个大院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陈潭秋发电请示党中央，批准在新疆的人员全部撤出迪化。当时，康生作梗、发难，陈潭秋同志发了脾气。无奈，在宋美龄和朱绍良还未到达新疆之前，他亲自草拟了一个三批撤离新疆的名单。第一批撤出的是负责同志和航空队员，由我带队，因为我懂俄语，打前站和苏联领事馆接头，做好安排；第二批撤出的是伤病人员和家属孩子们，由医生杨锡光同志负责，以便路上护理和照顾；他自己同办事处工作人员最后一批撤出。我不同意他的安排，我说：“你是主要领导人，你走了，敌人就没有抓挠了，第二批是杨锡光，第三批是我。”
我最后走，不是想当英雄，而是任务在身不能推诿。不论哪一批走，都不能飞越天山、戈壁，回到延安，而是撤往苏联，每一批走都要与苏联总领事进行交涉。经过我和同志们再三坚持，陈潭秋同志终于同意了，于是由我陪同他去苏联领事馆找总领事巴库林。
陈潭秋同志向巴库林介绍了迪化形势的骤变，盛世才施展的阴谋手段，宋美龄来新疆的活动，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黜，提出往苏联境内撤退的方案，请巴库林考虑、定夺。我们认为，动作要快，不能拖延，只要计划周密，不误时机，是完全可以顺利撤出迪化的。当时，苏军在哈密有个第八团，实际上是一个师的兵力，有坦克、飞机和大炮，盛世才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我们也理解，苏联正处在苏德战争的艰苦阶段，但只要肯帮助撤离，是很容易的。然而，巴库林沉默了半天，两手一摊地说：“我们也有难处啊！时间来不及了！”我有些着急了，插了一句：“如果不及时撤退，会有很多同志被捕牺牲的！”巴库林说：“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常见的。”我听了非常生气，但又不好发作。因为在来领事馆前，陈潭秋同志事先给我打了预防针：小弟弟怎么能跟“老大哥”发脾气呢？当我把巴库林的原话翻给陈潭秋同志听时，他神情坦荡、不动声色、胸怀大度，以沉默做了回答。此时此刻，只有沉默是最有力量的。他以沉稳如泰山，庄重如松柏的凛然正气，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这不可磨灭的伟大形象，永远深深印在我的心上。
陈潭秋同志被捕前，我们在新疆的大部分同志集中在八户梁的一个大院子里。盛世才派出很多特务暗地里监视我们。有一个暗探，化装成小贩，在我们住处附近。从1941年到1942年，他成了这里的固定哨，站在那里，同时能监视两个不同方向的门。鄢仪贞生新华时，我曾在这个特务的小摊上买过一双袜子，后来这个人被派到女监去了。
陈潭秋同志被捕的时间是1942年9月17日。这一天，盛世才的便衣特务首先包围了我们集中驻地八户梁，接着有两辆黑色小轿车开进院来。盛世才的卫队长汤执权跳下汽车，带着特务闯进陈潭秋的住室。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敌人开始动手了，便想去看个究竟。这时，陈潭秋同志走出来装作上厕所，正巧和我相遇。他见附近无人，便悄声对我说：“老吉！敌人把我盯上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很可能被捕了！”他说着，动作迅速地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交给我说：“你把它交给刘平（张子意的化名）同志，并转告他，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要设法跟共产国际联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说完，他跟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这时几个特务走过来，卫队长汤执权皮笑肉不笑地朝汽车一挥手，说：“陈代表！盛督办请您谈话！”陈潭秋同志回头深情地望了我一眼，便登车走了。同时被“请”走的还有毛泽民、徐梦秋、潘同、刘西屏。
我立即把本子交给了刘平，并转达了陈潭秋的指示，随后我就溜出八户梁，去国际交通站反映了情况。他们要把我留下来，用飞机秘密带走。我想同志们还处在危险之中，怎么能独自离开呢？就坚持返回来。这时八户梁已被盛世才的武装军警包围了，大门不能通过，我是绕到后面从一处缺口进去的。晚上，陈潭秋、毛泽民他们五个人的家属也被“请”走了。
王韵雪——
1938年春节后，中央组织部派我和其他20余人，由彭加伦同志带领到了迪化，住在新兵营，主要任务是学习俄文，同时当文化教员。当时党中央代表邓发同志迎接我们。第二年，新兵营来了一个“新兵”，个儿不高，右耳有伤痕，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圆脸总是带着微笑，说话十分和气。他就是党驻新疆的第三任党代表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同志。当时，在新疆的大多数同志都不知道徐杰代表就是陈潭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940年元月，新兵营的同志大部分返回延安，以潭秋为领导组成的工作班子，从新兵营驻地移到盛世才设立的南梁招待所，或叫第三招待所，我们称它为“高楼”。办事处对外不公开，实际上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是公开的秘密。当时工作人员有吉合、王韵雪、王顺志、徐明乐、冯家树、林超、杨锡光等。吉合是俄文机要秘书，负责与苏联领事馆联络工作，我也做机要工作，负责国内的，与中央联络。徐明乐给陈潭秋同志开小车，并做保卫工作。
陈潭秋同志给我党在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同志和外地工作的同志传达中央文件，作指示，或听取他们的汇报，都在新房子接头。陈潭秋同志与盛世才商谈事情，得由盛世才派在办事处工作的副官事先联系。陈潭秋同志在办事处工作期间，是党代表兼办事处负责人。潭秋同志和中央联系工作，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密码发电报的，这个密码只有我知道。可是我们没有电台，都得通过盛世才的电台收发电报。当时中央的电文，由我翻译交给潭秋同志。电报指示传达完，立即销毁，不保存文件。1940年后，国内外形势逆转，我们更不敢保存文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盛世才对我们的态度也日益恶化。“高楼”周围被伪装成修补皮鞋的、摆小摊贩的特务日夜监视着。“高楼”的同志既不能随意外出，也不能与外面的同志有横的个人联系。潭秋在形势逆转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既要保证支援抗战的这条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畅通，还要不失党的原则尽可能与盛世才保持统战局面，真是熬尽了心血。他为我们党员被排挤、打击、陷害之事多次找盛世才谈话，进行有理有礼有节的斗争，同时加强了对党员的政策和策略教育，要求党员“遇事谨慎，不给反动分子以挑拨的借口”，“忠于职守，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多做”。在潭秋的领导和教育下，党员同志们认清了形势，掌握了策略，争取时间多做工作。当时的政治形势确实是非常险恶的。
我是江苏省金坛县人，从中学时期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秋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陕北公学社会科学专业招生广告，激起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无限向往。于是，我和妹妹一起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报名要求去延安。办事处的同志担心我们路费少，路途又远。我和妹妹带着干粮，扒一段火车，走一段路，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陕北公学第六队学习。1937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潭秋同志原来的夫人叫徐全直，是一位很早参加革命的同志。1932年，潭秋在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年底，与他单线联系的一个党员被捕。党中央为防止意外便将他调离上海。他先到了中央苏区，后又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他的夫人徐全直因临产暂时留下，不久生了个男孩。全直为了工作，将刚刚满月的孩子叫她妹妹抱回老家，交托给她的六姨抚养。刚刚送走孩子，她就不幸被捕，被押往南京监狱。全直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第二年2月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潭秋一直十分挂念全直，但始终得不到确切消息，直到1939年底，才知道全直被蒋介石杀害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悲痛。
1940年，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后，直接在潭秋的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在思想、工作各方面要求很严帮助很大，我很崇敬他。全直的情况我也是这时才了解的。潭秋对爱情的坚贞、纯洁和高尚情操深深地感动了我。一次，他患重感冒躺倒了，我精心地照料他，使我们的感情进一步得到加深。他虽然比我大十几岁，但是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我们结婚了。婚后，我们感情很好，可惜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太短了，万恶的敌人过早的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们的儿子陈楚三现是总参炮兵技术装备研究所工程师，和当年在狱中出生的小伙伴，吉合同志的女儿吉新玉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潭秋若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1941年，国内发生了皖南事变，国际上爆发了苏德战争。皖南事变发生，总理给《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项英、袁国平同志遇难，叶挺同志被捕，中共中央向办事处发来通报情况的电报。延安整风，中共中央也发了电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苏联的人员回来了一批，如韩福英、方浪、苏井观、蹇先任、陈慧清、王梅玉、马明芳、张子意、方志纯、李握如、刘护平、曾传芳、杨之华、杜伊、秦化龙、苏妈妈等。他们到迪化，因发生了皖南事变，回不了延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或羊毛湖招待所。后来林彪从苏联回国，以十八集团军师长的名义，向盛世才交涉了一架飞机，把苏井观、蹇先任、陈慧清、王梅玉等人，以师长的医生、护士、随从等名义带回延安。
这时新疆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盛世才给我们的同志找岔子。1942年3月，盛世骐被暗杀。盛世骐在苏联留过学，亲苏亲共，倾向进步。第二天盛世才不公布消息。当晚，苏联领事馆就告诉我们。从这时开始，陈潭秋同志几乎一天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1942年7月前后，陈潭秋同志反复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形势教育，对当时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估计：“我们这批人是由盛世才从延安请来的，也可能像大革命时候吴佩孚在郑州一样把我们驱逐出境。”
1942年9月1日，早饭后不久，鄢仪贞同志急急忙忙来报告：“宋美龄前几天已到新疆来了，而且一下飞机就住在督办公署。”这时，陈潭秋同志看出问题，盛世才的反动本质要暴露。陈潭秋同志感到形势对我们不利，每天发急电甚至十万火急电报，要求中央对我们当时处境作出指示和对策。陈潭秋同志着急的是：航空队几十个同志都是红小鬼，又是党中央送来培养我党的第一代空军人员；毛泽民、马明芳、张子意等同志，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央没有具体指示，他不便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对我们进行气节教育，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要像季米特洛夫一样，把法庭当讲坛，揭露敌人的阴谋。我们在敌人的监狱中，法庭上，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时，我们虽然学习整风文件，但是由于与盛世才的关系接近破裂，所以整风学习的内容，着重气节教育。同时，如何和盛世才进行斗争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回延安，要经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是回不去了，唯一的出路，只有向苏联撤。经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斯大林不同意。当时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陈潭秋每天甚至一天几次向中央打电报，请示对盛世才的对策和我党人员向何处撤的问题。1942年9月，收到中央复电说：“斯大林同志已同意了，在新中共党员撤往苏联，具体办法由陈潭秋同志自己拟定。”
潭秋同志决定分三批撤退。第一批航空队员和少数高干，如毛泽民、张子意、马明芳等以及伤残人员；第二批是中层干部，如李宗林、林基路等；第三批是家属、小孩和办事处工作人员。潭秋同志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说：“我们只能是也应该是最后撤，特别是我，党交给我的任务要等这些同志安全撤完后才算完成。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时盛世才要逮捕人的话，我去就是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去就能知道盛世才为什么要捕我们，他真正的目的就可以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时办事处、羊毛湖、新房子都住满了人，再回来的同志就没有地方住，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要我们搬到八户梁居住。
1942年9月17日上午，潭秋同志和吉合同志一起到苏联领事馆，大概是送撤退人员名单，他俩是坐小车去的。回来后潭秋同志可能又想起了什么事，又叫吉合同志再去领事馆说一说，他是步行去的。
这时，盛世才就派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八户梁，陈潭秋同志打电话问盛世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派军警包围我们？盛世才说：“外面有人造谣说，你们要阴谋暴动，派军队是为了保护你们。”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毛泽民同志和潘同、徐梦秋、刘西屏等人“谈话”。潭秋同志临走前，把我叫到屋里，告诉我：“我走以后，这里的工作由刘平（张子意）同志负责。”
潭秋走以后，我就到刘平那里转告潭秋同志的指示，并把中央拨给办事处的活动经费（周恩来从重庆汇来的10万元法币），连箱子交给刘平同志。刘平同志对我说：“赶快向中央发电报，告诉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情况。”我说：“不行了，我们自己没有电台，原来是通过盛世才电台发报的，现在电报发不出去了。”我接着说：“密码应马上烧毁”。张子意同志点头同意，我遂将密码烧毁。
吉合同志从苏联领事馆返回说：他从大路回来时，远远看见八户梁招待所被包围。当时，他完全可以跑回领事馆，何况他在苏联工作了十几年，但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当逃兵，应到八户梁与大家共患难。
这时，苏联领事馆可能派人来八户梁围墙外面观看。徐明乐同志看见了领事馆派来的人，一个站在墙外，一个站在墙内，只能用手比比画画，语言不通，只是搓手着急，无法交换情况。那个苏联同志只好回去了。
我遵照潭秋的指示，做完善后工作回到住房时已近黄昏。房子里空荡荡的，我不安地从这间房子走到那间房子，不知道干什么才好。
第二天，敌人将我和朱旦华等五人带到“邱公馆”。我下车进到屋里，看到潭秋、泽民同志都在，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我们被盛世才软禁了。潭秋一方面向盛世才写信抗议，另一方面向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同年11月，盛世才又将我们转移到“刘公馆”。12月，我们的孩子楚三出世了。这时敌人对我们看管的更严了，我们都感到事态严重。潭秋对我说：“从目前情况看，男同志坐牢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我们入狱，我估计盛世才为了分化瓦解，可能让你们出去工作，你们绝对不能去，要想办法回到延安，将这里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被捕坐牢，要坚守立场，不能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43年2月7日，盛匪的军警气势汹汹地将潭秋逮捕了。之后，在新疆工作、学习及休养的干部、家属共150人全部被捕入狱了。
王顺志——
我是1937年5月，随西路军左支队进疆的。先后担任红三十军军部、政治部警卫员，总支队二大队通信员。
1938年6月，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组织派我当他的警卫员，护送回延安。我们到兰州附近时，遭到土匪袭击，我负了伤，返回哈密治疗，1939年初返回迪化。这年9月，我被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在苏联学习期间，又得了病，住进苏联红军医院。
1940年4月间，我从莫斯科返回迪化。陈潭秋同志把我留在办事处，做管理和保卫工作。当时，我党同志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羊毛湖招待所、新房子等处。我为他们采购百货。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有一个党支部，马明芳同志负责支部工作，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文化。后来成立了总学委会，马明芳负责办事处的学习，谢良负责羊毛湖招待所的学习，方志纯负责新房子的学习。
新房子是党代表听汇报，作指示的联络点。从外县来的同志，事先与看大门的老头取得联系，约定时间与党代表接头。陈潭秋有时也到徐梦秋的家里会谈。党代表有时在野外与外地同志接头，听汇报，作指示，或传达中央文件。
1941年下半年，盛世才与我党代表发生了摩擦，对我党在新疆的干部频繁调动。毛泽民从财政厅调到民政厅，将南疆的党员同志陆续调回迪化集中。这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羊毛湖招待所、新房子门前，出现了小摊贩，补鞋匠，他们都是伪装的便衣特务，监视我们的行动。
1942年3月，盛世才四弟盛世骐被枪杀。党代表派我到西公园里听风声，据说是小孩玩枪走火打死的，实际上是盛世才杀害的。盛世骐比较进步，反对盛世才反共投蒋，被暗害身死。
七、八月间，朱绍良、宋美龄相继来新，盛世才终于背叛了统一战线，反共反人民，投靠了蒋介石。陈潭秋为了维持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指示党员坚守工作岗位，同时，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做应变的准备工作。
陈潭秋看到新疆形势逆转，连续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情况。党中央复电同意撤退，但要等苏联答复。后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先撤到苏联，再转回延安。陈潭秋做了撤退部署，但是来不及了，盛世才的军警包围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