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便是要当作家学者，学《周易》便是要当算命先生，持此观点者，便不把读书当乐事，于是孙权就借机教诲了一下吕蒙。
初，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吕蒙辞以军中多务。孙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吕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鲁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师古说：“涉若涉水，猎若猎兽，言历览之，不专精也。”孙权这个读书态度极好，“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很和《资治通鉴》的名字相符。吕蒙亦非寻常公务员，还真从书中悟得了道理，惊得鲁肃与之结拜而去。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经常预测未来，但这些预测都建立在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而历史则能告诉你在真实的环境里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这些历史整体包涵了人类在处理任何问题时所拥有的共同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天的政府决策者是重要的参考。他们可以知道，在某个事件发生前後，历史上是怎么处理类似事件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美国历史就那么一截，却这样看重，令人吃惊。周作人懂得这个道理，认为“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可他是汉奸，他的话自然不会有人听，再者天塌下来自有高个顶着，我们忧什么，於是相约招商引资去。
梁启超把读书引向了狭义的书斋学者化，这是他最大的过失，倒不如《经学历史》的通透，“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此节文字可以解答读什么书的问题，快餐文笔终究如喝花酒，到底不是自己的女人。
经书是要拿来经世致用的，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为学者看重，却是“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此书之立体者也。”和司马光编《通鉴》也是相通。顾炎武“别蓍《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於治古之隆。”亦寄寓作者经世之理想。
曹魏正始年间，有诏议“圜丘”之事，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参与议论此事的，略无几人。当时在朝廷任职的官员，仅公卿以下就有四百余人，可是能操笔为文的，还不到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鱼豢在《魏略》序中说“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皮锡瑞因而感叹说：“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
文明着实不可恃，却要待人苦心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