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以为这是省政府公文的威力，只有任院长知道不是。给江西大余县的公文在包里，小龙在韶关下车转公交车去江西边界时也不抱希望。谁知大余县虽说在江西，但那里是山区，货物来往贸易依靠韶关、南雄，广东是他们的大靠山。县长听说省政府要梅树，大的难弄，小的不像样，最终在梅花山选了8株约20年树龄的中树，满满装了一大卡车，一毛钱也不敢要，说是送省政府的礼物。小龙被隆重招待了两天，坐在大卡车车头一直回到实验田边。一路顺利惬意得很，反而是抬树、种树时出了一身臭汗。
两个多月里，小龙忙着学习插枝、接木、分析土壤、更改土壤成分、施肥、控制泥土湿度等，戴着大草帽仍然晒得漆黑。忙碌一番，总算对种树学了些皮毛。管理这三片新开苗圃的师生很多，他便暂时退出，全力去撰写题为“在广东水系引水造塘养殖水产”的论文。其中好多是他母亲在解放前的成功经验，容后细述。引水系统乃改进传统水车。水车基座在江边水浅处建钢筋水泥基座，高10米的支架用钢材建造；在水中旋转的水车与引水道则内部钢材外包防水玻璃钢。特点是每个储水的水槽容积大，引水量特强，而且不易腐蚀。为了适应水位高低，水车中轴可用电动装置升降。引水快，因此水塘排水的水闸亦加改良。除了电力升降，水闸跟水车一样钢结构外包玻璃钢，特点是水闸上方有网，水可以漫出去，但不会流失鱼。漫出去的水进入灌溉渠，水塘中有活水注入，水质较佳，鱼获收成期可开闸放水在闸口收鱼。只可惜他没学过制图，总是嫌自己绘的水车、水闸设计图没有专业水准。
为了避免纸上谈兵，小龙回到东江上，坐上来往的货运船，在博罗与横沥之间来来去去观察最适合引水造塘的地点。最后选定狮咀的一处石滩，有40多亩大，潼湖镇一处则30多亩大，施工难度都不大，而且原本都是废地。直到他觉得再不回去就交不了卷了，这才动身。
1964年8月，考试成绩和论文令他成为无可置疑的第一名毕业生。学校党委建议吸收他入党并保送去研究院深造，任伯年则希望他入省农经委工作。他说：
“农业政策失误的后果非常严重，国家需要大量优秀的农业干部来填补庸官的位置。”
想不到这20岁的毛头小子说：
“院长，那是您的理想。我所见到单位里的官都是终身制，都是霸着茅坑不拉屎，谁能取而代之？我倒是觉得，让我再去学两年水利工程还实际一点，做水利工程师与世无争。”
任伯年想着这小子一针见血的大实话，心下感慨万端。自己名义上管着诸如水利局、矿产局、林业局、饲料局、农业局、糖业公司、盐业公司、粮食进出口公司、粮食征收、分配单位，养蚕、丝绸、织造等等五花八门的部门，也明知那些头头只会讲空话，但又动得了谁？这么一想，便同意了他从大二开始读水利。又跟他说：
“你论文里的两项设计我跟农机局的同志研究过，小型电动水闸他们采纳了。但水车牵涉到航运部门，他们可不敢胡乱造出来，以后慢慢再说吧。”
其实，吕小龙对保送进研究院深造是心动过的，那到底是大学毕业生中凤毛麟角的机会。但有人警告过他，千万不要入党，因为入党时的严格审核有机会令他的成分暴露。那样不仅他自己完蛋，还要害死好多人。而那时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研究生，必须是党员。
1949年建国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原始档案”存在管治你的单位中。吕小龙在惠州一中6年，一中党委办公室存的档案里祖父那栏写着：吕健松，北大毕业，任职惠州一中校长32年，家传水稻田28亩，1950年公审会定为地主。因对佃户较好，判劳教两年，保外就医。父亲那栏写着：吕燕南，中山大学电机系毕业，1959年前任广州东南机器厂厂长。1959年底，反对人民公社，军事法庭判决反革命，监禁20年，在狱中自杀，自弃于人民。母亲那栏写着：徐萍，贵阳中学毕业，1959年前任广州东南机器厂会计主任，吕燕南自杀后擅离岗位失踪。
这些资料说明，吕小龙是地主的孙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他非常幸运的是，自己一直在惠州成长，方圆一百里读过中学的人都是他祖父的学生。解放后任职至今的校长以前是教务主任，所以才没将他踢出中学。但这种成分，按规定是不准投考大学的。而且，以前那份档案被人烧掉了，现在转移到中山大学党委的档案改写成，吕健松：退休教师；吕燕南：殁；徐萍：殁，非常简单。成分虽不及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倒也没缺点。但入党审核时，人家可能会去信惠州户籍单位调动更详细的资料，那可就纸里包不住火了！
那年月的党非常廉洁，招待一餐饭都有严格规定。高岗那样的东北王，被检举的贪污都少得可怜，更何况纂改档案这种杀头的事？做这事的是两个人，一中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校长是怕事的文弱书生，书记解放前跟林彪的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退役转职前是副团长，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对党的忠贞。两家3代13口，出事的话不光是自己倒霉，子子孙孙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但他们终于做了这事，原因很简单：1958年开始配给不够吃，捱到1959年，家人有的水肿，有的子宫下垂，有的卧床不起。而当时还是孩子的吕小龙每月两次“借”给校长的白米、食油、副食品等，连续3年多，令两家人健康良好。而且，吕小龙并没有为此提任何要求。他们无以为报，便为吕小龙弄了张新档案和高考准考证。
五
1959年，吕小龙15岁，比同年孩子高了一个头，但个头再高，始终是小孩子。从广州捧着丈夫骨灰回家、万念俱灰的妈妈怕那时72岁的家翁和儿子还有住在博罗哥哥的一家7口会饿死，利用她手上尚存的12000多块人民币巨款和智慧，在半年里为哥哥和儿子开创了一片足以养活10口人的事业。
要是在解放前，这也没有什么稀奇。但在城乡都严重缺粮，数十万人逃荒香港，北方乡下吃树皮草根，惠州乡下以菜代粮的情况下，在政府政策不允许私人做买卖的客观环境中，他说服几个在惠州当权的祖父的学生，叫他们知会里弄干部，不要干涉老校长家做几条咸鱼换饭吃。这样，首先在家里办了咸鱼厂。至于鱼的来源，有三条路子，第一条：徐萍在东江边适当距离埋下一尺长的竹筒，把鱼竿绑在竹筒上，带着家公、邻舍沈寡妇和她13岁女儿小玫，4个人开始管7支鱼竿，后来发展到10支，每天平均能钓到30多条鱼；第二条路，叫儿子和哥哥骑着板车沿江向钓鱼人收购鱼获之外，也收购村庄里能买到的蔬菜，进城赚取差价；第三条路是后来发现的，菜场里公家的鱼要肉票才能买到。但那时的肉票能卖到高价，很少人舍得用来买鱼。而卖不出去的鱼并没有冰箱保存，隔夜就会臭掉。于是，每天晚上徐萍便带着儿子廉价进货。很快便月产千余斤咸鱼，有些自己销出去，大部分由“东南旧人”热情地分销了。
光是有菜有咸鱼，还是喂不饱神高神大的哥哥和儿子。徐萍发现，惠州地区只有驻军营地有足够的白米和能榨油的黄豆。但伙头军打死也不敢卖出来，说除非有猪肉来交换，因为他们在乡下有钱都买不到肉吃。徐萍便设法在屠宰厂用3倍的高价买进猪只，并不杀掉，而是半夜偷运进罗浮山深处跟山民合作养猪，并收购山民猎到的野猪，很快便交换到珍贵的白米和黄豆。广州、惠州、顺德、石歧等地有涉外旅馆，他们需求野味、鹌鹑蛋、板鸭、腊肠等物。徐萍便在罗浮山里收购或制造，后来还把野生鹌鹑养起来生蛋。
读高中的儿子极少回学校，但徐萍希望儿子能读大学。便叫儿子“借”粮给校长，讲明一半给书记。她跟儿子说，毕业时如果不能考大学便逃到香港去。因此，只要有机会收到港币，她便储起来。
罗浮山广袤纵横500里，只有山脚下冲虚观附近有政府管理，横跨博罗、龙门、增城3县的山岭中，却有几百户“无王管”的山民。被禁制从商10年的徐萍像发现了新天地，她的第一个拍档是位处孤青峰下孤青观7个饿得发软的道士。她给他们钱，叫他们进山收购野猪、野味、蛇类和山民多余的杂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