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尝“大跃进”的苦果
宁阳下放回校之后，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等我们把心从宁阳的农村收回来时，也就放暑假了。让人有一丝高兴的是“大跃进”年代也没有取消我们的暑假，这又是念大学期间最后一个暑假。但正是这个暑假，连同在这之前的那个寒假，使我脚踏实地地走进了当时的社会，对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预感到“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将无可挽回地降落到我家每一个人的头上，降落到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头上，降落到全国人民头上。
其实，在宁阳劳动中间的那个寒假，我在胶东老家已预感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所带来的灾难的深重影响。这个寒假，在家住了不到20天，家中亲人和村中农民度日如年的艰辛，针扎般地刺痛着我的心。
胶东半岛形似一个骆驼的头，向东伸入黄海与渤海之间。胶东历来是山东的“头”，经济发达，什么事在山东省都是带头的，1958年的“大跃进”也不例外。这里的人民公社办得早，公社食堂办得也早。“山高皇帝远”的鲁西南宁阳县边远农村的公社食堂已经悄悄解散了，而胶东的公社食堂仍然瘟神般地吞噬着受苦受难农民已经干枯了的躯体。我回到家，父母和三位哥哥几家子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其实这公社食堂并无“食堂”可供人们冠冕堂皇地坐在那里吃饭，都是各户把饭领回家中吃。父母为了让我回家之后能吃上一口家中自己做的饭，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凑西借，积攒了几斤玉米面。我回家的第一顿饭，母亲做了几个玉米面饼子让我吃，父亲和母亲要吃刚从食堂里领来的地瓜干，我对父母说，我吃地瓜干，你们吃饼子吧。但父母怎么也不肯，非让我吃饼子不可。他们从自己嘴边省了几个月的东西，怎么能忍心再回到自己嘴里呢？再说，儿子半年多没有见了，回家来怎么也得让儿子吃顿可口的饭啊！这几个玉米面饼子的来之不易还有深层原因：它们是趁邻居不易察觉时悄悄做出来的。因为那时家家都不做饭，如果发现哪家有炊烟冒出，干部们会想，他家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是偷来的还是挖了社会的墙角？可是，让父母吃地瓜干，我拿起饼子，又怎能张开口呢？更何况，我看着父母比半年前更加瘦削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什么饭都难以下咽了。
我还是拿起了地瓜干，说来也怪，一个个都是胶东方言所说的“拨拉盖”。胶东收获的地瓜先要擦成地瓜片，晒成地瓜干，第一刀擦下来的三面都是皮，只有一面是肉，这块地瓜晒的干就叫“拨拉盖”，它比擦在中间的地瓜干皮多而肉少，吃起来味道也不好。我问母亲，你到食堂领的地瓜干为什么都是这一个样的？这一问不打紧，母亲的泪水潸然而下。
原来是这样的，大办食堂之后，公社的干部在哪里吃饭谁也不知道；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都在食堂吃饭。他们在食堂的隔壁房间，吃的什么谁也看不见。与我家一个食堂吃饭的有大队书记、大队长、干事们，一大帮人，还有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等又是一大帮子，再加上食堂里做饭的、帮忙的，算起来真是一大群，他们不只是吃得好，还能吃得饱。轮到普通百姓，不只是饭食差，还是分等级的：贫、雇农吃的是一等饭；我家是中农，吃二等饭，所以我们吃不上又大又好的地瓜干，只能吃“拨拉盖”；三等饭是供地主富农们吃的，他们吃什么，我母亲没心去管。我们这二等饭也不能吃饱，用我母亲的话说：“人家就给这么点。”这句话的意义很明确：我家的命运，我们的生死全掌握在人家手里！
从食堂里领的“拨拉盖”连半饱也吃不上。怎么办呢？农民总想填个饱肚子。天无绝人之路，办法还是有的：吃糠咽菜。胶东是丘陵地区，适合种地瓜、花生。地瓜蔓、地瓜叶过去是用来碾碎喂猪的；花生蔓和叶过去是铡细喂大牲畜的。现在公社化了，家中的猪和大牲畜都“化”走了。公社把花生果和地瓜干收走，但扔下了地瓜蔓和花生蔓，没成想它们成了当时的“救命草”。地瓜叶本来就是好东西，过去灾年时我家吃过。现在地瓜叶和蔓成了一等的好东西，把它们在石碾子上碾碎过筛，做成菜团子，是仅次于地瓜干的美食。用碾细的花生蔓和叶做成的菜团子味道就差多了。
地瓜和花生的蔓、叶从地里收回来，会带有许多泥沙，为了把它们洗干净，家家都端着大瓦盆和箩筐来到井台旁。从井台上洗下来的水，像一条小溪，流过胡同，转向大街。这流水是黑色的，积在街上的凹坑里久了，发出阵阵渍泥臭气。春节前的隆冬天气里，飘飘洒洒地降了一场大雪，但厚厚的积雪既没有掩盖住这涓涓的“小溪”，也没有掩埋住它冒出的臭气，只空添了悲怆的景象和彻骨的寒意。也只偶尔有人出来家门，看看井台上是否人少了，以便可以插进来洗。我和父母，我的哥嫂和侄儿们，以及大多数的农民们都瑟缩在各自家里的土炕上，没有火炉，没有热气，没有话语，没有希望；只有水喝，只有叹气，只有饥肠辘辘，只有彼此挨在一起的一丝暖意。
春节是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小孩子们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可现在，他们像是嗷嗷待哺的小鸟，委靡地偎依在父母的怀里。往年大年三十晚上的热闹景象不见了，没有了鞭炮轰鸣，没有了小孩子们提着红灯笼串门的欢笑，没有了大红蜡烛和新的大红对联。我家房门上斑驳褪红的旧对联上，依稀可见“爆竹声中辞旧岁，欢天喜地迎新年”的字样；土炕对面的墙上，破旧的去年的“抬头见喜”帖子，展示着它的垂危和奄奄一息。唉，本来是越来越好的年景，现在却糟得不能再糟了。偶尔，远处传来了鞭炮声，这大概是村干部们家燃放的，这鞭炮声没有为我们这些普通农民增添欢乐，反而更增了几许凄惨。我的一个小侄子问我二嫂：“咱家为什么没有鞭炮啊？”我二嫂无奈地说：“咱家不是干部。”
过新年祭祖是胶东地区的传统。在往年，年三十傍黑把先祖们从祖坟上“请”回家，家谱之下的桌案上供着猪头、公鸡、插着大红枣的饽饽、各样水果等。桌案正中，是香烟缭绕的香炉，它的两侧，是家中最大的一对红蜡烛。当把热气腾腾的饺子从锅里舀到碗里，由家中男人们摆到供桌上，再祭酒跪拜时，心中默念着：愿先祖在天有灵，保佑我一家平安。但是在今年，虽然也把先祖们从祖坟上“请”回来，可供案上能摆什么呢？摆地瓜干？摆菜团子？无奈之下，我大哥在本应该盛着饺子的碗里盛了两碗菜汤，当他用颤抖着的双手把它们端上供桌的时候，百感交集。在他看来，人生的悲酸和苦难，统统盛在这两个碗里了。他俯首投地，不肯起来，哽咽断续地央告：“爷爷奶奶，太爷太奶，不是孙儿不孝，家中实在是没有啊！”
普通百姓家过年与村干部家过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天地。《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腊月躲债，年三十雪夜归来时还有两斤面和两尺红头绳，我们家比他好的只是不用躲债，悲惨却是同样的。
过了正月初三，再难过的年关总也过来了。我这个寒假只有辛酸。为父母和家人的苦难而辛酸，为全家无法逃脱的遭遇而辛酸，为村里乡亲们的失却希望而辛酸。除此还有什么呢？还是我大哥最为明理，他似乎是命令式的：“四弟，你走吧！早早回学校去！”显然，这是出于对我的保护，出于他对这个家庭的希望。如果我回到学校，至少有饭可以吃，住的也暖和些；更可离开在家的凄惨，在家的眼泪，在家的心酸。我强扭不过大哥，又住了几天，还是提前回学校了。
我回到学校，学校里并没有几个学生。学校按过年的惯例，总让留校不能回家的学生吃得好些。这时人也少，可以吃饱。但对家乡亲人的那份情感，是怎么也割舍不开的。我孤身一人去图书馆，或呆在宿舍里，翻开日记本，把家乡凄惨的景象，把对亲人的牵挂，把自己的心酸，把这个假期所见到和想到的一切，都写了进去。
寒假后，当我带着这个日记本回到宁阳时，这日记本并没有隐秘的地方可以收藏，只有压在相连地铺的枕头底下。有一天，这日记本被我的一个好朋友发现并看了。他是党员，他把我叫到无人的地方，严肃地说：“看你写了些什么！写得那么详细具体，让人家看见了，还不把你打成右派，赶快把它烧了！”
我到哪里去烧这个日记本呢？如果让人看到了，不是有销赃的嫌疑吗？被捉住了那还了得！我思考了整整两天，这日记本是我的心爱之物，从我上大学开始写日记，里面写着我经历的事情，自己的成长和不足，自己的忧乐，自己的希望，等等。如付之一炬，如同烧毁了我的心。我最后想了个办法：只把最近记的家乡的事一页页地用小刀裁下来，分成几次，上厕所时偷偷撕成小片，丢到茅坑里。所幸没有人发现，我至今还感激我这位同学，他没有检举揭发我，还提醒我，这种真挚的友谊比金子都可贵。
我把这个日记本包在一件衣服里，外面用包袱皮裹着，紧紧地压在枕头下面的褥子底下，并中断了记日记的事，所以再没有人发现它。从宁阳回学校后，我也再没敢写日记，直到暑假回家。我躲过了日记本可能带来的劫难，但家中父老乡亲的灾难却比我寒假回家时更为深重了。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如果说我寒假回家时在公社的食堂里还能领到地瓜干，偶尔有玉米面饼，自家再补充地瓜蔓或花生蔓做的菜团子，这还都可以称得上是“饭”，但到放暑假回家时，这样的饭也没有了。公社食堂给各家的地瓜干数量减少了，地瓜蔓、花生蔓等也吃完了，再吃什么呢？
1959年，是我国被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也是我的乡亲们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春节之后，缺衣少粮，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的父母、村里的乡亲们在死亡线上顽强地挣扎。说来真要感谢上苍，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俗话说，再严寒的冬天，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春天来了，阳光普照，大地可生万物！大自然垂怜于她的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的子民，在寒风料峭的早春二月，就把无数种野菜、姿态各异的树叶富有诱惑力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人们开始吃的是春天最早出土的荠菜、苦苦菜、野艾和灰菜等；接着再吃蒲公英、野苋菜、扫帚苗、刺儿等等，这些都是灾年里农民常吃的野菜。可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年月里，人多野菜少，这些野菜也是刚刚崭露出来就被挖走了。野菜不够吃，再吃什么呢？
目标转向了树叶。树叶中最好吃的当属榆叶、榆钱，就是在丰收年月，农民也总在春天将一串串的榆钱和嫩嫩的榆叶拌上面粉蒸着吃，这也是小孩子最爱吃的。其次，嫩的柳树叶也是很好吃的。在正常年景我家也曾摘一些蒸后尝鲜。胶东是丘陵地区，榆树柳树不多，幸好我们村在小沽河畔，有较多的喜水的柳树。但毕竟人比树多，这两种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在胶东，生长最多的是槐树，有中国槐和洋槐（又叫刺槐）两种。槐树枝叶繁茂，再生力强，很快成为人们取食的主要目标。谁都知道槐花可食，而且是很好吃的。但槐叶就不同了，它虽可用来充饥，但食后使人脸肿。我的哥嫂们把公社食堂领来的不多的地瓜干孝敬了父母，自己则以槐树叶为主食。哥嫂们各个脸庞红肿发亮，当他们拖着虚弱的身子、挺着肿胖的红脸下地干活时，看到别的农民也是一样，大家只有彼此欷歔和怜悯，别无一点办法。
在那个年月，树也与人一样悲惨。当树的叶子大多被剥光之后，也就没有了生气，失去了原先的婀娜多姿。她的枝干虽仍苍劲挺拔，但却枯死般地缠满了艰辛岁月的皱纹，风吹也不动，静静地在那里伸展着一个悲怆的造型，谁都不认为从这样的枝干上还会再出现鲜活的生命。
在那个年月，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六大营养成分（蛋白质、淀粉、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中，只有水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老子曰：“上善若水。”是的，水不仅可以饮用，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洗涤。胶东雨水丰沛，地下水位高，井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前面说了入秋之后直至春节期间，井台上的忙碌和从井台上流下的“溪水”。这次回家，依然是这样，只不过由洗地瓜叶、地瓜蔓等改为洗野菜和树叶。发源于井台上的“小溪”似乎成了长流水，依旧流过胡同，转向大街；依旧发出阵阵的渍泥臭气，只是在这七八月份的大热天里，这弥漫的臭气更瘟神般令人讨厌。
胶东麦收的时间要比我下放的宁阳县晚约20天。到我放暑假回家时，麦子收完了，麦茬地已种上了秋大豆和秋玉米。我问大哥：麦子已经收割并打了场，怎么从公社食堂连个黑面馒头也领不回来？这一问，勾起了大哥的一阵心酸，这也正是众多农民乡亲的心病。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1958年本不是灾年，但忙了“大跃进”，耽误了地里的庄稼，丰产不丰收，令农民们痛心不已。所以他们在秋天精心地种好小麦，希望来年能有个好收成。何况，我村离县城远，省、地、县三级“样板田”和“卫星田”都不曾设在我村，农民还能按常规种地。入冬前，茁壮的麦苗绿遍大地，农民们尽管肚子空落落地饿着，但喜人的麦苗给予他们希望，只盼明年初夏的好收成，到那时能够吃顿饱饭。这冬天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能熬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