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州在范仲淹一年半时间的经营下，边防得到巩固。这时，宋仁宗在宋军于定川寨一战失败后，有意让范仲淹与文彦博对调，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镇守泾州，就派宦官王怀德前往庆州征求范仲淹意见。范仲淹听后，提出他与韩琦共同驻守泾州的意见。他说：“泾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独当，愿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一则夷夏相当，事不极易；二则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可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以率泾原之师以相应援；三则通修环州、镇戎诸寨，藉上两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则臣与韩琦日夜建议选练兵士，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在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辨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随后，范韩二公共同驻守泾州。
范仲淹提出他与韩琦同守泾州的四条理由似乎将事情讲清了，不再需要补充了，其实不然，据我研究，还有其它几个原因，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首先一点，范仲淹讲的这四条理由是从边关将帅人事安定、团结一致、加强练兵、交叉兼职、互相应援等方面讲的，对形势、地理、人事等方面不是未曾提及，便是略提一句，没有较详细地说明。而这几方面也是促成范韩携手共守泾州的重要原因。
范仲淹说：“泾原地重。”这句话是范仲淹将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同泾原路相比较而言的，同时也反应出鄜延路，环庆路经过他的经营，已基本巩固，唯泾原路的防御态势还未全面形成。泾原路的首府泾州即今甘肃省的泾川县，在泾河河川的中段，而泾河川川宽地平，直通长安城，其间无险可守。如果西夏军马越过六盘山攻取渭州后就可直抵泾州。泾州一旦失守，西夏军马就可畅通无阻，南下长安，危害关中广大富庶之地。正如安抚使王尧臣奏言：“至陕西，见鄜延、环庆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唯泾原则不然，自汉、唐以来，为戎马之冲。汉武时匈奴入寇，烧回中宫（在泾川），唐则吐蕃、回纥再至渭水便桥，皆由此路。盖自镇戎军至渭州，沿大川直抵泾、郇以来，略无险阻，虽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扞防，如郭子仪、浑瑊，常宿重兵守之。今贼昊尽有匈奴、吐蕃故地，自叛命数年，凡由此三入寇。”（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这三次入寇。其中有两次，即宋夏军马在三川口与定川寨相对垒，宋军都以失败而告终。说明西夏赵元昊也看准了泾川一路的畅通便捷，拟于此进攻，这就给宋朝廷出了道防守的难题，不得不加以重视。因此，宋仁宗想到了选派良帅范仲淹去镇守的人事安排，而范仲淹考虑得更为周到，提出与另一名良帅韩琦共同防御的建议。
其次，泾原路经过不到两年时间，遭逢三川口与定川寨的两次失败，能征惯战的将士大部分战死在了战场上，泾州成为一座空城，虽然以后朝廷为其增补了兵将，但大多数是未经训练、未经征战的新兵，还不能上阵应敌，需要有经验的将帅加以训练。既要防敌，又要训练将士，一人难担两大重任，就需要另一将帅分担重任。范仲淹在庆州时，面临的是西夏军队从两条川入侵庆州的情况，多次上奏朝廷，要求调任种世衡为环州知州，阻挡西夏从庆州西北部的入侵，而自己可以专心致志地经营庆州东北方面的防御。这次他调任泾州，旧调重弹，又想到调韩琦与他共同担负防守泾州重任的主张。
再次，韩琦是边上又一位着名将帅。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一韩，就是韩琦。他比范仲淹年轻，身上有一股敢说敢干又勇于承担责任的虎气。三川口的战斗，就是他主张进兵的。在战败后，又主动承担了战败的责任。而且韩琦这个人性直，为人忠厚，在他任枢密副使时，”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帝陈其实，同列尤不悦，帝独识之，日韩琦性直“（《续资治同鉴》）他还两次向仁宗皇帝直陈己见，救援了遭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一伙守旧派诬陷打击的一批年轻正直的官员。与这样的人共事，必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干成大事。韩琦虽然主攻，范仲淹主守，二人主张不一。但韩对范非常敬重。而且韩琦敢说敢干，范仲淹谨慎、“务持重”，二者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是最佳的配合搭挡。
范韩共同防守泾州重地，将范仲淹的四条理由再加上面的三条理由，不是更全面、更符合实情？也应了王尧臣之言：“今朝廷置帅府于泾州，为控扼关、陕之会，诚合事机。”（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