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到边疆——是志愿，更是命运
我回到山东农学院，进了农业部教师进修班。这个进修班专修“作物栽培学”，就是说，我们将来都将去边疆的农业院校当“作物栽培学”的教师。这个班共12人，系里宣布作物栽培教研室的一位老师任班主任，我当班长，就我一个班干部。
我们这12人都是由各班挑选出来的学习好的，家庭出身都较好，只我女朋友例外。我们原来就相互熟悉，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这个小集体十分融洽。我们七个男同学和五个女同学各集中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居住，但吃饭换到教师食堂，这使我们立刻感到生活上有显著改善。教师食堂的主食比学生食堂的花样多，例如，在学生食堂只能吃地瓜面的窝窝头，在这里又有地瓜面面条、玉米面窝窝头、玉米面发糕等等。更重要的这里还有各种“瓜菜代”食品，例如，把各种菜叶煮到一起，稠稠的一碗，花钱不多，吃起来解馋，又容易觉得饱。那时教师食堂里也没有肉吃，但偶尔可吃到“人造肉”，实际上它是由大豆榨过油之后的豆粕加工制成的，在一碗菜里能有几块“人造肉”，当时确属高级享受了。另外，到了教师食堂之后，与青年教师接触多了，也长了不少见识。听他们说，在当时的中国，中央还有一个“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周总理。我们听了这话，顿觉暖流涌遍全身。中央政府、周总理对人民群众是何等关心体贴呵。粮食不够吃，但总想办法让人民减轻饥饿，延续生命，挽救生命。
说吃饭是为了延续和挽救生命，现在的人们定会认为这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其实，现在的饱汉岂知当年的饿汉饥？况且，这“饥”并非现在人们饭前正常的饥，而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饥，这饥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我是年轻人，学校的生活又比农村好得多，当时自信绝不会被饿死。但年迈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说不上哪一天，说不上哪阵风，他的生命就会被泯灭。而从1960年9月份起，他也有了一线希望，因为从这个月起，我有了工资。对他来说，我的工资犹如甘露，犹如幽暗生命路上的火光。我的工资是每月42元，这比当时大学毕业生见习期内的工资还低10元，但我当时已感到十分满足。
每月一领到薪资，第一件事是到邮局给父亲寄20元。我父亲有了这钱，每天花一元钱买一个不到2两重的白面“火烧”。这虽是高价，但农村里还算是便宜。这样，他一个月能维持20天，剩下的10天，还是靠哥嫂们嘴边的节省。在那个年代里，我父亲能延续高寿，我寄的钱也顶了点用。我每月剩下的22元钱，比念大学时每月多了4元（念大学的助学金包括每月伙食费15元，零用钱3元）。当然，这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不敢有非分之想，零食和水果之类从不问津。我念大学的4年加上进修这一年，只在1957年春天到学校农场吃过小陆子买的那两个桃子。念书时的15元伙食费不能自由支配，现在我可以从这22元中自由支配，挖掘潜力。除了从中节省出添置必要衣服，购买邮票和文具纸张的钱，以及放假回家的路费，等等，还为父亲买了宁夏特产的羊皮袄和一块擀得又厚又实的羊毛毡（可作垫被用，冬天暖和，夏天隔潮）。
我感到最为满足的是能接济父亲。那时全国的农民几乎都在挨饿。1960年应属“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当城里的人们总是埋怨每月21斤或24斤定量不够吃的时候，可曾想到广大农村的农民一点定量也没有！力单势薄的我没有能力拯救遍及全国的千千万万在与饥饿殊死搏斗中朝不保夕的农民，能拯救其中的一个也得使尽我全部的力量。这一个，当然只能是我的父亲。我因为能孝敬父亲并在关键时刻出上一把力而感到欣慰。在为父亲增添了生的希望的同时，我也感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面对未来，我内心里闪烁着光亮。我想过了这一年，我的工资每月会多10元，我对父亲会有更多的帮助。我憧憬着美好光景，感到浑身有力量，有足够的精力投入进修学习的紧张生活。
进修班有个小教室，由学生时期的两人一张课桌改为一人一张。这个小教室就是我们12人白天晚上聚集在一起的温馨天地。我们的生活很规律，上午上课或做实验，下午复习阅读。每晚上自习前，我们几个男同学常常在教室门前的台阶上拾级而坐，拉起二胡。因为在上学期毕业离校时我们从各班收集到五六把人们不想带走的二胡，这成为我们的公有财产。有时我们拉着，几位女同学唱着，有一位女同学还偶尔吹笛子伴奏。我们把这项最让我们开心的活动叫做“奏乐”。晚饭后信步来到教室门前，只要一位同学说“奏乐”，我们大家就像接到命令似的立即演奏起来。我们奏得算不上高雅，但却十分谐美，我们的心情只在此时才进入一切皆无的境界。
大学四年中虽然学了几十门功课，但总觉得没学到多少东西，内心空虚。所以有这一年时间的集中学习，扩大知识领域，加深知识理解，我感到十分可贵。我们虽是农业部设的进修班，但这是农业部初次办这样的班，没有具体的进修计划，进修安排都由山东农学院执掌，进修的科目、进程等多是班主任的意见。我们的班主任性格随和，说话先带笑，做事总是慢吞吞的。他对我们说：“我们商量着来吧，你们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班主任老师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思想开放，感到自由。我们12人经常一起讨论要学些什么，怎么学等等，有了一致意见，由我向班主任老师汇报，而他又大多是点头说：“好吧！”
为了修好《作物栽培学》，我们选了最重要的两门专业基础课《遗传学》和《植物生理学》，请这两学科最权威的老师给我们开了些专题讲座。《植物生理学》还开设了本科生所没有做过的大实验，有的实验仪器高级而昂贵，常由主讲老师亲自操作演示。而对主修课《作物栽培学》则是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各请一位享有盛名的专家老师主讲。老师们按照我们的预约和要求，本着“加深、提高、系统”的原则作了认真的准备，讲课时间不限，想讲多少就讲多少。那时的老师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是教书育人的典范。他们在正常教学和科研任务之外再给我们开专题讲座，既没有计算工作量，更没拿加班费，经常备课到深夜的艰辛劳动反倒让他们觉得这是很高兴、很值得的事。
那时的山东农学院，只招本科生，任何专业都没招研究生，我们这个小进修班似乎是研究生班的雏形。我们这12人成了老师们所宠爱的骄子。老师们对上课都特别重视，特别尽心。他们竭尽全力，倾其所学，贡献出全部知识；他们广征博引，深刻阐明，热情饱满，谆谆教诲；他们有问必答，不怕麻烦。每一位老师的授课，都激起我们极大兴趣。根据老师们的讲述，我们再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系统深入地学习。我们的心，完全沉浸于学习之中。从大环境上，这时没有了“大跃进”的喧嚣，没有了“运动”的干扰，全国似乎安定了下来；从具体环境说，我们既不像学生，也不完全像老师，仿佛置身于师生两方面各种活动之外。我们从四年大学生活的“动”，走到现在一年的“静”，我们对知识的渴求犹如禾苗久旱逢甘霖，甚似饿汉遇佳肴。我们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海洋中尽情地吸吮着，不觉得生活的清苦和单调，不觉得学习的枯燥，只觉得时间太少。我们受益匪浅，大有进步，心里踏实了，对于走上大学讲堂心里有了底，不那么惧怕了。
那时，认为当大学老师不光要专业基础深厚，知识渊博，有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还要懂得一两门外语，能引用国外文献。那时全国“一边倒”学苏联，全国绝大多数学校开设俄文，极少有人学英文，英文似乎不是“工具”，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一年，我们的俄文，都长进不少。我已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专业期刊，而且从中翻译了两篇论文。系里有位老师准备到苏联去读“副博士”学位，已准备了两年，他的俄文甚好。我把自己翻译的论文请他审阅，他看后没作几处修改，说我翻译得很好。得到这位老师的赞许，我十分高兴，增加了自信心。
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又面临着再次的工作分配。支边教师进修班，顾名思义，我们都将被分配到边疆去。祖国边疆广阔，谁知道我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那时既不能自主择业，也不能对工作分配提出要求。每人在表格上可以填三个志愿，但第一志愿人人都填写“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志愿或填“到边疆去”或填“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志愿可填去某个具体地方。我当时只填了第一志愿“服从组织分配”。
等了几天，农业部的分配方案下来了。这个方案只规定到各个省去的人数，而谁去哪个省则由农学院决定。宣布分配方案和具体的人员分配是在一个晚上，想不到竟由学校的总务长（可能是校党委委员吧）来宣布。我们12人并没有全被分配到边疆，有分到山东、江苏、河南和河北省的七人，只有五人被分配到边疆。我和我的女朋友分别被分配到宁夏和内蒙古。我当时急了，女总支委员不是说我们将来“一块研究教材”吗？分到两个省区，相隔千里怎么一块研究呢？我鼓起了勇气，在那总务长离开不久就跟到了他的办公室，要求两人分到一起，并提起女总支委员说过的话。他把矮壮敦实的身体紧紧地塞进圈椅里，圆胖的脸上表情严肃地说：“那怎么办？你看到边疆各省的都是单人指标，只有到贵州的是两人。”我一听傻了眼，到贵州的两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是多年的对象。再一想，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到山东、河北省都有两人的位子，这我连想都不敢想。庄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怏怏退出，忍受着现实对自己再一次的捉弄，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
进修班宣布分配已是七月下旬的事，但农业部要求必须在八月十二日前到各省报到。我们12人匆匆话别，先回去看家，然后各奔前程。这一次，我用不着请假，直接带了女朋友回到山东老家。她牺牲了自己回家的机会。我们在家住了七天。父亲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看着我带回来了大学毕业的女朋友，并且将来也当大学教师，心里十分高兴。哥哥嫂子们也都个个展开了笑脸，他们从自己弟弟和我女朋友身上看到了希望。那时我父亲还能劳动，他一边陪我们聊天，一边搓着草绳子。我的女朋友凑过来说：“您歇歇，我来搓吧。”她真的搓了起来，技术娴熟，犹如行家里手，我一下子都惊呆了。只这一手，又惹得全家人分外高兴。
我俩与父亲和哥嫂们亲切话别，并在村里重演了离别的悲壮一幕。所不同的这次更添了生离死别的辛酸以及辛酸与希望交织的情感。父亲得以慰藉的是他在垂垂暮年看到小儿子快要成家了，能挣钱养活他了。但他内心也充满惆怅，他不知道宁夏在哪里，离家有多远，更不知道儿子以后还能不能经常回来看望他。他不希望儿子远走高飞，又恐儿子去而不返，更怕临终之时见不到儿子。他甚至愿儿子不要去边疆受苦，只在家里厮守着，不惜循着饥饿的路一同走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