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家玉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离开的。半个多月之后，在徐景阳的提醒下，端午来到了小区的中控室，要求调看28日当天的录像资料。
监控摄像设备完整地记录下了家玉离家时的画面。大约是中午十一点半，下着小雪。妻子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看上去略显臃肿，拖着一只笨重的拉杆箱，在已经变白的路面上走得很慢。快速影像使画面有些滑稽，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代的电影资料：步调僵硬，频率夸张，动作失真。
在小区门口，一个戴耳套的摩的司机走向妻子，向她比划着什么。很快，妻子的拉杆箱，被司机塞进了用铁皮焊成的简易车厢。家玉随后也坐了进去。三轮摩托车奇怪地绕着小区门口的大花坛转了一大圈，最后向东而去，驶离了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这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画面，永远固定了端午对妻子的记忆。仿佛二十年来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压缩进了这个黑白画面之中。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到家玉，端午的意识总是被这个灰暗的形象所占据：寂静无声。真实而又虚幻。很符合追忆所特有的暧昧氛围。
其实，在家玉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某些征兆。
孩子熟睡之后，他们在书房的小床上亲热——离婚之后，端午执意在书房支了一张小床，与妻子分床而眠。由于离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多少有点让他感到陌生。他开玩笑似的对家玉说，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就像是在睡别人的老婆。家玉则一本正经地提醒他，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端午感慨说，自己第一次有了偷欢的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兴奋。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家玉就红了脸，望着他笑。半晌，她又没来由地对端午叹了口气，道：
“你还不如说‘偷生’，更符合事实。”
听她这么说，端午的心情随之变得沉重而又茫然若失。不过，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事后，家玉问他，假如她与“那个人”举行婚礼，他会不会去参加。端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不会去。我可没那么无聊。”
他说，尽管已经离了婚，可一看到妻子与陌生人出现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感觉上还是会受不了。看得出，家玉对他的这个回答很是满意。她突然紧紧地搂着他，端午觉得自己后背的汗衫很快湿了一片。端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故意要说出这番话来取悦“前妻”，他有点轻薄地问家玉，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人”的情况。家玉没有答应：
“不告诉你。你就当他是上帝好了！”
拿走了你两本书。
这是妻子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它写在一张撕下的诗歌台历上。日期是2月27日。那张纸片，压在书桌的白瓷茶杯底下。这张日历上，印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小诗，是陈敬容翻译的：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阴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床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妈妈去了哪里？”
端午早早地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儿子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儿子的提问改变了方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这也在端午的预料之中。他硬着心肠，为日后对儿子的摊牌埋下伏笔：
“唔，说不好。”
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交换。端午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若若回答说，他想闻闻妈妈的味道。
泪水即刻涌出了他的眼眶。
父子俩很少交谈。若若成天闷闷的。与妻子一样，他一旦忧郁起来，总爱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呆。
家玉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银行卡的账号。
“你在哪儿？”端午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亟不可待地问道。
“还能在哪？唐宁湾呗。小东西这两天怎么样？”
“还行。”
端午将工商银行的卡号向她复述了两遍，随后，他又跟家玉提到了儿子换被褥的事。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家玉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端午以为是掉了线，当他再把电话打过去，家玉已经把手机的信号转到了秘书台。在后来的日子里，端午又尝试着给她打过几通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您呼叫的客户，不在服务区”。
三月中旬，在连绵的阴雨中，春天硬着头皮来了。伯先公园河沟边巨大的柳树，垂下流苏般的丝绦，在雨中由鹅黄变成了翠绿。窗外笼了一带高高低低的烟堤。临河的迎春花黄灿灿的；粉白的刺梨和早杏，以及碎碎的樱花，如胭脂般次第开放。如果忽略掉伴随着东风而来的化工厂的刺鼻的臭味，如果对天空的尘霾，满河的垃圾视而不见，如果让目光局囿在公园的这一小块绿地之中，这个春天与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
即便是在夜半时分，当端午坐在北屋书房的写字台前，为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煞费苦心之时，他仍能从慵懒的寂静中，嗅到春天特有的气息。他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甚满意。
他暂时还没办法使自己安下心来。他低估了妻子离开后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低估了共同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召唤力量。
妻子留下半罐意大利咖啡，让他夜不成寐。
他不安地意识到，庞家玉突然提出与他离婚，或许包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隐秘。他开始为家玉感到担忧，无法不去猜测她此刻为雨为云的行踪。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刻骨的思念。
有一天，他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银行卡里钱的数额突然多出来的部分，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八千，也不是八万，而是八十万。
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不祥的疑虑，顷刻间被迅速放大。
他决定直接去唐宁湾，打扰一下他的前妻，以及可能正与她同居一室的“那个人”。
2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里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她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徐景阳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旁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2月28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在外面待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个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