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6月，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比平日更勤奋。因为期终考试考不好不但升不了班，那分数将来还要计入毕业时的总平均分里，严重点说，会影响一生的前途。
农学院有个才入学9个月的愣小子去找他的系主任，要求除了考大一的期终考试，还希望安排参加大二和大三的期终考试。目的是9月开学后直接念大四。他说：“希望4年大学两年念本科、两年念水利系，做个比较全面的农科生。”
系主任第一次听他说，以为听错了。问清楚后就觉得荒谬。小学、中学有跳班的先例，大学最多成绩标青，哪有大言不惭4年想拿两张文凭的事？冷眼打量这小子，一惊。但见这小伙子铁塔似的身材，满脸尚未粗黑的络腮胡子，黑旋风李逵似的模样。不过仔细打量，眼睛眉毛倒还秀气，不是铜铃似的大眼。系主任来了点兴趣，拿过他的学生证来看：吕小龙，惠州人氏，18岁半。系主任想了想，便答复他：“这样的要求没有先例，要在教务会议研究一下，批准的话会通知你。不过，多半行不通。”
系主任便在教务会议把这事当笑话讲了。谁知教授们也许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觉得此事颇为有趣，好些人说不妨让他试一试，看了他的成绩再研究。如果一塌糊涂，骂他一顿，叫那小子以后别这么狂妄！
便特别安排给他考了另外两个年级的试卷。
每个年级考试7份试卷。一星期后，21份试卷回到教务会议长桌上，其中几个负责监考的教授就说开了，一个说：
“我问他怎能9个月就读3年的书，他答，3年的教科书、讲义、要求读的课外书不多，重复念两次也就记住了。”
另一个说：
“大二、大三的书他念得比较认真，14份卷子全满分。反而是大一的试卷错了两题。这小子的脑袋瓜子结构跟别人不一样，最难的农药化学方程式像是复印在他的脑细胞里了，哈哈！”
系主任和一些不信的教授便把卷子一份份摊开来仔细审查。老实说，教授们都知道学生勤奋，出题目时从难些的角度去出，免得分不出优劣。就这些题目，要不是教那一科，别科的教授未必能拿满分。大家看了吕小龙的卷子，好些教授心里惭愧，嘴上便不得不称赞。
调来这个学生入学时的高考成绩，全广东第四名！这么好的成绩，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清华、北大录取？再仔细看，原来他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院的入学标准全校最低，勉强挤进来的好多都申请转工科，令农学院教授们觉得没面子，自嘲是垃圾收集站——
原来是这样的尖子，怪不得！便有人帮他说了话，说：
“人才难得，这小子将来保送去深造十拿九稳，回来就成了我们同事，也许能成为最年轻的正教授。”
系主任不禁回想起自己18岁的时候，书是读得不错，但与此人一比，好像是没得比，更加没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便认可了众人同意他读大四的建议。
二
此事过去半年，系主任也没再理会吕小龙在大四读得怎么样。
这时，农学院院长任伯年找到这位系主任，请他介绍秘书人选。其实任伯年只是挂名农学院院长，他的实际职务是广东省农业经济委员会主任，是主管广东及海南岛100个县的最高农业官员。任伯年秘书这一职位以前都是从有讲师资格的人中选择，入职后自然会入党提干，工资跟副教授职级相同。但工作比较辛苦，因为出差的时间长。条件是记性好，速记快，一天到晚要开会，必须做记录。而且农业知识必须渊博，因为解决问题时身边不可能有参考书。系主任认识他以前的秘书小刘，干了两年又黑又惨，叫苦连天，吓得他的旧同事们没人够胆去升这个级。对此，系主任不便明说，仍然将六七位比较年轻的讲师请来与院长晤谈。
讲师们有的是书呆子，并不适合转职做必须头脑灵活的秘书工作；更多的是对政治有恐惧症，打死也不想做干部。系主任便退而求其次，提议在年轻一辈的助教中选人。这些人全是前几年名列前茅的毕业生，有些还保送出去读过研究生，将来会优先升讲师。这些人资历差些，但年轻有活力，可能工作更得力。任伯年同意他的观点，请他具体介绍合适的人选。系主任低头考虑有顷，突然笑着说：
“有个后备的人你值得认识一下，这小子今年19岁，强壮如牛，脑袋像电脑似的，能储存资料。就是去年读大一，今年升大四的那个家伙。他年底拿本科文凭，资历不足以做秘书，但做秘书的下手肯定胜任有余。譬如把新培养出来的种子、新配方的农药、化肥送去基层单位并记录成果的工作，跑跑腿就一流。你以前的秘书兼做这类工作，又要陪你开会，太辛苦，很容易就吓跑。因为不是人人都像你似的工作狂。”
任伯年跟这个系主任多年好友，听他这么说，也笑了。任伯年抗战胜利后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回中山大学任教，是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博士；解放后一直兼任省农经委顾问，1961年临危受命担任主管农业副省长的助手，实际主管广东、海南岛8000多万人口的生计。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积极性便是他极力向上司提出来的方法。那时说这话等同于反对人民公社。算他运气好，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认可，不知挽回了多少性命——1961年时，每天“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最保守估计达6万人。“内参”上说总数已近3000万，那就是一年一千万！理想再崇高也不能当饭吃，非向人性妥协不可。
那时是1964年初，比之前是“形势大好”了。但尽管如此，广州低收入家庭以地瓜充饥的情况仍然比比皆是。为了加强工作班子，任伯年一口气聘用了4名助教以“科长职级”做自己的助手，准备迟一些再考虑升任谁做正式秘书。
他在院长办公室也会见了吕小龙这个毛头大小子，第一句他问：“这么高大，你真是惠州人？”
“是。”
“1961年我去惠州搞副食品，在你们西湖养了食用鱼。”
“我反对在西湖养鱼，到处是围网，气死苏东坡。”
“老百姓要吃鱼，不在那里养，在哪里养？”
“高中3年我基本没上课，在东江流域找饭吃。近河处有好多低凹地乱石滩，并不适合耕种，可以引水养水产或鸭鹅，同时可以解决当地过剩劳动力。最近我开始写毕业论文，正打算下乡找几个实际可行的地点向有关部门提意见，还设计了玻璃钢与钢材结合的电动水闸及玻璃钢与钢材结合的水车引水系统。它的优点是玻璃钢在水中不腐蚀，可以保护内藏钢结构的支架；水车建在河边，不用电，中轴钢柱高低位则用电力适应水位调节高低位。”
任伯年奇怪地问：
“你在哪儿学的机械？”
“家父是机械工程师，5年前过世了。我设想的两样东西只是建材的改进，电动结构并不复杂。”
任伯年笑了，说：
“你写好论文拿来给我看。特别是水闸和水车，设计图仔细些，我会拿去跟专家们研究可行性。目前省政府的资金全力对付老百姓吃饭问题，宽裕些才能造小批量试用，好的话就设厂生产。”
吕小龙点了点头，又说：
“院长，我学农科有两样目的，一是学种树，二是学灌溉。所以读两年本科，两年水利。如今读了一年半，常在实验田里，可是没真正种上树。我想试种的树比较珍贵，当地政府多半不愿树种外传。如果有省农经委的公文，也许能求到树种，不知您能不能帮忙？”
“什么树？”
“山东莱阳的梨，浙江奉化水蜜桃，江西大余的梅。”
“要来干什么？广东气候、地质和原产地不同，能不能种活都不知道。”
“我们可以研究土质、改良土质使树木适应新环境。如果平地气温高，可以找清凉的山地。这3种树的花美，果实的品种好，能成功繁殖、推广的话，那真是为人民服务了。”
任伯年见这年轻人眼中又固执、又坚定的神气，想想他的话又真有道理，便笑说：
“水果种类多，你为什么专挑这3种？”
“我从小是个野孩子，西湖三面环山，常跟邻家玩伴在山里打鸟抓野鸡回家增加营养，试过用木棒打死野猪。后来迷上读书，也没读上多少本就自比苏东坡，自问要是干上了惠州市长能为惠州办些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把杂树刨掉，在西湖北面种上几万株桃花，东面种上几万株梨花，南面种上几万株梅花。这样，既是水果生产基地，又是赏花的好去处，比光是一池湖水就美多了。后来又想到把西面环湖十几里马路的旧房子拆掉，房子改建成仿唐、仿宋、仿明清式样，沿湖种上大柳树，宽阔的大石板街上种上四排樱花，人们游湖赏花之余可以在仿古的建筑里吃到全国各地的名菜，喝到全国各地的名酒，买到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山上的花林里藏些可以喝到全国各地名茶的茶馆、望湖的旅舍。一条环湖公路令交通更方便，这样的休憩区必然会使游客乐而忘返。我想，惠州人若有此心，须得三代人经营。三代后让外地人说起西湖，想到的不是杭州！”
任伯年大笑。那时候不重视旅游，各地园林局由农经委管，也算是他辖下的业务。拆房子改街道他管不了，种种树还有得商量。他立刻想到：大面积种树由公家来种不成，要10亩为单位由农民承包，农经委提供树种和技术，那才能保证产量。不然，树枯死了都没人理。于是便说：
“出3个公文给那3个县政府容易，但路途遥远，把树苗活着运回来不简单。”
吕小龙立刻向他保证：
“只要有公文，其他事我去办，我会让它们活着回来。而回来后的存活、繁殖，则要您指派各类专家支援，目前我连洒水多少都不懂。”
两天后，任伯年找他，盖着省政府大印的公文就在台面上放着，任伯年问他：
“你先去山东远的，还是江西近的？报销旅费要有单据，我先给你申请了600块钱，回来后实报实销、多退少补。不过要半个月后才能拿钱。”
吕小龙咧嘴而笑，答：
“这两天我研究了行程，先去山东，去容易，要是弄到树苗，用货运托运行不通，也上不了火车；包一辆货车运两担树苗太浪费，唯有一程程找顺路的货车搭便车回广州。那要讲运气，给的茶资也不可能有发票。不过这都是小事，我有足够的钱和粮票办事。明天一早走，回来能报销多少都行。”
任伯年奇怪地问：
“你一个小孩子哪来的钱？”
小龙低声说：
“院长，我高中3年为生活所逼，干的是低买高卖的倒爷营生。一个孤儿，不想饿死，没办法。但我绝对不偷不抢、也不骗人。”
任伯年惊愕地望着他，算算他年纪，那是15岁就跑江湖了。不上课，高考成绩却能进清华；这等身材，不吃大量的肉岂能生得如此雄壮？就问：
“学校饭堂饭是够吃，但没油水，你在哪里吃肉？”
吕小龙为难地低下头，想了好久终于回答：
“我托一个扫地的阿婶隔天煮一只两斤多的肘子。肉钱、肉票我给，另外一个月给她赚10块。她工资只有18块，不无小补。”
任伯年大笑：
“那是委屈你了，每天吃两斤多你也吃得下吧？”
这小子竟然认真地点了下头。
三
莱阳县政府不像现在全国的县政府那样，全是高耸入云、设备豪华的大厦。那时叫县府大院，一般是解放时接受了全县最有钱那家人的大宅改成办公室。县太爷听手下说有人来要梨树，立即暴怒，骂道：
“梨子是俺家的宝，广东佬要了树种去抢生意，俺乡亲吃什么？不给！”
县农经委主任立在他身边说：
“首长，这公文不假，是上级机关……”
“放屁！济南的是上级，广州的算老几？不过直接回绝也不行，你去跟那小子说我们要开会研究、请示上级。过两个月给他们挂电话，如果上级批准，叫他们再派人来。讲得客气点，别让人家以为我们说不行。懂吧？”
那主任在进县大院之前也像别的山东佬那样忠直，干得久了也就奸了，小声问他的主子：
“那是压根没商量的了？”
他的主子挥挥手。主任升上去是副县长，再就是县长，但这两级难比登天，有人努力了一辈子都升不了一级。就像这主任下面是科长，科长下面是科员，有人到退休还是科员。
主任说得婉转，吕小龙却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小子装出傻傻的模样，好像信到十足十，傻屄似的说那就回去等您的回音了。还把带来的任伯年的卡片恭敬地双手交给主任。
小龙出了县衙门，生着闷气。就这么回去可不甘心，来时睡了3天火车过道硬地板，回去再睡3天，别说跟院长，跟自己也无法交代。他进了大街上最大的饭馆，叫了一只红烧微山麻鸭，4只油爆大对虾，两瓶青岛啤酒。吃完后不饱，叫跑堂再来一大碗酸辣汤，4个大馒头。那跑堂见他长相食量都像他们老乡李逵，一时来了好感，便和他聊上了。他问那跑堂莱阳哪里出的梨最好，那人告诉他出城向东10里路，龙旺庄的梨全县第一；产量不多，据说给北京高干供应局包了，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小龙问了公交车坐法，就去碰碰运气。此时他已体察出莱阳人把梨看做宝的心态，心下琢磨，想买到梨树，最远只能说是青岛来的，不然人家就当你是贼。可是任他再聪明，山东话一时也学不会，唯有个头像山东大汉，可是不说话又怎么买树呢？
他来到龙旺庄村委会，掏出钢笔在纸上写，自我介绍是青岛聋哑学校派来买8株树苗回学校宿舍种，问一人高的要多少钱。
那村长是个老汉，见这等大汉不会说话，顿时心生怜悯，原本40元一株的便只要了30元，还叫了两个树农在苗圃找最粗壮的给他挖了8株，用稻草把泥根包好。外加一根扁担、两只大竹箩7块钱，总共247元。到青岛100多公里，代他叫了辆面包车，车资40元，这287块有发票。
小龙不敢真去聋哑学校，何况他也不知地址。因此，进了青岛经过一个很多货车停留的地方就要求下车。
其实从陆路回广州，青岛比莱阳更远，这40块花得冤。可他并不在乎这40块，只是觉得，老汉待他那么好，若是让老汉知道了自己是在骗他，自己会很内疚。还想，祖父要是知道他这样办事，更会恼怒。所以，他虽然办成了这么难办的事，但是后来别人为这件事说他能干，他却深以为耻。
回广州花了7天半。货车实际走4天，3天半在公路边的小饭馆等便车。照顾8株树比照顾自己多10倍。白天要晒太阳，清晨要打露水，一两片叶子泛黄就担心得睡不着。说到睡，在货车上固然睡在树边，在饭店门口公路边也是有床铺不睡，比保护口袋里的人民币认真得多。
两只竹箩把扁担压得向下弯，吱吱响。从中山大学办公大楼去实验田时前后跟了二三十人，囊括了农学院全部的智慧人士。有人问他怎么11天才回来，小龙笑笑不答。心想：你以为是去菜场买8棵大白菜呀？
四
到奉化县求水蜜桃树种，人家的推搪法是说县领导去了杭州开会。小龙这次不再扮哑巴，而是挑着担子直接去找乡民交易。凭着一副伶牙俐齿和兜里的人民币，大大小小也弄了8株。这8株水蜜桃，运回去也颇费周折，不过也尽显了小龙的聪明才智和随机应变。他先从宁波坐渡轮去上海，居然被他说服上海火车站一个货运科长，准他上了一列露天货卡。上车前他预备了20只袋装清水和100只锅贴，前后用时6天便向任院长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