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来到宋夏边界上，审时度势，制定出了和与守的戍边方略。这个方略立足于守土保民，反对拓土开疆，即无意拓土，志在保民。在他守边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坚执这一方略不动摇，直至西夏赵元昊主动取消帝号，纳款投诚，宋夏又归于和好，达到了他为之奋斗的目的。有趣的是，在他去世后的二十二年，他的二儿子范纯仁以相同的衔位即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又在宋哲宗元佑初年，他的四儿子范纯粹接替其兄范纯仁的职务，任庆州知州，其衔位仍然是龙图阁直学士。不仅同衔、同官、同一地，而且所采用的守边方略也是一致的。正是：和守方略，父子相承。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被朝廷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庆州知州。在他赴庆州途中，路过京城，朝见神宗皇帝。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神宗曰：卿父在庆着威名，今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若开拓侵壤，愿别谋帅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顾不肯为朕悉心尔！遂行。”（《宋史·范纯仁传》）
从朝对中看出，范纯仁不愿意为神宗皇帝拓土开疆，而只愿按照先父在世制定的和、守之策，修缮城垒，保境安民。所以他一到庆州，发现庆州正闹饥荒，先斩后奏，立即打开常平仓，救济百姓，因此而获罪，调离庆州。他的爱民思想与其父如出一辙，元丰末年，范纯仁第二次知庆州。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十月，第二次知庆州的范纯仁从庆州召回，代替他职务的是他的弟弟、范仲淹的第四子范纯粹。范纯仁担心其弟范纯粹有立功于西夏之心，因此致书曰：“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外邦较胜负，非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不唯不足胜，虽胜亦非也。”就是说，与西夏争胜斗强，不是不能胜利，而是胜利了也不是好事。因为战争只能造成两败俱伤，羌汉人民都要遭殃，这是其父范仲淹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实际上范纯仁的顾虑是多余的，其弟也是一位爱民如子、坚执和守之策的边帅。范纯粹一到庆州任上，正遇上宋朝廷与西夏谈判划分疆界的事，就上书朝廷，建议放弃在神宗时出兵攻夺的西夏疆域。他说：“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羲合、浮图；环庆之安疆，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所言皆略施行。”这就是说，朝廷听从了范纯粹的建言，将有关在宋神宗时期用武力夺来的、深入在西夏境内的城寨归还给了西夏，满足了他们的心愿，赢得边界的暂时安宁。
范纯粹这种息事边界、讲求和解的思想是一贯的。就在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派五路兵将讨伐西夏，因各将帅之间行动不协调致使讨伐失败后，宋神宗心犹不甘，又想举兵。时任陕西转运判官的范纯粹不顾官卑言微，大胆上书说：“关陕事力单，竭公私大困。若复加骚动，根本可忧。异时，言者必职臣是咎。臣宁受尽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贻后悔。”由于他的言辞实在、恳切，打动了宋神宗，采纳了他的建言，而且将他提升为陕西转运副使。（以上见《宋史·范纯粹传》）范纯粹到了庆州后，“于时朝廷方宽征役，民复田亩，岁屡登，虏刍牧相望，公戒边吏，姑谨备，得谍者，劳遣之，使语其酋曰：尔无犯我，我不侵尔毫发。虏不敢动。民既不见公有所为，而寇人稀，愈益安。公政成而无事矣。”（《庆阳县志·庆州新修帅府记》）安于现状，不挑事端，保境安民，无为而治，这就是范纯粹知庆州时的作为，说明他忠实地继承了父与兄的和守之策。
对于范仲淹父子的戍边行为，在《庆阳县志》中，有一篇由宋宣德郎、秘书省正字、钜野晁补之于元佑三年（1088年）九月二十三日写的《庆州新修帅府记》，对范仲淹父子三人守庆州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他说：“尝论公之父子兄弟，其谟谋才业，固足以相望于前后矣。而其一时措置，务以便事，岂能必同？而庆人皆安之，何哉？窃以谓文正公当康定初，元昊叛扰边，中国应敌无宁岁，既城大顺、葫芦，而役使其大族明珠、灭臧等，储蓄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遂欲弱贼，更有远略之意。丞相当熙宁、元丰中，洮岷用师诸边，屡深入斥地矣。重虚内事外，则力不堪，故丞相务镇静，意不在远略。上既专以德怀四夷，为长久虑，如前诏书约束，顾边备不可撤，得帅如龙图公。平居第劝课抚循，举其废事，和辑其内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战，故敌至亦不敢侮。樽俎谈笑，宾醉而乐撤。人或不见其所遣，已而成功如此，然后可以待机会制仓猝。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虽各因时有缓急，不能无异，而庆人享其利其同，其皆安之，岂不以此哉！”这就是说，范仲淹父子三人，四知庆州，虽然都贯彻了和守的方略，因当时所处的时代与形势的不同，其做法略有差异，但他们都为庆州人民赢得了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