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大姐本人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我父亲是乡里有名的木匠，因为生意的关系在离我村15华里的丁家庄交了一个朋友，这朋友本是村里的旺户，有三个儿子，日子过得很红火。他的三儿子与我大姐年龄相仿，两家就说定了娃娃亲（只是口头说说，并无婚约），那时我大姐才10岁。但在此后，这朋友家节节败落，到我大姐19岁出嫁时，他家已四壁寒霜，家贫如洗。我父亲心太善，心太软，不忍在人家穷困潦倒之时吹掉这门亲事。于是我大姐含泪出嫁，说“是被我爹当人情送给了人家”。大姐出嫁后，婆家为了生计，让三个兄弟分立门户，我姐夫年纪轻轻，不善务农，种的又是石头疙瘩硌脚的山冈瘠地，打下的粮食连半年也不够吃，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我大姐总是泪水伴着菜饭往肚里咽。更不幸的是，她有两个孩子夭折了。我母亲除了常常埋怨父亲许下的这门亲事外，唯一能够弥补的只能是每隔一两个月就准备好粮、菜、布料等打发我三哥送去。我那时随三哥经常去大姐家。放暑假时，我还住在大姐家帮她照看我的大外甥和大外甥女。他们家的饭，我难以下咽，与我们家的相比，真是两重天地。我大姐嫁到那里，真是凤凰落坡。
胶东是老解放区，1946年就解放了，并在这年秋天开始了土地改革。我大姐家此时家徒四壁，是贫农成分，更因为我大姐聪明能干，说话在理，与人为善，小山庄的人们都刮目相看，推举她做了村妇女会会长。新中国成立时，当了几年妇女会会长的她，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觉得再不会过苦日子了。
《婚姻法》的颁布，使她内心难以平静。她痛恨封建婚姻，《婚姻法》给予她反抗的力量。但她思来想去，觉得丈夫厚道老实，膝下又有一儿一女，十分活泼可爱。贫穷是旧社会带来的，不能算到丈夫的头上。无奈之中，她想到了我大哥，觉得我大哥受了封建婚姻的伤害，没得说，离婚是完全合法的。实际上，她劝我大哥离婚也代表着她在封建婚姻的重压之下迸发出来的有力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未达到她预期的结果，但趁我病病怏怏的大嫂在北屋里熟睡之后，她面对全家人滔滔不绝，控诉封建婚姻之害到深夜，作为她内心愤懑的发泄。那夜我毫无睡意，静静地听着，对我大姐大哥婚姻的不幸深感同情，也觉得大姐在我兄姊六人中最是说话在理、最是有见识的了。
封建婚姻不只害了我二叔和我大哥大姐，也害了我二姐。虽然我二姐结婚已在解放之后，本不应受害。但中国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传统封建思想的毒素仍在祸害千千万万的人民，这包括封建婚姻本身和按封建传统对于妇女的歧视。
我二姐比我大三岁，在解放前与我一同上私塾，解放后一同上小学，并一同小学毕业，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老解放区的明朗与自由的环境塑造了她开放、活泼、好说好笑的性格。小学快毕业时，她成为村里的活跃人物。她高挑的个儿，健美的身材，俊俏的鸭蛋脸儿，以及时尚合身的衣着打扮，都是讨人喜欢的资本。那时村里经常组织年轻人排演文艺节目，她成了村里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应该说，二姐是老解放区里先解放了的人。
但是，我的父亲和哥哥们并没有完全解放。大哥、二哥看不惯二姐在外面的活跃，却并不说什么。三哥则总说我二姐在外面“太疯”，说大户人家（那时他以我家为大户人家自居）的女孩子上台唱歌跳舞演活报剧，有失体统。我父亲虽没有出面阻止二姐，但在我们小学毕业，我正准备考初中的时候，他非但不允许我二姐去报考，还轻率地为她许下了亲事。
我家屋后的一个邻居看中了我二姐，一心做媒与她的亲戚家结亲。她的嘴很甜，先是夸我二姐长得漂亮，接着夸我父亲有福气，有这样的好女儿。我父亲被她巧嘴弄舌说转了，又借着酒兴，就答应了下来。我父亲答应的这门亲事是又上了当。他之所以上当，除了媒人的花言巧语，更重要的是他受孔夫子的影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总把亲生女儿轻率地许了人。他这第二次轻率时，实际上连二姐婆家的情况也没摸清。而等他知道二姐婆家的情况之后，又觉话已出口，不便改悔，仍然吃了心善心软的亏。
二姐的婆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成分，这是当时农村里谁都避之唯恐不远的人家；更何况，公公婆婆是村中有名的厉害人，对儿子却是娇生惯养，宠得脾气很怪。
我上初中不久，二姐就出嫁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婆家人的凶恶本性就显露出来。婆婆经常教唆儿子对我二姐拳脚相加，我二姐常被打得鼻青脸肿逃回娘家。我听了很气愤不平，但也很纳闷，我有三位哥哥，我家人多势众，二姐婆家寥寥三人，竟敢如此猖狂。但我父亲、我的哥哥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使二姐的婆家越发厉害了起来。有一次，在我的暑假里，二姐回婆家，我去送她。我们一路走，她一路哭，她回的是自己的家，但这不是幸福，只有痛苦。这样的苦日子她熬了8年，在1959年，当我大姐逃难到黑龙江省密山县（见后述）落户后几个月，我二姐撇下了一岁的儿子（公婆说什么也不让把孙子带走），带着两个女儿投奔我大姐去了。
她再也没有回来，1961年她丈夫找到东北，我二姐死活不肯跟他回山东，他最后赖着协议离婚，条件是要一百元钱。我二姐写信给我，我那时正在农业部师资进修班学习，每月42元工资，还需要雷打不动的每月寄给父亲20元，但二姐开了口，这钱我勒紧腰带也得出。我除了从嘴边节省，又向朋友借，东借西凑，只凑了90元寄了过去，二姐这段不幸的封建婚姻总算结束。
之后，我二姐在东北改嫁。她的前夫回到山东身败名裂，独身终老。二姐没能带走的我那外甥却始终不忘姥姥、姥爷和舅舅、舅妈们对他的疼爱以及对他家的宽容，经常来我家探望。
3.我家是小农经济的一个典型
从我记事起，到全国解放前夕，我家人丁兴旺，老少三代有十五六口人。我父亲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在他的主持下，我家团结和睦，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人人都忙忙碌碌，各个都心情舒畅，只我大哥大嫂除外。父亲性格开朗，笑口常开。他精明能干，家中各业，由他张罗着、谋划着，却又神情自若，从容不迫。他从不发火，无论有什么困难或不顺心的事，总能带领全家度过。他好酒好菜，鱼肉不断，吃得红光满面。他常常说：“居家过日子，就要有忙的、有闲的，有孩子们蹦跳哭笑的，这样热热闹闹，才算是家。”
种地和做木活是我家的两个主业。
父亲和大哥主营木匠活。我家前面一排的三间草房是木匠铺。后来，又在南菜园盖了三间草房，平时作木匠铺，秋冬作粉房用。父亲是村子周围方圆几十里内最有名的木匠，在各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精于做独轮木车和各种农具，包括木犁、木耙等大型农具以及木锨、杈、耙子等小农具。父亲和大哥天天在木匠铺里干活，但每五天里要赶两个集市（包括本村一集）。赶集时偶尔把小农具带去出卖，主要营生是替各家的木制独轮车换车耳、车轴。木制独轮车由车桩和车轮两部分组成，通过车桩上的车耳和车轮上的车轴相连接。车子载重达一定量时，走起来车耳和车轴间的摩擦会产生悦耳的“吱呀吱呀”的响声。车耳和车轴用久了，磨损了，就要换新的。我父亲有一手绝活：所换的车耳推起来轻，又在换好的车耳里用剜刀剜那么几下，车子走起来就会有悦耳的响声。常常是有的农家请别的木匠换的车耳推起来重，也不响，就趁赶集时推来车子，请我父亲给他的车耳用刀剜几下，我父亲总是笑哈哈地帮他剜了，分文不取。
我大哥心灵手巧，他的手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各样木活做得又麻利又好，而且胜我父亲一筹，学会了做各种家具。当时农村嫁闺女的嫁妆是箱、橱、柜、杌、炕桌等家具，或整套，或几样。这些家具，我大哥都做得十分精致而结实，还油漆得溜光锃亮，谁见了都称赞一番。家具活一展开，我家的木匠铺就更红火了。二哥、三哥在农闲时也帮着做木匠活，虽不及我大哥精巧麻利，但也样样会做。就连我那会儿，经常在木匠铺里玩耍，不经意间也看出些门道；到十二三岁时，我也能帮他们拉一阵大锯，让他们喘口气。我大哥做好的车轮，为了好看，要在他自制的旋床上用凿刀将车轮的两面刻上一圈圈的纹路。当他摇着车轮在旋床上飞转时，我做掌刀的技术活：在旋床的一侧，以凳子为依托，让凿刀尖深浅适当地伸向旋转的车轮，就能在车轮上旋出一圈圈花纹。我得益于这些不经意的学习，在我成家之后，趁假期自己做了吃饭的方桌、碗柜，还有小孩坐的小椅子、小凳等。1998年之后，我每次赴美探亲时，总给孩子们留下我的几件手艺活。大多是为孙女和外孙女做的，有书架、小书桌、小椅子、小方凳和床等。这些木活是经我费神设计又精心制作和油漆的，精巧得让孩子们和亲友们惊奇。我也很自豪，都六七十岁了，还能做出这样的好作品！我儿子家的一位来客看了我给孙女做的书架，叹道：“呵，这么好的书架，您是从哪里买的？”
二哥在家里主营种地。他善于思考，精于筹划，凡庄稼行道，门门精通。家里有20多亩地，后来木匠铺挣了钱，又买了五六亩地（这包括在临村以东离家八九里的丘陵地区买的两块专供种花生和红薯的地），还有三个菜园。凡庄稼地和菜园的活计，全由二哥安排。家里雇一个长工，农忙时再雇月工、短工。重要的农活，如向田里送粪、播种、锄草等，兄弟三人（那时我小）一起下地；再重要的活，如夏收、夏种、秋收等，则全家出动。我家几乎种植了当时胶东地区的各类庄稼，除了主粮小麦、大豆、玉米、谷子，还有花生、红薯、棉花、芋头，做年糕和黄酒用的黍子（黏性的），做烧酒用的高粱、扎笤帚用的散穗高粱，以及当时谁家都不种的旱稻。菜园里的菜也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在南菜园子的边缘，还有两株桃树、一株花椒树、一株柿子树和几株香椿树。我家当时的粮菜全部自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种地比做木匠活更辛苦，不仅更费力气，还要头顶烈日，经受风吹雨打和庄稼地里的闷热、蚊虫叮咬等。但当时对父亲和哥哥们种地的辛苦，我体会不深，上中学以后，在家人特别是哥哥们的呵护下，我更是没干多少农活，倒是对脱离劳动的文人骚客们所描述的田园之乐颇有体味。
这种体味似乎远离了耕耘的艰辛，偏向了收获的快乐幸福。例如每到秋收时，我的任务是收玉米之前先在玉米地里找没太成熟的嫩玉米，采回家让嫂子们煮上一大锅，还留几个烧着吃；收芋头时，我在哥哥们刨出的芋头中专拣那些没长大的“芋头儿子”，集中起来，供全家煮熟尝鲜；到远离邻村的山地里收红薯、花生时，是起早下地，摸黑回家，中午在地里吃饭的。我虽然能帮点小忙，如把嫂子们用礤子擦成的地瓜干摆在地边的石头上或草地上，但主要还是为全家烧花生和红薯吃。做这事我也只是三哥的助手：先在田地里挖一个坑，做成“锅”状，在“锅”的周围自下而上垒起一圈圈的土坷垃，直到垒高垒尖封顶。然后把拣来的树枝茅草放进“锅灶”内烧起来，直到把其上垒的土坷垃烧热甚至烧红时，把新刨出的花生和红薯一起填进尚有余烬的“锅灶”里，把其上烧热的土坷垃全都打下打碎，其上再培干土，形如土丘，这就好了。再去干一阵子活，挖开土丘，取出烧熟滚烫的花生、红薯，全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说笑着。这种田园之乐我至今还向往着。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农村手工业和副业被喻为“资本主义的苗”。中国走过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走过了“以粮为纲”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由“幼苗”到成树，是人人都称赞的“新生事物”。殊不知新中国成立前，在那封建落后的农村里，我父亲已深谙多种经营之道，享用多业兴旺之利。
在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村里，我家开木匠铺是与种植业相连的手工业。我家还有几项副业，包括开粉房，做大红蜡烛和纺线织布等。
每到秋季绿豆下来了，我家就开始收购，到了冬季，粉坊就开了。我大哥、二哥轮换着每天摸黑起来套毛驴上磨磨粉，到大家起床时，已经磨了一个多时辰，卸磨了。做粉条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包括过滤磨过的粉、出粉团、用明矾和以少量淀粉打芡，以及和粉、出粉、晾晒等一连串工艺过程。大约每半个月出粉一次。出粉那天，可真热闹，和粉的、打瓢漏粉的、桄粉的、运送的、烧火打杂的，没有十几个人是断然不行的，我家里人多，不需求外人帮忙。
我家的粉条是自产自销。平时由我三哥推车到各村去卖或以粉条换绿豆。积攒多了，他们兄弟三人各推一辆车子，半夜上路，一天赶到兰村（靠近潍坊的大镇），在那里批发。开粉房是农家的好生意，除了粉条赚钱，副产品粉渣等可以喂猪、肥田。我家每年春天买几头猪崽，冬季粉渣下来开始育肥，每年过年前都宰两头大肥猪。由粉房废水沤制的和猪圈积攒的肥，肥田有劲，数量又多，我家的庄稼也长得特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