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我出生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
如果从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算起，到1945年蹂躏中国长达十余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带来的屈辱和苦难。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的年代）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时，中国已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者妄图吞并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动了武装侵略东北的战争，之后，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占领。
1935年9月20日，我来到了这个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人间。战乱、贫困、流离和饥饿像病魔般侵扰着整个中国，中国人民处于灾难的深渊，濒临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山东的胶东半岛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只是在日本鬼子全面占领胶东半岛之前，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火尚未烧到胶东的年代里，我有幸在这暂时的“避风港”里出生，并在家庭的荫庇下，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段童年时期。
我出生于莱阳县院里乡院里村（今莱西市日庄镇院里村）。院里村地处莱阳县最西边的小沽河畔。小沽河的西面就是平度县。我外祖母家就在小沽河西岸平度县的孟格庄村。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区，院里村却位于难得的小沽河畔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林木茂密，庄稼长得好，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我村向东约10里就进入了丘陵区，那里的农田是山冈薄地；向西北约20里，是位于平度县和莱阳县交界地区的一抹青山，虽谈不上挺拔巍峨，却也蜿蜒秀丽。每到夏天，村里的小姑娘成群结伙，黎明出发进山，傍晚时每人都能采回两篮子鲜蘑菇。这青山是小沽河的源泉，小沽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和惊险的记忆。河并不宽，深只没膝，河水清澈见底，水中戏游的小鱼儿闪耀着鳞光；两岸的沙滩洁净而明亮；沙滩再上面是一带茅草和芦苇，沿河逶迤向远方。街坊上与我同龄的五六个男孩每年夏天几乎天天中午去河里洗澡玩耍。可到了秋雨季节，她一改恬静秀美的姿容，很多次，汹涌的山洪奔腾叫嚣，冲上河岸，淹没庄稼，涌向村庄。有一天夜里，我父亲猛然惊醒，推我快起，我下炕时，地上积满了水，鞋子像小船一样漂走了。
那时，县里的交通十分闭塞。我家离莱阳县城90华里（离现莱西县城50华里），是县里最偏僻的地方。古语道：“山高皇帝远”，我大哥说他从未见过县里的官儿们来过我村，更不用说省里的。但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那一带就有八路军出没。那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多在偏远地区或山里活动。我的一位堂哥（我三叔的儿子，比我约大20岁）是保长，可是他既不逼粮催款，也不欺压百姓，经常关严了街门，在他家前排的三间草房里，地上铺一厚层麦草，领着七八个壮男子摸爬滚打，使的是刀、枪、剑、叠鞭等兵器。我经常爬在窗户外偷看，觉得他们功夫好生了得。后来听我大哥说，我这位堂哥名义上是保长，实际是地下共产党，只可惜后来病死了。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是木匠世家。祖父秉承曾祖父的木匠职业，挣下了不小的一份家业，土地几十亩，房子十几间。我父辈兄弟三人，父亲跟祖父做木匠，二叔掌管种地，家中不愁吃穿，还有手艺挣钱花，是个自给自足的殷实农家。我是家中的老小，未曾见过祖父。到我记事时，父亲和两位叔父已分家多年，三叔也已去世。我三叔家在南菜园旁，有两排六间房子。我家与二叔家大门紧挨，并排于正街之上。我二叔家两排房子，前排是草房，后排是瓦房。我家有三排房子，前排草房与二叔家并列，后两排是瓦房。两家草房之后是相对的两个大院，中间一墙相隔，不仅鸡犬之声相闻，两家隔墙说话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家把这个院称为前院，院的东西各有厢房。东厢房是磨房和畜圈，除了一盘石磨，还能容下两头大家畜；西厢房可以住人；中间就是所谓的“天井”，是人们往来行走和小孩子；玩耍之处，夏天的晚饭有时也在这里吃。我家比二叔家多了一排瓦房，所以在第二、三排房之间有个后院。后院的东边是一个大的花生墩子，秋收后里面装满了带壳的花生。上面用草苫盖着。我家一年到头的食油，就是用这些花生去村里油房榨的或兑换的，我和三哥也常掀起草苫从墩子里抓上两把花生剥皮即吃，充作零食。西边是地瓜干墩子，里面长年装着生地瓜干──主要是用来喂猪或做酒的。秋收后，把一穗穗的玉米棒子辫成长辫，围着中间竖起的一根木柱缠绕成一个玉米垛，也在后院里。前院和后院还各有一个猪圈，每圈长年都有一两头猪。
父亲与二叔原本是亲密兄弟，但在二叔成家之后却日渐疏远。这源于二叔的婚姻。二叔是兔唇（农村里称“破唇”，上嘴唇中间有一个豁口）。那时的农村，相亲也很讲相貌，他虽身体好，人厚道，精于种庄稼等所有农活，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总因相貌的原因，单身独户等到30多岁，还没说上个媳妇。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去相邻8里地的瓦庄村抢了一个小寡妇。这种抢亲，绝不能在白天，一定要在半夜三更，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进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八抬大轿的风风光光，胡乱用麻绳束缚了她的手脚，再绑在手推独轮车上，推回家就是。她会因突如其来的事而受到惊吓，但到定了神之后，或许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小寡妇，就算再年轻，甚至美若天仙，也是很难改嫁的。当了寡妇，就名声扫地，人人都说是“妨男的”。按封建礼教，“一妇不事二夫”，寡妇改嫁是有罪的。偷偷地（有时也会两家事先串通好）抢亲，抢亲时两家或真或假地对抗一阵子，寡妇挣扎、甚至寻死寻活一阵子，常是表演给世人看的，借以掩盖寡妇改嫁之罪。实际上这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抗争，是人性化的一种进步。果然，到我记事时，二叔和二婶日子过得挺好，二叔天天乐哈哈地种地，二婶吃得又白又胖地操持着家务。但他们家的大问题是无后，天天盼着生个儿子，就是生不出来。我两家关系疏远后，我二嫂曾背地里说过我二婶一句：“这个贫寡妇，在那家妨男人，到这里又绝后人。”不过，我两家关系的疏远还不是因为二婶不会生孩子，而是因为二婶为我大哥拉就的婚事。
2.封建社会对我家的迫害
我父母共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到我记事时，最年长的大姐（大我18岁）已经嫁人，我大哥（大我16岁）和二哥也都娶了媳妇。那时的胶东农家，时兴娶大龄媳妇，理由是进门就是好劳力。我大哥15岁时娶了个大他四岁的媳妇。遗憾的是我这大嫂不但不能干活，还是个病秧子。相貌平平，又瘦又小，一天到晚除了吃饭就是哼哼唧唧。她那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照看我，背着我上街玩，因为她进我家门时，我才一岁。人们都说“长嫂若母”，不想她这病秧子竟对我“若母”了。但她对于我们家，不能帮忙，反而添乱，病得连孩子也不能生。作为我家的长门长媳，这本应使她在家中和邻里之间失去颜面，地位低下，抬不起头来，但她还挺厉害，动不动使性子，张口骂人，还常对我母亲顶嘴。我家为了给她治病，方圆几十里，凡能请到的看病先生都请遍了，还用遍了各种偏方和秘笈，都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后来才明白了，我家是上当受骗了。她得的不是一般的病，是叫做鼠疫的很厉害的传染病。她出嫁时已重病在身。因为这门亲事是二婶做的媒。她是大嫂家的远房亲戚，她明知大嫂是个扶不起来、嫁不出去的病秧子，却为了讨好我大嫂的娘家，到我家花言巧语，说大嫂没病没殃，长得俊气，还有一手好针线，家中活计无一不能，等等。那时农村的结亲不像现在，大多数夫妻在结婚前从未见过面，全凭媒婆一张嘴介绍双方的情况，等大花轿把新娘子抬到家，拜完天地进了洞房，揭开盖头才第一次见面，是俊是丑，是香是辣，就是她了。如果媳妇又丑又傻，或者德行不好，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便“休”了她。大嫂因是我二婶做的媒，我家又太厚道，总盼能把她的病治好，所以没想要休她。但大哥是我家长子，长子无后，是大不幸。到我二嫂接连生了两女一男时，她还没有动静，我家彻底失望了，并由此对二婶逐渐反感起来。二婶也知道她给我家闯了大祸，在我家总是鬼鬼祟祟、皮笑肉不笑的。她很少敢来我家，来也得不到好脸。
因我二婶的关系，我两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再没有隔着墙说话的事，两家来往渐少。记得我小时候，每年唯一去她家的一次是正月里她家请我父亲和弟兄四人吃一顿饭，而我家回请时，则只请二叔一人。
我两家关系的进一步疏远，还因为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
按当时农村的规矩，弟兄之中如果有一家无子继后，可以从多子的兄弟家过继一个来顶立门户。我家有四兄弟，叔父向我父亲提出过继的要求，我父亲同意了。按常规，长子是不能过继的，当时我和三哥都还小，父亲打算把二哥过继给他，这样二叔不光有“儿”，还有“孙”了，多好的事呵！可请人立约之后，我二哥就是不去，尤其是我二嫂，说什么也不去。你想，她这耿直性格的人，怎么会愿意离开一个温馨热闹的家庭，去和自己不喜欢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呢？其实这事，原本是勉强不得的，只好作罢。但因这事，我家与叔父家不仅疏远，而且有些僵了。不过每到春节，我父亲还是派我二哥到二叔家去烧香三天。那时的社会，很封建，尤其是山东省，受孔夫子的影响很深，女性不可以在供奉的家谱之前烧香跪拜。虽然我二叔本人可以，但那样显得形影相吊，寂寥冷清。我二哥去烧香，我侄子也跟着跑前跑后，从年三十傍晚去祖坟把列祖列宗“请回家”，到正月初三早晨把“祖宗们”送走的这三天，“祖宗们”看家里有多人进出，有香火继后，会高兴些。
旧社会的封建落后集中表现在封建婚姻上。封建婚姻祸害了我二叔和我家，也祸害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封建婚姻的危害不止一代，极其深远。我大哥因无子女，一辈子郁郁寡欢；更兼我大嫂秉性怪戾，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胶东方言来表达：“哇凉哇凉的”。
我大哥无后，眼看50岁，老之将至，就从我三哥处要来一个侄女，并为她招了女婿。女婿是乡供销社的小干部，小两口生活美满，我大哥大嫂也高兴了几年。但在封建落后的胶东农村里，“招女婿”是抬不起头来的，侄女婿经不起街坊邻里大人小孩的闲言碎语和另眼相看，后来带着我侄女回自己家去了。我大哥竹篮打水一场空，内心憋闷，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失去劳动能力，赡养兄嫂的担子全落在我身上。1997年春，我回家探亲，我们兄弟四人一起商量，立了个约：大哥大嫂的所有花销，包括买粮、油、肉、菜及一应生活用品等等，仍继续由我寄钱支付；平日跑腿买粮、买菜，以及生活照顾等由我侄儿，侄媳承担；大哥大嫂走后遗留的房产，归侄儿所有。我这侄儿是二哥的二儿子，与大哥住在一条胡同里的对门，一则照顾方便，再则大哥走后的房产与他家相连，是很好的事情。我成了他们经济上的靠山，养了他们二十几年。大哥迈过84岁门槛，于2002年去世。大嫂虽自嫁到我家就病病怏怏，岂知人生难卜，天意无常，尤其她对我“若母”了一场，大哥走后，我按大哥在世时的数目给她寄钱。我这侄儿侄媳，极尽孝道，为了照顾方便，就把他大伯母搬到自己家里。我这大嫂，晚年生活不能自理，屎尿常常拉在炕上，我侄儿侄媳仍精心伺候。她活到94岁高龄，于2008年去世。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不多日子，我大姐因为在她们村里当的是妇女会会长，接受新事物快，她兴冲冲地回到娘家，说服我父亲支持我大哥离婚。这婚姻本是一场骗局，毫无爱情可言，但那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我大哥脱不开封建枷锁的羁绊，连我三哥也跟着嚷嚷说：“不能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