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其实在军事应用上，“先发制人”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据《左传》所记载，“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然而，事情并非都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与统一的关系。后发制人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往往是弱势一方取胜的惯用手段。
《战国策？齐五》上有：“骐骥之衰也，弩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弩马女子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借也。”其意是，当千里马的力量用尽了，即使劣马也能超越它；勇士疲困不堪了，即使弱女子也能胜过他。从政治上说，这就是凭借“后发”的作用，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策略，这种方法容易争得人心，调动民众积极性，能在短期内扭转当前不利局势。
“城濮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5年，当时宋国在楚的打击下，慌忙求救于晋国。晋文公决定先拿下曹、卫两国，借以吸引楚军，解宋国之围。而楚成王本意不同晋文公交战，但是一听晋国出战，所以就立即下令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认为夺取宋国是迟早的事情，不想半途而废，于是他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打胜仗，也要拼一个死活。”楚成王很不痛快，只派了少量兵力归成得臣指挥。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的国君，但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的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他们必须同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的国君也就听从了晋文公的话。
曹、卫的背叛着实令成得臣出乎意料，他被气得双脚直跳，叫嚷道：“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晋文公对此举棋不定，而大臣狐偃却让将士们稍安勿躁，先退避三舍。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晋文公，晋文公曾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此时，履行流亡楚时曾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一可以实现国君当年的诺言，博得了民众的同情，二可以避开楚军锐气，待其斗志松懈时再与之交战，这样会更有胜利的把握。
于是，晋军一口气后撤了九十里，即到了“城濮”之地才停了下来。同时，秦、齐两国援宋的军队也先后到达，与晋军会合一处，形成了晋方四国联军。这时战场形势是：一边是晋、齐、秦、宋四国军队，一边是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双方准备以十多万兵马决一胜负。晋文公与各国盟军统领，经过了周密的部署后，便同赵衰等大臣到有莘山上观战。一开始，楚军元帅成得臣骄傲自大，不把晋军放在眼里，见晋军元帅先轸诈败，就率领大军，直扑晋军，先轸且走且战，到了伏兵的地方，晋、齐、秦、宋四路大军一齐杀出，把楚军先后截成几节，大败楚军。
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曾经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我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则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挫损到最低限度，而把自己的潜力积蓄到最大程度去消灭敌人，这才是军事家运用潜力和锐气的奥妙之处。退避三舍，不是消极地退、被动地退，而是主动地退，通过退让而寻找进的机会，积累后进的力量。一般地说，敌人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中，开始阶段组织得都比较严密，缺点和弱点不易暴露。随着时间飞快地流逝，战线拉长，敌我力量消长，敌人的许多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即使是聪明的指挥员也会发生过失。
先暗中积蓄力量，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的可乘之隙，就能达到取胜的目的，这也就是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后发制人其实也是先人之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政治方面，它容易争取人心，动员民众，取得相关行业的支持；军事方面，它强调以我之持久，制敌之速决，避免在不利时进行决战，以便争取时间，创造取胜条件；商业方面，它强调避免与强大对手硬拼，而等到对手走下坡路时，再乘机出击。特别是在商业方面，想一跃成了商业的龙头老大，商家就必须抓住并充分利用机遇，运用好“后发制人”的厚黑经营术，才能让你在商战中应对如流。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我们应该懂得“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终”的道理，明智的商家不会因一时冲动而同对方决一死战。尤其是面对强大于我的对手，更要注意避其锐气，以待其竭。经商过程中，一定要多学多干多观察，去寻找并抓住机遇，而且还要“厚”，不能轻易放手，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者可以不具备过人的才智，但一定要有善于观察周围局势变化的眼光，一旦你选对了时机，即使“后发制人”也同样让你在商战中胜券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