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那段时间，一个被称为“复演说”的理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初看，它似乎是一个异数，一个带偶然性的事件：因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周作人一直对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感兴趣，他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正是发端于欧洲的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蓬勃兴起的时间。如果没有这种巧合，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早期儿童文学的自觉过程，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这看似偶然、似属异数的现象后面，是否也包含了必然的、属于历史常量的内容？
最早使用“复演”一词的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美学家维柯（1668～1744）。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他受古埃及人的启发，将已逝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或三种类型。一种是野蛮时期，人在强大的自然力的压迫下处于某种恐惧状态，借助幻想将自然神话化，所以，野蛮时期也是一个神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英雄时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在神身上看到对自身的确认，于是将人提升到神的位置，或者赋予神某种人的品格，所以，英雄时期也是一个人性与神性融通合一的时期。接下去便是人的时期，这是一个现实的理性的时期。可是，由于贪婪、腐朽等等，人们的理性也常常被野蛮所消解，使人类又重新复归到原始的、野蛮的时代去。维柯的历史观主要是一种循环论，他所说的“复演”也主要是后来社会对历史上的野蛮社会的再现，而非儿童对原始人的复演，但由于他将儿童和原始人联系起来，认为原始人的智慧主要是一种隐喻的、在殊相中见出共相的诗性智慧，对原始的野蛮社会的复归就成了对思维与此相近的儿童的复归。维柯的《新科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正将个体童年看做是人类童年复演的是海克尔。海克尔（1834～1919）是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胚胎学方面的研究，并于1872年提出了“个体发育史是群体发育史的简单而迅速的重演”的著名理论。其中，胎儿在母腹中的发育重演了人类从动物进化到人的历史，婴儿到成人的发育又重演了人类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历史。这样，整个儿童时期恰好与人类历史上的野蛮时期相对应，儿童便是人类历史上的野蛮人。海克尔明确地提出了重演律，将此前人们，包括维柯，对儿童与原始人比拟性地放在一起理解的想象放在一个自然科学的基点上，为一个有些神秘、朦胧只出现于诗人头脑的想象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自然成了“复演说”最坚实的理论依据。影响之巨，连恩格斯这样的政治家、哲学家也在著作中作了肯定性地引用：“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蟊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
但海克尔毕竟是一位科学家，他主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论述个体对群体发育史的重演的，他主要涉及解剖学、生物发生学而非人类文化，他论述的侧重点也在胚胎发育史是动物到人的重演而非儿童期是人类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重演。但19世纪蓬勃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在受到重演律的启发、将重演律的理论运用到文化学领域的时候，却将重点转移到儿童期是对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重演的认识上。列维·布留尔主要从前逻辑思维的角度比较了儿童与史前人类的相似，马林诺夫斯基则偏重从生存状态的角度阐释儿童与史前人类的相同，而泰勒则从情感、认识能力的角度认为儿童和原始人都有某种自我中心的倾向，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于外物，出现“万物有灵”的现象。但对此论述最多，对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影响最大的还是英国的民俗学家安德鲁·朗。安德鲁·朗（1844～1912）不仅是研究原始文化、民俗文化的学者，写过《神话·文学·宗教》等理论著作，而且深入人迹罕至的尚未被现代文明濡染的山区，搜集民间故事、传说，将之与此前人们的搜集整理相综合、比照，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彩色童话集》。这些被称为原始文化遗留物的作品不仅将神话与现实文化联系起来，也在原始文化与今天儿童文学之间找到一个中介，完成原始文化与现实文化、特别是现实的儿童文化的联系和转化，为原始文化研究，为民间文化、儿童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开辟了新的、巨大空间。
文化人类学主要是在19世纪的欧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但不久便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思潮和研究方法风靡了世界。在东方，首先接触、接受、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迅速地现代化、西方化，不仅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方面现代化、西方化，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全面地现代化、西方化。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后期以前的日本也并无成形的民俗学理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将整个目光转向西方，而此时又是西方的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复演说甚嚣尘上的时期，自然引起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研究者的关注。坪内逍遥、岩谷小波、小川未明、柳田国男等，不仅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深入民间，对日本的民间故事，歌谣进行搜集、整理，或以此为基础进行新的创作，出现一个日本的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学迅速兴起并走向兴盛的时期。
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直接地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的民俗学、神话学和儿童文学。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孙毓修都与日本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很自然地关注日本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并将翻译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如周作人，他自幼热衷民俗学、民间文化，到日本后，很快接触、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回国后，不仅学习日本民俗学者深入民间搜集、整理民间童谣、故事，编写《越中儿歌》，还写了《古童话释义》《童话略论》等论文，理论基础便是麦克林冬的《小说的童年》、安德鲁·朗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复演说”、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清末民初，五四前期达到高潮。当时，一些讲述儿童文学的论著几乎都以它为立论的基础：
照进化论讲来，人类个体的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人类学上的事项来作说明。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
近来有许多人对于儿童文学很有怀疑，以为故事、童话中多荒谬怪异之言，于儿童无益有害……这都是过虑。人类儿童期的心理正是这样，他们所喜欢的正是这种怪诞之言……儿童心理与初民心理相类，所以我的这个杂志要特别多用各民族的神话与传说。
——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1921）
据我们所知道，个人心理发达的程序，和人类心理发达的程序一样，因此，儿童的心理，就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因此儿童都喜欢听些神怪荒诞的事情。
——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1921）
应该说，中国古代人并非一点没看到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但那时人们所说的“童心”主要是一个美学概念，并未给出生理、心理、文化上的依据，带有太明显的从成人出发的痕迹。“复演说”也没有对儿童进行正面的研究，但通过将儿童和原始人等同起来，将个体儿童看做是人类群体童年的复演，将当时人通过长期研究已经获得的关于原始人的许多心理的、思维的、文化的知识运用到儿童身上，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对童年、儿童，尤其是童年与成年和儿童与成人的区别进行一次认真的思考，第一次将人们对童年、儿童、儿童与成人有所区别的感悟放在一个近似自然科学的基点上，以近似自然科学的方式对儿童生理、心理、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个体童年是对群体童年的复演，儿童近似地等同原始人；现代人（主要是指现代社会的成人）不同于原始人，现代社会的成人自然也就不同于儿童。虽然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但还是明确地给出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和成人是两个不同的共同体这样的结论。伴随着这种认识，自然就有了对儿童“特点”一系列论述和把握。不管这一把握是否正确，但确将儿童作为一个群体从现代社会的人群中间离出来了。这同时也就间离了儿童的文学。童年与原始社会同序，儿童与原始人心理同准，这就是自然引申出，儿童文学即“原始人之文学”，与神话、传说同一性质，或者说只是神话、传说的另一别名（“童话”）而已。
不能完全否认在从晚清至五四这段时间，周作人等以“复演说”这种方式发明了儿童和儿童文学、使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所包含了偶然因素。如果不是安德鲁·朗等人的理论在那段时间广泛传播，如果不是柳田国男等在明治维新时期接受安德鲁·朗等人的理论并在日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如果当时不是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如果留学生中没有像周作人这样对民俗学、儿童学、儿童文学极其关心的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进程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但是，在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现象后面，其实包含了某些需进一步深思的问题。西方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时候，并没一个成形的复演说的理论，但他们最初的起步也是从搜集、整理民间儿童文学开始的，纽伯里创办太阳社，大量出版民间传统故事，少年儿童是主要的隐含读者。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能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说古人、乡野人的思维和儿童相近，说古代的民间童话、故事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因此，在印刷术兴起的时候，首先搜集、整理这些作品投放市场，并将少年儿童作为主要的接受群体，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难理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行动的时间。将复演说中所说的原始社会、原始人之文学当做一种现代人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其实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回忆显得如此逼真，但并非所有的记忆都如此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西方大量搜集民间儿童文学，出现儿童和儿童文学观念的时间是在16～18世纪，日本是在19世纪末，中国是在20世纪初，在这些表面看来非常不同、互不相干的时间下面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转变时期，人们最迫切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和以前的时间区别开来。区别的办法就是为此前的时间命名，创造出一个“他者”，归纳出“他者”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恰与自己无干，以此方式将以前的时间作为“他者”排斥出去，或将自己摘出来，总之是在自己与“他者”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按此逻辑，走向现代社会的人们要表示自己的现代人的身份，最经济也最切实的办法就是创造一个被称为原始人、原始社会的“他者”形象，将自己迫切要分离的那些特征放到这个“他者”身上，拉开自己与他们的距离。现代人是理性的，原始人自然就被指为非理性的；现代人的认识是客观的、科学的，原始人的认识就被指为主观的、万物有灵的；现代人是文明的，原始人就被指为野蛮的；现代人是都市的、见多识广的，原始人就被指为乡村的、未开化半开化的，如此等等。
走向现代的人们形塑出这样一种原始人、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形象，就要衬托自己现代人、现代文化的身份。“人类理解自我的方式就是要把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划出来，与先于自己的群体以及自己进化后脱离的群体相区别。确切地说，成人被理解为非自然非兽性非疯狂非神性——最重要的是，非孩子性。”16～18世纪的欧洲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出来，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思想上便是一个和传统社会相分离的时期；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和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一样，原也是一个幕府弄权、社会分裂的封建国家，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明治维新削弱幕府武士阶层的势力，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使日本迅速地成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化也经历一次痛苦的、凤凰涅槃般的蜕变。一方面是迫切地要将自己和历史区分开来，现出自己的现代性品格；另一方面，这种疏离又带来疏离的痛苦和与西方文化磨合中的刺痛，出现强烈的身份认同焦虑，是一种在痛苦中选择并充满选择的痛苦的时期。戊戌变法及变法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人，特别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感受到或经历着类似的痛苦：即经历着变革又感受到变革的艰难和痛苦，迫切需要有某种理论和方法将自己和传统区分开来，来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升华，脱离幼稚的童年期而“长大”，走入现代的民族之林。此时正在兴起的“复演说”、文化人类学恰好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因而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一个“复演说”，儿童等于原始人，儿童文学等于原始文学，在为原始人、原始文学命名的同时就是为儿童、儿童文学命名，在拉开现代人、现代文学与原始人、原始文学距离的时候也拉开了现代社会的成人、现代社会成人的文学与儿童、儿童文学的距离，在将原始人、原始文学确定为现代人、现代文学“他者”的时候，也将儿童、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有别于成人、成人文学的“在者”的形象确立起来，或者说“发明”出来了。
因为要通过“他者”来确认自身，或者说，走向现代化的人们“发明”一个原始人、原始社会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确认自身，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与其说在原始人、原始社会身上不如说在自己身上。在原始人/现代人、乡野人/都市人、儿童/成人等几组二元对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偏向后一方面的。这在儿童/成人一对矛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卫·帕金翰说：“在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中，童年在本质上被定义为一个排除性的问题。不管后浪漫主义是如何强调儿童的内在智慧与理解力，它主要是从儿童不是什么与儿童不能做什么的观点来定义他们。儿童不是成人，因此他们就不允许去接触那些被规定为成人的（‘他们的’）事物，以及那些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和控制的事物。”“复演说”发明了儿童，创造了一个儿童的世界，但是将儿童、将儿童世界放在“野蛮”、未开化的位置上，很大意义上又形成了对儿童、儿童文学的殖民。松恩曾说：“我们所设想的婴幼儿的天性，是跟成人看重的特性相对立的。我们看重独立，就认为孩子不独立，于是社会化的任务就是鼓励独立……成人根据儿童来定义自我，把自我当做‘他者’，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和自我定义的过程类似于男性定义女性，殖民者定义被殖民者。”通过这种定义，成人显示出自己在儿童/成人这对矛盾中毋庸置疑的支配权。在这一层面上，儿童文学甚至也可被视为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的手段。“儿童文学代表了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统治的努力；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成人希望中的样子，并为自己本身难以避免不符合成人模具的各个方面感到羞愧。这或许是专制规则的另一个（也是非常强大的）方面。”一些人曾将这种定义儿童的方式称为“一种新的镇压方式”。但是以“排除”的方式将儿童定义为成人的“他者”并不是说“童年”“儿童”在价值上全被视为负面的。这里存在一个观照角度的问题。当德里达说“男人称自己为男人唯一的方法就是划出界限排除他者”并将这个“他者”定性为“纯自然、动物性、原始状态、童年、疯狂、神性”时，人们主要是从理性、社会意识、现代性的角度着眼的。社会意识、科学意识崇尚理性、意志，排斥纯自然、动物性、原始状态、童年、疯狂、神性，这些内容成了贬抑、贬斥的对象，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价值便会很快发生变化。现代性有不同的含义。有社会现代性、科技现代性、社会体制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等，审美现代性与科技现代性、社会体制现代性不一定同步，甚至可以在价值取向上呈现相反。科学技术、社会体制的变化一般都是向前看的，越代表了前进的方向、前进的潮流，越应被肯定。审美现代性是现代人的审美体验、审美情绪、审美需求。人们在被紧张的现代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往往需要一种清新的、自然的、田园的东西与之相平衡，所以审美现代性很多时候是向后看的。都市的人们怀念田园，现代的人们怀念中世纪，成人怀念童年，深陷现实的人们怀念已逝的岁月。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框架”中，回忆中的原始社会、乡村、童年作为有价值的审美对象在现代社会被凸显出来了。佩里·诺德曼在引用前面德里达所说的一些人将“童年”和“纯自然”“动物性”，甚至“疯狂”并列的一段话后评论说：
乍一看，德里达列出的关于“他者”的所有特征均优于人性，因而与人性不一样。大自然比人类更自然，神比人类更高尚。德里达认为，承认原始和先在的优越性是一种危险的自我贬低行为，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作为后来者是纯真状态的一种退化。成人常把童年作为这种类型的“他者”，常见的说法是儿童更接近自然和神，儿童的无知是对纯真无邪的拯救等等，这其实是在掩饰成人对真实生活的深层怀疑——或者更重要的是一种怀旧，只是怀旧的对象其实从来不存在罢了。
这段话也适用20世纪初周作人等一代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者以“复演论”为基础建构童年、儿童、儿童文学的努力。他们真诚地以为自己发现了真正的童年，真诚地肯定野、蛮、怪、异、真、拙这些美学范畴，如叶圣陶在《小白船》《克宜的经历》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希望在孩子，希望在田野。读这些作品，就如库柏在《发明原始社会》中所说的：“图腾制构成理性主义的基础神话，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象征的惯用词。诗人们可以凭借它去追思一种自然的时代，那时人的精神和鸟兽同在，神话与诗性智慧也是普遍存在的，性欲本能不受禁制。这是人类学的伊甸园；与之相对，现代社会则是荒原。”事实证明，那只是一种建构，一种怀旧，“只是怀旧的对象其实从来不存在罢了。”
但一种在当时还被称为“童话”的“儿童文学”类型却从此出现了。虽然它只是一种建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塑的一种童年、一种儿童和儿童文学，且当时的人们形塑这样的童年、儿童和儿童文学并不是为儿童的，至少主要不是为儿童的。但所谓的儿童、儿童文学不正是由这样的形塑组成的吗？由于“复演说”的形塑，中国儿童文学不仅在20世纪初从理论上走向自觉，而且填补了从原始文学到现代儿童文学的巨大空白。从人类的童年时代到现代人的个体童年，儿童文学并非一无所有，相反，原始人、乡野人都是“儿童”，他们的文学某种意义上都是儿童文学。这和20世纪儿童文学自觉之后的形态虽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另一种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的史前史。他们对儿童文学的自觉，对自觉后儿童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这是一笔有深厚底蕴的文化遗产，儿童文学应该认真汲取。
（原载《阴山学刊》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