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朗润园”，你会发现竟然有几十万条的信息，北京、上海、成都、石家庄等等，到处都有以朗润园冠名的房地产项目、房屋销售的消息。房地产开发商们大概想不到，这个受到他们如此青睐的名字，也曾经与战俘收容所联系在一起。朗润园里的房客曾经是被囚禁的德国战俘。
正版的朗润园位于北京城的西北，现在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是清朝嘉庆皇帝的兄弟永璘的花园。永璘是乾隆第十七子，嘉庆二十五年（1820）封庆亲王，所以春和园又俗称庆王园。到了咸丰元年（1851），春和园又被转赐给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奕。因为奕行六，外号鬼子六，所以该园又被俗称为六爷园。
据奕本人记述：“圆明园池东而南，旧有园寓一区，俯枕长河，周围不过里许，是为春和园。咸丰辛亥，余承恩命赐居于此，特发帑金、鸠工、庀才，缮完补阙，是葺是营，肯堂肯构，薙榛莽剔瓦砾，无丹雘之饰，无雕甍之靡，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而轩墀亭榭，凸山凹池，悉仍其旧。越明年壬子而园成，非创也，盖因也。是岁仲秋，复蒙皇帝临幸，御书易园额曰朗润。”由此说来，朗润园之名还是咸丰皇帝当年亲赐并御书匾额。
《北京西郊成府村志》上说：朗润园位于“成府北头路西，过石平桥即东门。入东门西行北视之，宫门三楹，前列石狮二。入正门，环山西行，道路平坦，松柏成荫。北渡石平桥，殿宇奇伟，分中、东、西三所。中所宫门三楹，额曰‘壶天小境’。左右云片石堆砌假山。三所皆南向，殿宇四周环河。其前稍东，有四角方亭一座‘涵碧亭’。河南岸有倒座抱厦房三间，再西北有水座三间，北向，开后窗，可以赏荷钓鱼。正所殿宇，到底三层，与东西所互成套殿，两山儿复用游廊数十间，以通往来。西所前面一带白墙，上嵌十锦假窗。前后河岸，密排垂杨……殿院后墙之外，修竹万竿。西所北墙外，以山障之，有三卷殿一座，各三间。隔河北岸，尚有平台房三间。该园北墙内一带土山，墙外即长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去世，朗润园收回内务府管理。由于朗润园距颐和园相去不远，就被用作军机处及王公大臣们开会的地方，每逢三、六、九日在此集会。因此朗润园与光绪朝最后十年间的政治也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时朗润园有东西两门，东门斜对着现在的成府街西口，西门在西北角，出门有一石桥，过桥向西，便是直通蔚秀园的大道。光绪末年诸大臣前来朗润园开会，就是经由西门出入的。余棨昌在《故都变迁记略》中称：
“光绪丙子（1906）……八月，有诏改巡警部为民政、户部为度支、兵部为陆军、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商部为农工商，理藩院改部，大理寺为院，即朗润园所定也。”如此说来，它还是清末新政决策过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民国初年，紫禁城里的清室小朝廷又把朗润园赏给了醇亲王奕的第七子，也就是光绪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宣统皇帝溥仪的七叔——贝勒载涛。北京政府将此处设为海甸俘虏收容所，当是从载涛手中租用。
这位皇叔在清朝末年曾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军咨府大臣。张勋复辟时，曾被溥仪任命为禁卫军司令，后在北洋政府挂个将军的虚衔。
1921年，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载涛手中购得此园，把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教会学校：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迁至此园，使之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大由城内移往西郊，朗润园就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著名的学者季羡林先生曾长期在此园中居住。现在这里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学办公之所，是经济学家云集的地方，经常举办一些政治经济领域的高级讲座，当今世界最顶级经济学者、最知名企业家们的身影，常常倒映在朗润园的湖面上。然而，极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是拘禁德国战俘的收容所。
对德奥宣战之后，中国先后派遣了近20万中国青壮年到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并收回了德奥在天津、汉口两地的租界。但中国并未直接出兵作战，而原在青岛的德军早已被日军俘往日本，那么中国的这些战俘又是从何而来呢。
根据国际公法惯例，中国宣战之后，一切在华的德奥籍人士均被视为敌侨或敌俘，由中国官方对其实行抑留或收容。其中作为敌侨的平民大都被集中遣离中国，而作为军人的敌俘则一律被集中拘留，关入战俘收容所。
据统计，当时在华的德奥两国军人，除已被日军所俘的山东驻军外，还有不少是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驻扎在北京使馆区的使馆卫队及天津至山海关的驻军。其中在华的德国军队有以下几部分：一是驻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卫队；一是依照《辛丑条约》驻天津的军队。此外，在华的德国军舰则由中国海军部派员解除武器，令水兵上岸看管。
据说，中国政府曾计划将他们收容于天津小站当年北洋新军的兵营。也有报纸记载，说最初原本计划将收容所设在西山潭柘寺，后来因“收容所所长荫昌陡然变更地点，以海甸之北成府村载涛贝勒别墅朗润园为收容所”。此消息的来源是否准确虽不可考，但将收容所所长的头衔戴在荫昌的头上，可信度令人怀疑。众所周知，荫昌是满清亲贵，在清朝末年即任陆军部大臣，是风云一时的人物。民国以后他也混得不错，被授陆军上将衔，当过袁世凯大总统的侍从武官长，冯国璋任总统时甚至当上了参谋总长。虽然他留学德国熟悉对德事务，但怎么可能去兼一个小小的收容所所长。不过，收容所地点的选择可能确实曾经有过不同的方案。
当辛慈离华之后，外交部即催请负责战俘事务的陆军部尽快择地安置使馆卫队。因为在中国正式对德绝交之前，事情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社会上就有驻京德兵“变装出京”传言。陆军部于3月29日正式回复外交部：“兹已择定安置地点，并拟定送往办法四条……希即与和馆（即荷兰公使馆）接洽办理可也。”这四点办法是：
“一、赴收容所之德国士兵等，应于4月2号午前9点到中华门内集合，听候中国军官点收，以便引导前往。其各人所带之衣物行李等件，均可随带入所，但床榻无须携带。其各人所带之衣物行李等件，亦随同携至集合处所，以便装运随行。
二、本部派萧委员俊生等，于4月2日午前9点到中华门内接管点收。
三、赴收容所之德国士兵等，均步行随同点收之中国军官赴收容所。
四、收容所在海甸附近之朗润园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