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农村劳动期间，我们宁阳点上发生了一件令我无法忘却的大事。时值隆冬季节，鲁西南穷乡僻壤的上空，寒风呼啸，天寒地冻，连庄稼地里的杂草都隐没了踪迹，阵阵寒风卷起的沙土扑在人们身上，使人们本已冻得青灰的脸更增了几分凄凉。就在这天寒地冻的酷冬季节，山东农学院的陈院长也下放到宁阳来了，但他来了一个多月就病倒了。他得的是腰痛病，一连几个晚上，痛得实在难忍，致使他难以顾及院长的身份，痛得无可忍耐地喊叫起来了。与他睡在同一屋子的同学因他的痛喊而揪心，夜不能寐，爬起来问长问短，却一筹莫展，凄凄地只在那里叹气。就这样，他还是硬撑着，等待好转。其实好转是不可能的，陈院长的病因风寒而得。那时住在农村的土房里，屋子里没有烤火条件，晚上睡觉时，就是关严了门，门缝儿老宽，寒风可以穿进门缝直扑人们的被窝。与他同住的有六七位男同学。同学们年轻，晚上也冻得发抖，但可以一个被窝挨着一个被窝地挤在地铺上彼此取暖。他孤单一人，就是把穿的棉衣全都压在被窝上，也抵挡不住隆冬深夜的寒冷。他虽是高干，也与我们吃一样的饭，但不能像我们一样连连大碗喝粥，四十开外的年纪了，晚上肚子里空空的，怎经得起寒冷的侵袭？
我没有与陈院长睡在一个屋子里，听同学们说了这事，心里十分难过。这种难过超乎一般的同情，更出于我对他的特别尊敬，这种尊敬是由一件事开始的。
人们一提起1958年的“大跃进”，往往只想到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什么的，却常常忽视这“大跃进”是十分全面、涉及所有领域的。其中有一项“大跃进”就是大学生编大学教材。这股敢想敢干的跃进之风在春天里刮进我们学校，也刮到我们班上。我是团支部宣教委员，班上的笔杆子，自然被推到前面去。班上成立了教材编写小组，我是头。我想，我们是低年级学生，专业课还没有学，却要去编专业课的教材，脑里空空，两眼摸黑，怎么编啊？我们反复商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找老师，从老师那里搜集资料，然后编写。那时我们对老师是十分尊敬的，社会也没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把老师当成臭权威来批判的时代。我们要编的第一本教材是农学专业最主要的专业课《作物栽培学》。于是我们拜访了好几位教这门课的老师，拿到了不少资料。陈院长虽然不教这门课程，但是全国著名的烟草专家，烟草在山东省又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因此也决定去找陈院长。
那天，我们五六个同学敲门进到他的办公室，他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们，问清了我们的来意之后，笑着对我们说：“编大学教材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有两种类型的人可以从事编写。一种是一边教书一边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富有成果的中、老年教师，他们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科研实践经验。由他们编写出的教材，既有理论水平，又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材的实用价值很高。还有一种类型的教师，虽然没有从事多少科学研究，但在本领域教学多年，富有教学经验，熟悉本学科各种版本教材的长处和不足，能以自己较强的组织才能、写作技巧和逻辑推理的功夫，博采众家之长，推陈出新，编写出具有独创体系和深刻内容的教材。你们刚进大学门不久，青年人对新事物敏感，好学向上，这是可贵的，但摆在你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学好各门功课，将来你们工作之后，也会有条件编写大学教材的。”陈院长侃侃而谈，不时环顾我们的眼神是那样亲切，他和蔼慈祥的教诲使我们眼前一下子亮起来了。他与我们一一握手，没有一丝不屑的神情，满怀期望地把我们送出办公室门口。当我们离开他时，对他的尊敬油然而生，编大学教材的事也就搁下了。
陈院长的病，和由他的病而使我想起这一年春天才发生的上述事情，我惶惑不解：把陈院长下放到农村来干什么？要说为了劳动，陈院长这样的大专家，大知识分子，他的劳动应是提升科学技术，不是拿镢头刨土；要说为了结合专业调查研究，这宁阳县不是烟草产地，我们下放的村里没种一棵烟草。只能说1958年是疯狂的年月，狂风可以无情地把人卷到他并不想去的地方。陈院长病得不得不回学校，并住进了医院，据说几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病治好。
陈院长躺在医院里治病的几个月里，正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春季，如果他不离开这里，将是对他身体更为严重的摧残。农民们家里没有了粮食，张着口向生产队要，像忠宝哥这样好心肠的生产队队长，只能干着急，没有一点办法。大多同学吃的饭比冬天时更稀了。当然我仍然是幸运的，每天仍有“呱嗒”可吃，只是比冬天时的小了些。尽管吃得越来越差，但我们干活的劲头没有减弱。春天，农民照例要往地里运粪，准备播种庄稼。送粪时用的是和胶东一样的木制独轮车。但前面拉车的不是毛驴，而是两位同学。我的身体在班里属中等偏下，熬到这灾难深重的1959年春天，也已瘦骨嶙峋。但在潜意识里，我认为自己比别的同学吃得好，每天能多吃一两个“呱嗒”，我应该多出力，所以我总是抢先担当掌车的任务。实在太累时，才由别的同学替换一下。我能够掌握推独轮车这种费体力的高技术活，说明我已达到真正的农民水平。达此水平，农村里再没有什么农活可以难倒我了。
日子再苦再长也有尽头，我们与农民的共同劳动，迎来了即将收获的果实。初夏6月，金色的麦浪无边无际。我们站在田头，抬眼远眺，神思和麦浪一样的荡漾，高兴得让我们灰土般瘦黄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润，喜悦的心情像麦穗一样金光灿烂。啊！真没白费力气啊，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正当我们望着麦浪兴叹的时候，传来学校让我们回校上课的命令。上课？一年多来我们对于上课记忆生疏，近乎忘却了，可我们毕竟是大学生啊，应该回校学习科学知识，但对这撒下劳动汗水的地方却十分留恋。留恋这虽曾荒秃，现在却一片丰收景象的大地，留恋这里勤劳朴实的农民，留恋与我们朝夕相处、亲如家人的房东大娘、大爷和大哥大嫂，留恋这里的年轻朋友，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当村里人得知我们要走时，留恋我们的情怀同样凝重。他们难分难舍的心情凝聚成一种愿望：要让我们亲口尝一尝自己的劳动果实。我的房东——一队之长忠宝哥果断决定赶打第一场小麦，先分给每家几十斤。那时农村，磨小麦面粉用的是石头磨。这下子村里的几架石头磨可派上用场了，一家接着一家，都磨出了雪白的面粉。
鲁西南吃的白面饼很特别，面粉不经发酵，只把和好的面团擀成很薄的饼，薄到一斤面粉可以擀出16张盆口大的饼，这样薄的饼在平底饼锅上一反一正，很快就烙好了。我的房东大嫂忙活了一早上，烙好了厚厚的一摞饼，还不知从哪里买了点猪肉，做了一道猪肉烩菜。这是我们下乡8个月来第一次吃白面，也是第一次吃肉。我嚼着香气浓郁的白面饼，间或吃一块带皮的肥肉，仿佛是第一次享受人间的美食。这次可真真实实地吃了一顿饱饭。一张饼还没有吃完，房东大嫂就塞给我下一张，还不时地给我夹一块肉。这肉真香，当你嚼着它，油滑的浓汁从牙缝里溅出来时，浓郁了整个口腔，仿佛也溅到了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末梢。肉虽不多，可鲁迅不是说“物以稀为贵”吗？是啊，贵就贵在只有这几块！这是8个月来最好的一顿饭，也是8个月来在宁阳吃的最后一顿饭。吃完了饭，我们就要把行李扔上大卡车返回学校了。农村里有句俗话说：“老母猪记得百年的糠，啪嗒啪嗒嘴还香。”我至今还记得在宁阳的这一顿饭，“啪嗒啪嗒嘴还香”。
当我们吃完了饭，向村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上集中时，村里各家各户的乡亲们都来到了街上。大娘和大嫂拉着同学们的手依依不舍，小伙子和男同学互留联系地址，姑娘们紧紧拉着女同学的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房东大嫂“大兄弟”“大妹子”喊个不停，叮嘱我们回去后要马上来信。我们大多同学已经爬上了大卡车，我去催促最后的几位同学时，他们正与房东大嫂难舍难离地抹着眼泪。我们与农民一起8个月的劳动，让大地喜获丰收，更让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感情。我们就要带着这丰硕的收获上路了。当汽车马达爆出了无情的轰鸣，当汽车扬起的尘土飘然洒向送别我们的乡亲时，在我们的身后，没有像现今社会那种锣鼓喧天的虚套子，更没有让人觉得俗气的那种挥舞彩旗或鲜花的华而不实，只有站在路两旁的乡亲们的凄凄惨惨的脸，只有他们悲伤的眼神和有气无力的招手。
几年之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多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管你心里多么地热爱祖国，为国效忠，你总是不可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可是，我在念大学期间下放劳动的这8个月算什么呢？且不说我当时还不够知识分子的衔，而从思想感情上，我们与贫下中农之间也没有距离，本就是一脉相连的，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只能彼此怜悯，相互学习，不存在谁教育谁的事。我那些城里来的同学，也都来自平民之家，谁也没有认为自己高出农民一等。我们从农民乡亲那里收获的那份感情，不是接受他们再教育的结果，而是与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