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到1981年，除了7、8、9楼，3楼也给他买了下来。“东南”扩充到34000尺，每年盈利竟然超过500万。这是阿发再也想不到的事，便怂恿小龙跟他联手大炒特炒小巴牌照。到1981年时两人共有150辆小巴，小龙是幕后老板，阿发在小巴行业中成为第一个“小巴大王”。开在青山道附近的车行职员10多名，除了收租、聘请司机，买卖小巴和的士牌照一天几十宗，做上百万的生意，却仍旧穿着电工师傅的蓝布连身工人裤。因为他没有放弃老本行，常去拉电线的地盘巡视。那时没有手提电话，只有BB机。他老婆一忙不过来，或有重要买卖等他决定，找不到他就向小龙投诉。她知道，除了小龙，谁都指挥他不动。这个天生的电工一直坚持到1985年才被迫与电绝缘。那时香港、台湾的厂大量迁去珠江三角洲，货柜车业和8吨大车开始供不应求。小龙要求阿发放弃老本行的蝇头小利，专责发展货柜车租赁生意。因为小龙那时在东莞的厂一天生产6货柜货运葵涌货柜码头，肥水不能老是流别人田。
八
1981年底，那间日本洋行在日本总公司的社长第一次来香港见小龙。这日本人名叫信田荣一，英文很有限，比小龙差远了。但最初两人坚持不要翻译，硬是在半岛酒店摸了半天酒杯底，用手势搭够谈生意。小龙没有拍他马屁，当他问起小龙家世时，坦然跟他说父亲是抗日英雄，是中国军队中绝无仅有杀了400多名日本兵的团长、专长偷袭打夜战。并坦承在跟他们做生意之前，一直仇视日本人。因为他出世之前，拜日本军阀所赐，父亲已经失去右腿。那信田初听小龙的叙述，脸也发白，狠狠盯着小龙。因为他父亲当年也是侵华军官，很有可能在战场上与小龙父亲厮杀过。信田荣一冷冷地注视着小龙，足有十分钟不说话，然后问：
“你的相貌像令尊吗？”
“有些像。”
“怪不得！我要是日本兵，也不想跟你交手。”
小龙微笑地说：
“过奖了！”
“我来香港，本来想扩大我们之间的合作。”
“可惜我不是汉奸的儿子。”
信田荣一听不懂什么是英文的“汉奸”，找在楼下酒吧喝酒的属下上房间来翻译。那年轻的日本人会说广东话，解释给他老板听。信田一听便大笑起来，用日语说话叫属下译出来：
“我们日本人最看不起背叛祖国的人，这种人的子子孙孙我们都不理会他。”
有了翻译，小龙便详细讲解当年中日之战的两军情况，父亲1938年参军时祖父母如何贱卖家产带学生南逃，他如何骗母亲去重庆机器厂当工程师，求厂长有家书时切勿退回。初当小兵时只有一把大刀、6枚手榴弹，一团1700多人在半年内死剩57人，然后守开封、郑州黄河大堤如何被炸开，杀日兵不多而百姓淹死89万人，然后守武汉、三战长沙，一直到被炸飞一条右腿，如果不是属下拼命救援，必死无疑的经历。如果他那时死了，也就没有后来的吕小龙。
信田荣一原本对中日之战不了解，再三查问当时的形势，对小龙知识的渊博非常惊奇。然后就追问小龙父亲的下半生，他很明确地说，是为了崇敬的理由。
那年小龙37岁，一生人中除了玫儿母女、阿发、丽珠这4个至亲的人，对魏钊都没提过祖父母、父母的生平。与那两个日本人狂饮烫热了的清酒，骄傲地叙说吕家上两代的事迹，平日的假谦虚被酒精溶化了，一句句都是别给这两个小日本看扁了咱们中国人的意思。3人你一杯、我一杯，两个说日本话，一个说广东话，竟然由下午讲到半夜三四点。晚餐也没吃，就一块儿醉倒在酒店套房会客室的沙发上，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有日本长途电话打进来才惊醒他们。
酒醒后，两人又变回彬彬有礼、说话谨慎的商家，心中却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惺惺相惜之感。信田荣一与小龙相约明天上午9点去“东南”拜会小龙夫妇，便互相以90度鞠躬道别。
小龙走后，信田连早餐都不吃，便开始与日本公司的重要董事以长途电话商量。他们计划将原本在南韩的主要生产基地出售，公司不再自行生产产品，改交到吕小龙这个中国人手上，由他去中国重建新的生产基地。
有一位公司元老要求信田：为了保证成功，要信田投资中国公司百分之五十一以上，以便控制，信田答应努力争取。
当信田向小龙夫妇提出合作去中国大陆建立一座两万工人的巨型制衣厂时，小龙心中第一时间计算自己能调动到的资金——最多2000多万，只有信田估计的8000万到1亿投资额的四分之一。合理的方法是接受信田的提议，双方各出2500万，不够的钱向银行借。丽珠也劝小龙把握这大机会，她不能想象两万工人的制衣厂会大到什么模样，而且不愁订单。但小龙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对劲，想明白了，原来自己不愿意从此以后就成为日本人手中的木偶，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最重要一点：自己向来独断独行，说一句是一句，岂能为了赚钱就长期臣事于人？在中国搞工业是迟早的事，如果与日本人合作，要是发生跟中国政府或中国工人利益冲突的事，自己被逼帮着日本人，那与汉奸何异？所以他连考虑都不用，当场就拒绝了信田的提议，他说：
“如果贵公司信任我能生产合规格的产品，就不要在我的厂占任何股份。我可以独资去东莞或深圳开厂，也许一下子不够钱开您所要求那么大的厂，但会尽力而为。”
信田问：
“您不愿意与我合作，是不信任我？”
小龙摇头，说：
“不是信任的问题，而是我根本不习惯与任何人合作，也许我的毛病是太主观了。”
信田失望地离开东南只有150英尺、4张小写字枱的写字楼，临走深深望了眼小龙亲笔写的两个毛笔大字：诚信。丽珠埋怨老公：
“要是他不再给单，咱们现在的34000尺最少都得关掉一半。”
小龙苦笑，心想，要是玫儿就不会这么说。
其实，对信田荣一来说，由于汉城地贵，工资、原材料、日方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等都大幅度提高，小龙3年来渐渐生产了他的集团八分之一的产品，报价就比南韩便宜。而将生产线转移到土地、工资、原材料都廉宜的中国是维持长期竞争力的必要步骤，关键在公司自己去投资或者给中国人承包这两条路中选一条。多数董事，包括信田的看法是：加强设计组，创建更多品牌，加强西欧、美加市场的推广和销售网络，肯定比分出骨干人员去搞生产更能为公司赚钱。所以，来香港前已大致计划将总产量的一半产品外发到南韩可靠的厂生产，一半交给这吕小龙去中国开厂生产。比较一两年成本和品质上的区别后，再作最后决定。
可是这吕小龙两三天来给他的感觉太复杂了。人，是可以信任的人，但绝对不是个听话的人。最令人奇怪的地方是这人好像对钱并不太重视，不然怎能一口就推掉一年几亿元的生意？原则对他就那么重要？信田有些不服气，因为他自问若有人有几亿生意找他合作，只给他百分之四十九股权，只要这生意可靠，自己多数会同意。根据这个逻辑，信田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三天他一定会来求我合作的。于是他在半岛住了下来，就算出街，也叫助手等门。可是，吕小龙没有来。
第四天早上9点，信田再度光临“东南”，穿过震耳欲聋的衣车阵，走进那小得出奇的写字楼。小龙与另外3个会计正埋首账簿各算各的账，没人理他。等他在那“诚信”两字前站了五六分钟，小龙才发现是他，连忙站了起来，拉了把叠凳请他坐。他的写字楼放不下沙发。
“有何指教？”
“我下午回东京了，来向您辞行。”
“我请您午饭，然后送您去机场。”
“不必了，我是来问一问您中国的厂多久可以投产？能有多大的规模？”
小龙之前想过这问题，很快回答：
“我估计快则9个月，慢则18个月，多半一年左右就能投产。由于财力有限，第一步只能建1万工人的规模。如果不能满足您的要求，香港方面我反而有能力在两个月内将产能提高一倍，也就是3000工人。”
信田微笑地说：
“您需要怎么样的合约保障您的利益？”
小龙摇头，胸有成竹地说：
“不用任何合约，我生产的货能令贵公司赚钱，合作必然继续下去；否则，合约也很难逼你们给我订单。如果您肯帮助我扩充生产线，请在半年内给我香港的厂一倍的订单，并且预支2000万订金，那样，我大陆的厂造好后得不到您更多的订单，也可将香港的全部设备搬过去减少损失。您肯这样做，比合约实际得多，请您考虑。”
信田哈哈大笑：
“好办法！可惜我请不到您这样的助手！您就先扩充香港的厂吧，随时去我香港公司拿订单，要多少有多少。以前先付三成，我交代他们先付五成，那比2000万会多些，来证明我的诚意。”
小龙也笑了起来，要求：
“今天别走，中午我请您吃中华料理。”
租下3万尺厂房只用了小龙半天时间，之后的拉电线、买衣车、挑选50个领班全是阿发和丽珠的事。这次他总算吩咐阿发把写字楼扩充到2000尺，请了20多个负责接单、报关、收发的职员做丽珠的帮手，因为自己可能很久回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