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协作意义上的管理中，(1)基于协作的被管理者并不因处于管理者的客体对象地位而非主体化，毋宁说，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一样，都恰以其发挥特长的角色(如在围猎中善吆喝者与善捆缚者各就其位)而获得了创造性的自我存在意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可以是创造性的劳动主体；而正是这种劳动主体的创造性，成为包括人的管理在内的全部人类活动最深厚的动力源泉；(2)作为协作者的管理双方，恰构成马克思所向往马克思：“……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37页)、亦为马丁·布伯后来诗意追慕的“我”与“你”的关系〔德〕马丁·布伯(1878—1965)：《我与你》(1923)。，双方互为对象化：不是物性的“它”，而是人性的“你”；“我”与“你”共同面对的自然才是“它”但这仍需生态学的提升。参本书第八章。。
这样，同任何人类活动一样，管理中人对自然、人对他人(社会)的关系都同时是人对自我(自身)的关系；协作性的管理使这种关系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确证，从而，人的管理本源涵义的组织和调节也就同时成了人道主义的涵义。并非偶然，马克思关于管理使用得最多的比喻正是，以人道主义为本性的艺术审美的“乐队与指挥”的关系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7页，第25卷，第431页等。。
诚然，在这种人道主义的协作性管理关系中，被管理者在管理结构中居于客体位置，但这是一种“主体性的客体”。
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Humanismus)不可能在中国传统习惯的伦理学角度(以“仁”与“礼”为中心涵义)下把握。它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和价值论，即以实践劳动为动力本源和最高价值尺度、生成人化自然(并非一般自然)的学说。马克思称作“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刘丕坤单行本译文作“实践的人本主义”，亦可参考。、亦即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与把“人道”视作最低(起码)准则(所谓救死扶伤、不杀俘虏)的传统人道主义迥然有别，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恰恰是一种最高的原则。因而，人的管理的人道主义涵义虽然也体现于“我”与“你”的人际关系中，但人在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中才现实地确证自己的自由本质。所以，一种使劳动者处于创造性状态(亦即人类学意义的自由状态)的管理才更深刻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相反地，一种脱离了人对自然的劳动关系而孤立执著于人际关系的社会体制，即使管理者追求人道主义，也是贫乏的，而且一定迟早会腐化为反人道主义例如古代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精于人事与疏于业务仍是内耗性的“窝里斗”根源之一。。
这样，人对自然的关系，亦即生产力的尺度就享有了本体地位。而生产力就是人道主义的第一涵义(反之亦然)。
这当然并非意味着人道主义管理的理想之光发自社会管理简陋的人类原始时代，宁可说，人道主义管理的实现？其实是全部人类史的工作。
二、管理史：人道与异化
管理见诸文字，就已是统治参阅〔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1章，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因此，文明时代的管理与强制性分工、阶级、国家属于同一考察序列。
在奴隶占有制下，(1)被管理的人被当作物(“会说话的工具”)，从而，“我”与“你”的人道关系非人化为“我”与“它”；(2)强制性分工与非人地位使劳动对个体的自我确证意义降低到最低限度异化与人道主义同样不曾纯粹地存在过。奴隶在面对自然时毕竟是人，尽管面对奴隶主时不是人。；(3)人的管理不再单纯是生产的职能，而膨胀为经济、政治、人身、意识的全面统治。人对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不重要。其腐朽形态成为与经济管理毫无关联的人身支配(如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
封建制对于奴隶制的人道主义进步在于，(1)被管理者作为劳动的主体而与其它劳动要素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劳动者不再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因而成为人。尽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不同等级的人，但人类的原则已经出现在管理关系中了；(2)超经济的压迫依然存在，但人身支配已松动为人身依附；(3)劳动的自主性与自我确证性大大增强，在自耕农与手工业工人那里，甚至有时表现为近乎艺术的创造性与完整性。
值得思索的是，封建管理在小生产方式的瓦解下成为人类管理史上贫乏而无所作为的一页，而以自耕农与手工业工人为代表的封建时代劳动者在人格完整性与个体创造性方面却不仅高出于奴隶制，也高出于后来的资本雇佣制。与之相对照，奴隶制(包括长期保持国家集权的东方封建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虽然剥夺了劳动者的个体自由，却反而刺激发达了社会性管理组织。
这表明，管理的科学与人道主义有不同步的一面，总体与个体的人道主义发展也并不均衡。
基于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益观念的资本主义管理逐步而全面地清除了人的管理中全部超经济关系，从而空前彻底地回到了人对自然关系的基点。人的管理的生产职能性质权威地规定了其他社会关系(从血缘到政治)，劳动者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纯粹的劳动力(而不是同时还是仆役或臣民)。在此基础上，作为人对自然关系的管理科学化、制度化，为资本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争得了空前的经济效率，同时也把作为科学的管理本身推向空前水平。
超经济关系的废除一方面意味着个体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经济关系的强化。一种强化为绝对尺度的经济关系，(或者说一种试图把人道主义从生产力中清洗出去的经济关系)，也就把劳动(及其管理)对人的自由确证的人道主义涵义排除了。以人的管理为中介的物的管理经济效益绝对化后，作为过渡中介的劳动者的客体地位就凝固了，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就被物化为劳动工具之类客观要素了。泰罗的秒表统计、吉尔布雷斯的瞬时针和动作分解，这些西方科学管理大师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而将人当作物来配置操纵。这种经济强制在某些方面远甚于非经济强制如美国影片《摩登时代》中那个沦为“活扳手”的失常的工人所真实反映的。，这甚至不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我”已无人称无人格了这种非人的管理就是卡夫卡著名的“城堡”所象征、亦为西方现代派艺术多方探寻的涵义。；在极端状态下，这种凌驾于人之上的“经济规律”把管理双方都视为生产的客观条件，从而在形式上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奴隶制管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第498—499页。这种使管理双方均失去主体性的无人称管理在现代管理中成为一个基本性的事实，参阅T·Parsons《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研究。意识与个体的分离，是其中的关键。。
但是，如果人的活动失去了自我确证的人文本体目的意义(尽管同时执着于自然因果性的外在目的，如吃喝敛财等)，人也就失掉了走出动物界开拓发展的根据；这又直接意味着劳动者创造冲动的泯灭，从而不仅使个体、也使总体社会(包括经济运动)失去了根基和动力。因此，从奴隶暴动、农民起义到社会主义革命，人的管理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不断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同时也就是劳动者对自我确证的创造性状态的人道主义追求马克思：“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从工艺史角度看管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工具进步的同时，劳动者自身也发生着一对方向相反的矛盾运动：一方面，劳动者日渐远离直接劳动过程，以主体身份与劳动客观条件对立起来。产业革命使人经由机械间接加工对象，自动化又使人通过自动机间接控制机械加工：劳动日渐物质手段化了。从而，直接劳动过程的管理对象不再是人，而是物；同时，过去时代的被管理者，恰恰成为自动化后直接劳动过程的管理者：传统的管理分工界限消解了。另一方面，在自然生理意义上的劳动日渐退出直接劳动过程的同时，精神智慧意义的劳动却日渐成为直接生产力。产业革命以机械解放了手工，但仍须以手眼脑操纵机械，自动化则以自动机取代手眼脑来控制机械。这一发展趋势日益要求劳动者以机器(物)无法取代的人的独特创造性争得自己的职能地位。于是，劳动者的人性本质日益突出而不可能再被当作物性对象管理。这种客观情势推动了从甘特的人道主义管理到梅奥的霍桑试验，人道主义的行为学派终于取代了古典科学管理学派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当代欧美管理界对日本家族式管理艺术与以传统人际关系为背景的“东亚工业文明”经验的关注。但这与以人际关系窒息人对自然关系的中国家族本位不可一概而论。。这样，作为本源涵义的人道主义又历史地成为人的管理的现代涵义。
工艺进步有力地导引了人道主义的进步。但工艺进步并非外在于人的物质运动，恰恰相反，正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需要，以及经由这种变换获得解放的人道主义需要，规定了工艺改进的两个基本向度：效能与自由。所以，人道主义不仅是果，而且是因。劳动者基于发展生产并摆脱自己物性劳动地位的工艺革新，同时也就指向了以人的协作为中介的物的管理这一人道主义管理目标，它势必最终导致对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的革命。
三、人道主义：管理的当代目标
本世纪中叶，南共联盟把“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发展日益缩小和消除对人的管理范围，而代之以对事务的社会管理”写入了自己的党纲参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