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系统论及自组织理论，系统按照系统与环境是否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三类，孤立的系统只能自发走向无序，系统只有对外开放，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才可能产生自组织现象。
总体上看，硅谷具有开放的内部网络，与环境有畅通的交流渠道。钱颖一（2000）指出硅谷成功的七个重要因素：（1）硅谷公司开放的生产结构；（2）硅谷人才流动频繁；（3）加州法律环境比较宽松；（4）硅谷人容许失败；（5）硅谷人是工作狂；（6）在硅谷工作的外国移民特别多；（7）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条件。其实，这些因素主要是描述了硅谷的开放性。128公路地区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企业采取的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比较偏重大公司和成熟公司，它的工业体系建立在一些独立公司的基础上，而这些公司把各种生产活动都内部化了，公司之间的界限、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界限以及公司和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在这种以独立的公司为基础的体系中泾渭分明。筑波科学城内部机构相互封闭，与东京及欧美的联系薄弱，开放性差。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园的企业群体深受硅谷的文化影响，并且与硅谷等发达国家的科技中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大陆等地区的生产制造基地建立产业链关联，开放程度高。广州天河科技园都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5.2.1 开放性的环境因素
（1）社会经济环境。美国社会奉行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开放的社会经济体制是集群开放性的基础。硅谷的兴衰与动态的市场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硅谷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当时的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硅谷发展的萌芽阶段（即20世纪40～50年代），主要是由美国政府对硅谷地区军事电子装备的采购所推动；20世纪70年代后市场对个人计算机的需求推动了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计算机企业的发展；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直接催生了Netscape、Yahoo等大批知名网络企业。我们再以投资资金走向为例集中说明经济环境对硅谷的影响。硅谷高科技企业一向是国际风险资金追逐的目标，从1998～2000年，在硅谷的风险投资增长了566%，从30亿美元到210亿美元，但随着2000年开始，受到信息高科技产业经济泡沫破灭和“9 ·11”事件的负面影响，直接打击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海外直接投资额锐减，从2000年的3077亿美元，大幅下降至2001年的1308亿美元。风险投资额也从1062亿美元骤减至408亿美元。
筑波处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之中。日本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尤其是对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诱导（贾根良，王晓蓉，2000）。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的相当部分功能被政府所取代。在这种体制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行政指导等多种手段对企业活动、产业活动和居民的行为进行干预，使得本属于企业的职能却由政府行使了，从而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发展空间，产生了对政府的依赖性，抑制了企业及研究机构的活力（周泽红，2002）。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面临创新乏力、缺乏主导产业、内需难以启动、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落后等问题。筑波科学城的徘徊不前成为其中的一个缩影。
台湾地区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统制经济到计划市场经济，再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由粗放到半集约，再到集约型的转变（刘文军，1997）。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岛内外环境的变化，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地区进一步放宽了对经济的管制，推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取消非关税壁垒，健全贸易规范与制度，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鼓励对外投资；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经济发展战略。这种经济体制和环境的改变，为新竹科学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何增科，1994）。新竹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新竹位于台湾岛西北平原地带，土地总面积 100多平方公里，人口33.8 万余人，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农产品丰富，原有的钢铁、电子、电机、石化、玻璃、纺织和食品等工业有一定的地位。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国家，经济严重低效。中国正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截至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2005年，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将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中，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目前，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干预还很普遍，许多为学习硅谷、班加罗尔等成功案例而出台的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天河科技园的发展也得益于广州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广州，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富市场潜力，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自 1979～2002 年，广州的 GDP平均每年增长14%以上，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中国大城市前列。实际上，从国内发展较快的软件企业集群看，大部分集中分布于沿海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
（2）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传统是一个地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被普遍遵循的人文精神、语言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的综合体系。硅谷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社会，汇聚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富有冒险精神、乐于面对挑战的人才。根据《2003年硅谷指数（2003 Index of Silicon Valley）》，硅谷的人口组成中45%为非西班牙裔白人，26%亚太裔，21%西班牙或拉丁裔，3%黑人或美籍非洲人，5%混血儿。除了白人外，其他种族所占比例均比 1980年大幅上升。其中34%的人口在国外出生，当中 57%是亚裔，28%是拉美裔，他们与本土创业家和技术人员共同建立起以创新制胜、甘冒风险的价值观。
由于硅谷汇聚了众多的专业技能人才把创新推向市场，包括从芯片设计师、软件专家到专利律师，从高技术营销人员到人才物色专家，使得在硅谷创新并取得回报相当便利，从而在硅谷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了创新的机制和环境。可以说硅谷经济是在经济时代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相结合的成功典范，硅谷人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创意层出不穷，并能使其迅速转变为新技术、新产品，占领新的市场，创新的文化与环境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因素。
对于硅谷而言，由于整个创新环境的影响，硅谷每天可以推出几十项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技术成果，其效果从硅谷地区的注册专利数可见一斑。单就硅谷地区计算的注册专利数就居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本土、德国和日本。
128公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之所以能自发产生，也与该地区机构的开放性文化观念有关。其中，麻省理工学院（MIT）有思想领先、政策开放的突出特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康普顿院长就已认识到，新的高技术公司代表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方式，学院各实验室的技术创新成果都可以通过追求利润的技术公司将其商品化。在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据不完全统计，在128号公路地区，仅20世纪 60年代就有175家新公司是由从前 MIT的4个研究系和3 个工程系的专职教工开办的，其中有80%经过5 年锻炼存活下来。MIT成为新技术公司的裂变源和新企业家的摇篮。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128公路区的人们把在大公司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步步升迁的机会看得十分珍贵。为了能在离开岗位后享受到丰厚的退休金，人们往往终身供职于某个大公司，即使调动工作，也是在同样等级、规模的公司之间流动，很少去更小的公司。舆论和社会传统对跳槽、冒险也持否定态度。一旦创新失败，当事人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而且再想回到原来供职的公司也往往被拒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甘于依附大公司，不敢去冒险。独立创业不是128公路区流行的事业取向，创新人才在这里缺乏精神上的支持。更进一层分析，这与128地区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萨克森宁（1999）指出：20世纪中期的新英格兰社会以源于17 世纪的保守主义传统为特征，清教主义的等级制度和独裁的伦理观（身份主要由家族和阶级背景以及泾渭分明的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所决定）在其形成几个世纪后继续影响着区域文化。在这种氛围下，人们趋于保守和封闭是必然的。萨克森宁把128公路地区的员工和经理的社会保守主义及其相应的拒绝信息共享和依赖他人的做法归咎于自立自省的清教徒传统的影响。
筑波科学城由于采取政府主导型模式，一切都由政府行政包办，个人意志只能体现在政府的计划中，个人缺乏积极性，他们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最多只满足于个人成果的发表，而不注重科研与产业部门的结合，很少考虑让科技产品商业化和创业，形成了一种僵化的创新文化环境。因此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步履艰难，据说他们的一项科研立项、审批、研究、论证到出成果一般需要10年时间，新企业的衍生现象也不多见。
广州天河科技园还没有形成宽容、开放等社会文化氛围。所调查企业对广州高新科技园区失败者再创业选择的看法。可以看到，近80%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说不好”的模糊态度，只有12.2%的人认为“经营失败在产业区是很正常的事，没人在意它，只要新项目在产业区适合，就能重振旗鼓”。或许受中国文化影响，老板们很在意“面子”，失败毕竟不是件值得荣耀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不在意失败者”还不是目前广州高新科技园区的风气。同时，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与欧美思想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国内，传统的小农意识在许多科技人员、企业家身上还有浓厚的残留，这就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内部，以及集群与外部环境的开放性和协作性。
（3）社会法制环境。世界其他地方模仿硅谷往往注重租税优惠、人才与创业投资等因素，却忽略了硅谷成就背后所依据的法律基础和法制基础（钟坚，2001）。事实上，美国过去的法规对于政府经费补助进行的研发成果，无论是专利、营业秘密，或其他智能财产权，都属于联邦政府所有。企业未经复杂的程序核准，不得加以利用，法律禁止以专属授权的方式将成果转移给厂商，造成研究与应用脱节，相互封闭，无法有效配合和衔接。美国及加州地区完善的法律基础和法制环境是硅谷成功的保障。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打破了联邦政府对由政府经费补助进行的研发成果的垄断，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转而准许接受联邦经费补助的计划执行单位，包括非营利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甚至国家实验室将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可以对企业界以专属授权的方式，进行产业化、商品化，鼓励技术创新转移，使硅谷的企业与产学研界更紧密的结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美国还有一系列保护中小企业利益、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的法律，包括《小企业法》、《中小企业投资奖励法》、《公正平等法》、《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等，是硅谷企业的创新和创业的法律依据。
加州地区的法律环境比美国其他州更为宽松，硅谷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主要用于防止雇员辞职时泄露公司商业秘密）远不如其他州执行的那么严格，这有利于人才流动和信息交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硅谷的活力。此外，加州还有优厚的鼓励投资政策，包括：
投资抵减——在加州投资的公司购买或租赁制造设备时，享有 6%的制造商投资抵减（Manufacturers′Investment Credit）；高科技公司设置特殊用途的建筑物时，亦享有同样待遇。当年度不抵减数额可在未来8年内的应缴税额中抵减。
研发抵减——研发工作必须在加州境内进行，且不包括商业产品之外观改善设计。厂商自行研发可享有 11%的税赋抵减，委托其他公司研发的费用则可享有24%的抵减。
投资损失冲销——新设企业的投资损失最高可在 8 年内 100%冲销。原有企业的投资损失最高可在5年内冲销50%。
财产税减免——投资1.5亿美元以上的高科技公司，可与地方政府协商减免每年此1.5亿美元的财产税，期间长达15年。减免期间过后，地方政府将向该公司征收“社区服务税”（Community Service Fee），金额约为投资抵减的25%，最高金额每年不超过约200万美元。
中小企业财务补助——加州设有中小企业贷款保证项目，对于中小企业营业已满3年者，如无法从一般金融机构贷得新投资项目所需的款项时，可援用该项目所提供的保证服务，贷款 35万美元以下或投资案的九成额度。
出口财务辅助办法——加州世界贸易委员会设有出口财务辅助办公室，对于从事出口加州产品的中小型企业提供45 万美元以下的贷款金额保证，协助厂商出口。
台湾地区在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技术转移知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进行了大量的法制和政策调整，如指定专利权及专门技术作为股本的投资办法，制定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等。1979年正式颁布的《科学工业园区的设置管理条例》是有关科学工业园区的基本法，同时配套制定近20个相关法规进行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也要在制度法规框架内进行。
日本的科研体制是垂直型的，缺乏对外的联系和交流合作。在吸纳资金，新技术研究开发和产学研合作等方面一直因为体制原因没有什么突破和进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开始注意改善学术研究体制，制定了《学术交流促进法》。1995年以后日本政府和国会又相继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教育改革纲要》、《经济结构改造行动计划》等法规和政策，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加强与民间共同研究，制定促进与民间共同研究的优惠税制，实行国立大学教员任期制并放宽兼职许可标准等。1998 年，日本国会通过《促进大学技术研究成果向民营企业转让的相关法律》和《研究交流促进法》修正案。上述法规和政策是面向全国的，政府未单独为筑波科学城出台过类似的法规和政策。当然，日本的研究体制改革的路还很长，长期的国家主义体制形成的惯性一时还难以克服。日本国立大学及研究机构人员的公务员属性，造成人员向其他行业流动或兼职以及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的屏障。国立研究机构无法人资格的属性，基本上谈不上自主研究或自主开发。政府计划色彩过浓，忽视了私人和市场的力量和作用，政府难以为继。
广州天河科技园的创新法制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近年来，广州市在引进、激励专业人才，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如《广州市引进技术学科带头人才若干规定和实施办法》、《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规定》等，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法规环境。但企业集群的法制环境仍然不完善。例如，知识产权意识是高新产业区成熟度的重要指标，造假行为是市场经济中的恶性肿瘤。对于“假如产业区内某企业造假获得收益，您认为产业区内其他企业会采取什么行为？”这一问题，园区内所调查企业的态度：有 43.6%的企业明确表示这是违法行为，不会模仿的；有55.8%的企业表示出一种模糊的态度，另有16 家企业拒绝对此提问做出回答。这样的选择结果提示，尊重知识产权，唾弃造假行为，尚未成为广州高新科技园区企业普遍性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企业行为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
（4）创新服务环境。创新服务环境是指组成科技服务网络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这个科技服务网络的作用是沟通集群内外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之间关系。发达的科技服务网络，对于集群提高开放度，加强与外界联系，加速信息和物质交换起到重要作用。硅谷拥有大量专为当地技术产业解决技术行业问题的专业服务机构。它们向硅谷的技术企业提供了他处无法提供的专业服务，为集群提供一切所需的便利条件，对硅谷经济的发展起到卓有成效的桥梁作用。硅谷日益扩大的专业供应商网络使新企业的创立更为便利。同时，它还推动了产业的当地化进程。这种本地化的技术基础设施使得硅谷的新兴企业专事研究专门技术的具体领域，而不必制造产品的每一处零部件和执行每一项组织功能。各种类型的服务机构在不同的领域开展业务，但其共同的作用都是大大扩充企业集群获取外界信息、知识、人才、资金的来源。其主要形式有：
风险投资中介——硅谷拥有健全的风险投资中介，包括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市场研究机构、公证事务所等机构。
投资银行——在硅谷开设的银行超过350家，其中包括著名的美洲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标准渣打银行的分支机构。而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著名的投资银行——硅谷银行。这间主要为高科技初创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被认为是支撑硅谷活跃创业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迄今为止，它已为3万家初创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硅谷银行能够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银行，在于其执行的市场战略。与大银行把服务对象放在大企业身上不同，硅谷银行根据高科技产业的特点，把目标市场定位在新创始的，发展速度快，但被其他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上。具体做法是从事面对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业务而不从事对私人的存款业务，既向中小企业贷款也向服务对象进行股权控制，或者放贷时索取少量股权作为风险的额外补偿以获取分红或企业上市后的二级市场回报。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滑坡、投资热情下降，硅谷银行正向投资银行方向发展，进一步密切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关系。硅谷银行为那些艰苦创业，资金匮乏的硅谷科技公司带来资金，自身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自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17.5%，超出同期美国银行业 12.5%的平均回报率 5 个百分点，市值也由上市时的6 300万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多亿美元。
会计师事务所——在硅谷，工程师与会计师的比例约为5∶1，且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还超过了律师（Cohen，Stephen S。&；；amp；Fields，Gary，1999）。加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是全美最大的会计师组织之一，也是加州最大的行业组织。硅谷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毕马威公司（KPMGPeatMa-rwic k LLP），雇佣 438位专业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客户有国民半导体公司、Adobe Systems公司等。
律师事务所——硅谷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是Wilson Sonsini Goodric h&；；amp；Rosati（WSGR），它所服务的著名公司有希捷、网景和硅谷制图等。硅谷的律师事务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高科技客户，主要特色领域为：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破产法、公司法和移民法律。
市场研究机构——世界著名的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总部就设在加州的圣莫尼卡。硅谷的市场研究机构在市场信息的可利用性和如何在公司应用方面都出现了某种革命性的变化。市场研究成为决策的一部分，决策成为市场研究的一部分。
公证事务所——公证事务的变化是硅谷中介服务适应性变迁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公证事务与硅谷联系方面，为适应硅谷的发展需要，出现了流动公证员。公证员虽然不参与公司决策，但公证员在场与否，对使文件正式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流动服务提高了硅谷高科技公司的效率。
技术转移中介——硅谷的技术转化中介服务体系包括政府中介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科技行业协会等。
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美国政府中有完善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包括国家信息技术中心、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小企业管理局、大学—产业合作研究中心等，它们由政府资助建立，为中小企业的创新过程提供支持，促进大学与产业界在研究开发活动中的合作。例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负责审查、许可并支持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创业投资公司，它们可按3∶1或4∶1的比例从联邦政府获得优惠融资（总额不超过9 000万美元），然后以借出或认购债务的形式将资金投放那些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无担保或担保不充分的贷款，以促进中小企业的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
技术市场——硅谷的技术交易市场已进入网络交易时代，以虚拟的技术市场交易市集结合电子商务经营模式，吸引技术的买卖双方进行交易。著名的网络市场包括 Yet2.c om、Delphion IP Listing Searc h等。
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为硅谷企业人员提供全面的培训服务，为企业技术转化提供人员准备。例如成立于1991年的 Soft Tec h公司就是一家从事以软件为核心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项目咨询、培训、软件外包及 CMM/CMMI评审服务的专业公司。该公司总部位于硅谷并于1996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科技行业协会——硅谷众多高科技企业在原有各种松散组织的基础上加强了结盟，主要表现为由整个美国高科技领域普遍参与的辅助性联合会或协会。另外，还有华裔、印度裔、爱尔兰裔等专业人士建立的名目繁多的协会组织。
与硅谷比较，128公路地区的公共关系公司、市场调研公司、开发实验室、产品设计所、广告公司、猎头公司、运输公司等服务性机构，由于128公路地区企业组织结构封闭，企业尽可能地将各种活动内部化，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和提供服务，缺乏中介市场空间，128公路地区中介不仅数量少，而且还不具备小公司所需要的高效率，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日本筑波有较强的科技基础设施，有研究和教育机构46 个，它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文教机构8家，建设研究机构5家，理工研究机构16家，公共使用机构1 家，生物研究机构16家。在这 46 个研究机构中，其中有26个是国家级研究实验室、支持研究的管理机构、非营利实验室、大学实验室等。筑波科学城集聚了日本全国 27%的研究机构以及40%的研究人员。但由于科研体制是垂直型，不讲究与工业界的联系，也不关心经济效益，这些科研机构从人事、经费、课题等方面都受各自上级部门的管理，使这些机构和人员之间缺乏竞争、协作与交流。
新竹科学园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从台北到新竹由 70 公里长的工业走廊连接，智力资源丰富，周围有著名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电子、电机工业基础较好。中国台湾清华大学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共有 7个学院，9 017名学生，504 位教授；交通大学共有 5个学院，学生11 251人，教授562 人。这两所大学除了提供优秀人力之外，并在人才培训上给予园区厂商充分支援。位于园区东方约5公里处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是一个着重建立产业核心技术的财团法人机构，设有电子、光电、电脑与通讯、材料、机械、化工、能源与资源7个研究所，以及航太、量测、奈米、生医工程、工业安全卫生5个研究中心，共有6 000名以上的研究人员。园区内另有政府设立的3个台湾地区级实验室，分别为台湾高速电脑中心、同步辐射研究中心与台湾太空计划室。其他支援研究单位尚包括精密仪器发展中心、晶片设计制造中心以及设置于交通大学校区内的台湾奈米元件实验室，这些研究单位皆与区内厂商密切合作，共同进行研究发展的工作。园区的贸易协会和产品发展协会则在园区开拓岛内外的市场上，提升园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广州天河科技园区内有各类高等院校12所，中央、省、市属的研究所44个，国家重点研究室3个，大、中型企业30家，专业技术人员2万余人，具有高中级职称者 1万余人，其中软件人才 7 800余人，以信息技术为主的专业人才占 70%，周边高校理工科在校生约 8 万人，每年培养软件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2 000多人，博士、硕士300 多人。软件人才比较丰富，具有较好的软件科研、教育环境和软件研发、创业氛围。在科技企业中介机构方面，广州市已有包括技术开发、转让、科技成果孵化、科技信息服务等多方面的服务机构 950 多家，初步形成市、区（县级市）、行业和企业等各层次的科技中介服务网络。但从整体上看，广州天河软件园区的中介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基本以政府组织机构和园区外服务组织入驻为主体，所提供的也主要是常规性管理及一般性社会服务，尚未生成园区企业集群分工演化产生的专业化中介组织。
5.2.2 集群与环境的交换
（1）资金流。高技术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开发出高技术及其成果，更不可能把这些技术和成果产业化。硅谷的风险投资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天使投资（Angel Capital），投资人用私人资金进行投资，向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提供资本，一次性的投资额在5万～50万美元之间；第二类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规模从50 万～500 万美元不等，资金来自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各类基金会、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及一些富裕的家庭和私人等；第三类是战略投资基金，是由一些大公司建立、专门投向与本企业业务发展相关联的公司。天使投资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马克库拉（Mike Markkula）为苹果Ⅱ型电脑投资。马克库拉从英特尔公司退休后以其敏锐的市场分析眼光看到了乔布斯（Job s）、伍兹奈克（Wozniak）及其苹果Ⅱ型电脑巨大的商业价值，而乔布斯和伍兹奈克也刚好因为惠普公司、阿塔瑞公司拒绝投资而为资金担心。马克库拉不仅自己投资39.1 万美元，担保了一笔美洲银行的信用贷款，写了一份经营计划书，而且还争取到一笔60万美元的风险资金。这笔投资的结果就是 1977年苹果Ⅱ型电脑正式上市，5年之后的1982年，苹果公司便名列《财富》500强之中。
硅谷经过几十年成功运作建立起了高效运作的风险资本市场。1971年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股票市场的建立，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解决了高技术公司发展的市场融资和风险分散的问题和利润回报的问题。这套完全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是硅谷资本运转和要素流通的重要条件，使得硅谷生产各要素得到合理、有效率的配置。此外还有多样化的中介服务机构，以及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健全法律制度，而且还建立了连接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国内风险投资家、外国投资家和外国金融机构交流业内信息的渠道。完善的制度环境吸引了全美1/2的风险投资公司落户和1/3的风险资金倾注于硅谷，在美国15家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中，有 7 家在硅谷里，包括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amp；Byers、Draper Fisher Jurvetson、Acc el Partner、Sequoi-ac apital和 Norwest。2003年硅谷共吸引了56亿美元风险投资，占全美风险投资资金的33%。
硅谷以其强大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吸引着世界各地大量的风险投资者、战略投资家和投资银行家。大量资本的流入支撑着硅谷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集群，而高成长的企业又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在高峰期资金的回报率竟可达到 50%。资金在集群与市场间流动为集群的开放和物质、信息交换提供了直接的载体和支撑。
128公路企业集群资金来源中，国防经费占了举足轻重的分量。20世纪40年代初，联邦政府为军事研究所投入了巨额资金，不仅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大量拨款，波士顿地区的许多大学教师都被吸引完成军工任务。1950～1960年间，麻省企业从美国国防部得到60 亿美元的订货合同，其后的20世纪60年代里每年增加10亿美元。20世纪50～60年代，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政府的一些研究机构在这里组成了美国军事和空间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一批老企业加上 50～6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批军火企业，使这里成为国防和空间科学产品的供应基地。马州有比较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为高技术公司的创建和扩建提供资金。波士顿地区约有40个专事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公司。另有由百余名成功企业家联合组织的专为发展高技术提供种子基金的风险投资公司。波士顿地区银行也成立了专门的风险投资公司。马州政府也建立了一些半官方的风险投资公司。但是，128 公路地区的风险投资多是由大银行、财团、保险公司和家族财富提供的。投资者没有专业技术知识和生产管理经验，也就难于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创新公司总是慎之又慎，除非有确保成功的证据，否则它们宁可投资高尔夫球场，也不愿在小企业上下赌注。以1981年为例，麻省的风险资本只支持了17个初创企业，而硅谷则扶持了37个之多。可见，同样的投资完全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英格兰大学和金融机构的保守思想，麻省理工大学认为，投资于刚起步的公司过于冒险，不符合“谨慎、有判断力的聪慧之士的处世原则”，因而减少了对研究与开发公司的资金支持。总体上看，128公路地区的形成自始至终主要依靠联邦政府的基金，风险投资只是一种补充，而硅谷是相反的。
筑波科学城的资金主要靠政府，筑波科学城集聚了日本全国40%的国家研究预算，其他资金投入来源较少。到 1993 年，日本政府在筑波科学城花费的预算经费就超过了20 000亿日元；而到1998年累计财政预算经费就达到了23868亿日元。
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园的资金投入来自于政府投入、外商投资、风险资金等方面，较好地保障了企业发展所需经费的筹集。在1980～1998年的18年间，政府共向园区投入软硬件建设资金 5.83亿美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公共资源。此外，台湾地区每年补贴工业技术研究所及其相关研究机构的经费高达4.2 亿美元。20世纪80 年代后，台湾的资本市场逐步兴起，风险投资事业蓬勃的发展；1999年，台湾地区的创业投资公司达153家，资本金额达新台币1034亿元，已投资金额超过新台币947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投在新竹科学园区；风险投资事业对新竹科学园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现在已经成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必不可少的手段（林共市，2002）。新竹科学园区厂商1990年共投注新台币483亿元于研究发展上，占总营业额7.29%，对照台湾地区制造业平均只有1.3%左右的研发比例，显见园区公司投资研发意愿远高于国内一般厂商。483亿元的研究发展经费中，以集成电路产业研发经费新台币 343亿元最多，生物技术产业20.03%的研发比例最高。1998年底，新竹科学工业园累计实际投资5 606.277亿元新台币，其中外资占9.88%，岛内资金占90.12%（包括政府投资4.03%和民间投资78.94%）。可见，园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成绩不是很突出。
广州天河科技园的资金投入来源逐步扩展。早在1987年10 月，广州市就成立了广州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在最初营运的4年内，融通和筹措资金5 077万元，总资产达5 065万元，投资项目191项，其中对58项技术含量较高、社会和经济效益较好、开发期较长的科技项目给予投资和贷款，占投资总额的 55.4%，对科技企业的发展和科技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2年 6月，广州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个科技进步基金会——广州市科技进步基金会。10 年来，共筹集捐赠基金1亿多元（其中港币7 455万元，人民币2 597万元），累计投入增值资金6 500万元支持广州市科技工作，在科技奖励、人才培训、科普宣传、支持科技开发项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2 年8 月广州成立了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1994 年广东发展银行、广东省科委所属机构与境外 IDG（国际数据集团）技术创业投资基金联合设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广州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并开展了相关的业务活动。1999 年 1月，由广州市政府出资成立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有投资创业资金8亿元。目前，广州地区有8家规模较大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公司，共有创业资本约20亿元人民币，其中5家为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公司；另外还有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各类机构约20 家，包括部分上市公司为主体的风险投资机构。同时，境外创业资本也积极地进入广州，如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 IDG一直把广州作为主要的投资活动地区，有花旗银行背景的美国梧桐投资基金和有新加坡大华银行背景的创业投资基金相继与广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合作成立了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基金，还有 INTEL CAPITAL、花旗银行、祥峰集团、启峰集团等外资投资机构。至 2002年，广州地区有近百家中小型科技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资金，总额约8亿元人民币，其中广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累计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电子信息、软件、生物技术、新材料等行业52家企业投资约3.83亿元，并累计为十几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担保2.2亿元左右，带动了其他资本共1.5亿元参与创业投资，有效地扩大了广州地区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投入。同时该公司还积极参股广州银达担保服务有限公司，并与银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带来银行贷款 7 200 万元。2002年12月，广州市科技局与建设银行广东分行签订了合作协议，3年内建行广东分行将安排150 亿元支持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并允许将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的信贷担保，在银行科技贷款担保方式上取得了突破。但从总体看，资金仍然是目前广州科技产业发展和科技企业壮大的重要制约因素，科技企业获得发展资金的机会、数量和渠道仍然较少。其原因包括：一是民营科技企业规模小，固定资产少，获得银行贷款困难。二是科技风险投资规模小，而且许多风险资金成为“保险资金”，对创业期企业和种子期项目投入少，真正的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完善。三是国内为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二板市场还未建立，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困难。
（2）知识流。硅谷的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大学、政府、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其中，企业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技术创新的实施主体；大学和研发机构是人才和技术的提供主体；政府是政策支撑主体，也是创业孵化的主体，一般通过创业中心等孵化器来实现对科技企业的培育；金融机构是创新基金提供主体；中介机构是企业、大学与研发机构信息沟通及中介服务主体。各创新主体相互作用，知识在区域的个体行为组织中流动，通过创新体系形成互动效应。在七大类的创新主体中，每一类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美国硅谷作为一个产业发达的高科技产业区，其创新体系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使然，是借助斯坦福大学的研发壮大起来的，并不是由政府发动的。同时，风险投资的介入，以及硅谷创新文化的形成，使该区域迅猛发展，成为美国经济强有力的助推器。
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是硅谷中最重要的知识流动。硅谷中企业间的技术战略联盟和技术合作越来越多，企业进行技术合作能够获得技术资源，取得规模经济效益，通过人才和技术的互补发挥协同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企业间的非正式的联系和接触，包括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竞争者的角色（既是创新的来源又是创新的刺激者），知识（包括隐形知识）在这些接触和联系中转移、流动。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则有三个途径：①技术人员的跳槽，硅谷人员的流动带动了企业间技术的流动；②企业人员间的非正式交流，硅谷有许多气氛轻松的酒吧、俱乐部，例如马车轮、Chez Yvonne、Rickey s、圆屋（Round-house）等，人们在闲聊中获取关于顾客、市场和技术最新情况；③由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论坛等正式交流。
政府通过宏观的调控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建设各种知识基础设施、促进市场发育，包括与创新直接相关的技术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制度、评价体系、科技咨询和服务体系，以及不直接相关的金融制度、政府补贴制度、分配制度等，还包括与市场机制相关的合同、人事、雇佣等制度。政府根据建立区域创新系统的思路，健全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防止制度缺口导致的创新系统失灵，并通过制度的建立，促进市场发育，使各种相关的政策相互协调，为企业知识流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以共同开发、共建研发机构等产学研手段共同支持大学、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与开发、形成产业群的形式，从互补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中获得协同作用，促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企业通过科技中介的管理咨询服务、法律政策咨询服务、会计审计服务、人才交流服务、技术评估、技术交易等专业化服务可以快速掌握最新的科研、管理、政策等知识和发展动态，使自己可以集中精力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有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与各种风险投资以及金融机构的合作可以使自己了解各种金融动态和风险投资动态的专业知识和信息，使各种新的科研成果和成熟技术及时获得金融支持并转化为经济效益。
合作研究促进了企业竞争力和技能的提高，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积极的影响，诸如网络能力和获得适用技术的能力，此外，企业间非正式的接触和联系是知识流动的关键。在硅谷，高技术公司和研究机构聚集在一起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技术网络，硅谷地区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是硅谷知识流动的核心。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密切结合已成为一个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典范，因此，人们把斯坦福大学称为“硅谷的摇篮”，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创办的高技术公司成百上千，创造了硅谷65%的产值和超过25万个工作机会。斯坦福大学实施了许多鼓励科技人员创立科技产业的政策，包括：
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
允许他们有1～2 年的时间脱离岗位，到硅谷创办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
教师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发明者本人负责向公司转移的，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从中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学校提取10%～15%。
代学生申请专利（代付申请费，专利所得学校、系、发明者各得1/3）。
学校的应用性成果在一年之后仍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移，学校一般不再收取回报。
在128公路集群，企业间的信息相对封锁，知识的流动受到限制。各自独立的大公司开发产品的周期长、耗资大，因此特别注意保密，极为重视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它们不仅拒绝采用他人的技术，而且对客户和供应商也尽量保密。大公司不仅制定严密的反泄密措施，而且也不可能容忍技术人员跳槽，带走关键的技术、信息。各个公司之间的封闭保守，阻断了信息流通的渠道，对于需要密切跟踪最新技术动态和市场行情的高技术企业来说，这种不取不予、画地为牢的做法必然导致反应迟钝、应变缓慢。正是由于这些局限的存在，128公路地区的巨型企业既不善于也不愿意率先进行技术突破。
新竹科学园的许多技术团队主要是来自硅谷的华裔工程师所组成，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创新的制度和环境。新竹的高技术公司非常重视创新，创新既是策略，也是文化，更是命脉。此外，硅谷和新竹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开放的联系通道，源源不断地输入先进国家的知识和信息，同时，也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当然，由于受中国台湾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等因素的限制，在 IC等的基础研发上的新知识新技术也明显地不足，无法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还无法与硅谷的创新成效相比。
再以日本筑波科学城的情况作对比，筑波的科学研究机构相对封闭，各自为政，不关心与工业界的联系，不追求其成果的产业化与商业化。筑波科学城教育和研究机构从人事、经费、项目、课题等方面，都受到各自上级主管部门的垂直领导和管理，国立教育研究机构与民间研究机构和产业界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与合作。体制的僵化使筑波在新技术开发与转让、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困难重重，直接造成了目前筑波缺乏活力、效益低下的局面。由于信息不灵，被迁出东京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自己被抛到了野外，科学城的许多研究人员至今仍视这个城市为远离人类社会的孤岛。
广州天河科技园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近10年来，广州市在不断完善科技企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在科技信息交流、学术研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结合每一时期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聘请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会，给企业家、政府各级管理部门介绍技术发展新动向、技术管理的经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情况。一些专家学者对产业发展前沿的一些观点传递给社会各界，形成了较浓厚的重视科技的风气。特别是每年一届的科技活动周和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期间，学术交流活动更加密集。一是政府为主组织的交流活动，邀请一些政府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同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政府各级官员进行科技发展前沿动态、科技管理战略等方面的信息交流。二是大学和研究院所举办的交流活动。例如，2002年中山大学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7场，主办学术报告会100多场；华南理工大学也举办了“第二届制浆造纸新技术国际研讨会”等活动，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举行“中美材料环境腐蚀与老化学术研讨会”等。三是企业和协会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富通激光技术公司举办的沙龙活动。但是，广州天河科技园的知识交流还有不足之处，一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够密切，信息和知识的内部交流较少；二是产学研结合不紧密，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较弱；三是与硅谷等发达地区的畅通的知识交流渠道和机制还没有形成。
（3）物质流。硅谷作为世界最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产品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从各地输入大量的设备、原料、燃料、资料、函件等物资。完善的物资配送能力是使硅谷物资快速流动并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硅谷的物流是由采购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回收物流等组成，是一个集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人才流为一体的供应链。
近年来，硅谷企业为了减低物流成本，主要采取两种战略：
一种是将配送中心转移到亚洲等低成本地区。例如国民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 onductor），它拥有6 家芯片加工厂，分布在硅谷、英国和以色列。公司须把芯片用船运到7 个装配厂（大多分布在东南亚），然后又将产品供应给大批量买主如 IBM、东芝、康柏、福特、西门子等，这些买主均具有自己的遍布全球的生产网络。芯片从装配厂发货到客户手中具有2 000条不同的线路。国民半导体公司认为“大多数周转的货物都会对收入或利润产生不利的作用。”所以设计了一个十分简单而有效的物流系统，将公司所有的产品运到亚洲的配送中心，在那里分类并运送到客户手中。结果使产品的运送时间大幅减少，并使物流成本从销售收入的2.6%降到1.9%（徐勇谋，1996）。
另一种是将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例如思科（Cisc o）公司宣布让联邦快递公司（FedEx）管理其整个物流网络，其目的是完全取消思科在亚洲的仓库，代之以这两家公司共同创立的“飞行仓库”，最终，由FedEx直接投递零部件给用户做最终的组装。
128公路地区具有便利的海、陆、空交通：波士顿 17 世纪就已成为美洲最大的港口之一。1983年，货物吞吐量达1 680万吨。洛根国际机场位于东波士顿的一个半岛上，南临波士顿港，有公路、隧道、桥梁与市区相连，其客运量居世界第 15位。马州交通局还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展海、陆、空联运业务，以最有效的方式使运输快捷。这些条件有力地促进本州高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但在体制方面，128公路的大公司为了保持独立性并降低成本，总是要将从生产设备、零部件供应，到成品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等一系列环节尽可能全部组织到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全封闭的运作体系。在以自给自足大公司为主体的 128 公路地区，零配件、生产设备供给很不充分，小公司在寻找外界合作时难度大，导致集群的物质流不通畅。
新竹市距台湾最大的都市台北市70公里，距台中港和基隆港两大国际港口约90 公里，至台湾最大的国际机场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55 公里，南北电气化铁路和中山高速公路贯通其间，海陆空交通便利。新竹科学园区有关部门不断简化通关手续，实施全年无休进出口货物通关服务，提高了物流的速度和效率，使岛内高新技术产品能迅速地向其他地区辐射和转移。
广州已形成了以机场、港口、铁路为龙头，以高、快速路和城市快速交通为骨干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是华南地区的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商业中心。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居世界港口前 10位；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居中国首位。亚洲最大的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已投入使用。天河科技园区周边拥有8 个年销售额超过 100亿元的大型电脑市场，是国内最大的信息产品集散地之一，对园区企业的物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小结：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开放性体现在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法制环境以及创新服务体系等方面，而且企业集群与环境存在资金、知识、物质的交换。
上一章讨论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开放性条件以及外界的输入，但这还只是集群自组织发展及产生耗散结构的基础性条件。因为开放使集群系统可能从外界引入负熵流，也可能输入正熵流；而且即使是输入负熵流，若负熵流不够大，也不能出现耗散结构。自组织理论指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故此，研究集群自组织还需进一步讨论集群的稳定态问题。如果开放的集群处在平衡态和近平衡态（线性区），其系统演化的总趋向是趋于无序，只有到达远离平衡态的区域（非线性区）才能出现耗散结构。换言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另一必要条件是必须驱动集群系统越出非平衡线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