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似乎是上讲台的老师所必备的。那时我连手表也没有。第一次上讲台前，我向同事借了手表戴上。其实讲课期间我并没有看手表，因为我在试讲的时候已把讲课的进度掌握得较准确了，能把握住下课铃声一响，这一节课的内容刚好讲完。这样，我借同事的手表总共只有三次。我学生出身，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当学生是最不喜欢老师拖堂的，即使老师讲课效果甚好。按讲授内容的进程，掐准时间，是讲授的艺术。我教了两年书，没用过手表，到1964年春节回家之前，我才用积攒的62元钱（我当时一月的工资）买了一块俄罗斯手表。我戴着手表回家过年，家里人看了很新鲜，我三哥拿去戴了戴，说：“这东西真好，走起来挺响，还是大三针的。”其实，这种手表是最粗笨的，优点是便宜、抗摔打。
我给畜牧系两个年级的学生连续讲了两个循环的“饲料生产学”，算是在讲台上站住了脚，这为以后给本系学生上专业课打下了基础。但为本系学生上专业课从课堂讲授、实验实习、批改作业以及晚自习辅导等，每个环节都要求更高了些。我独自承担，尚能胜任。算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当时农学系的专业课，以“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为例，还没有统编教材，也没有固定的参考教材。教学大纲是由教研组讨论拟订，讲课内容则是由主讲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规定自己组织编写，这就需要查阅许多参考书，以及国内的各种专业杂志。所以，在完成正常教学环节的同时，还需经常查阅新书、新文献来充实教学内容。而从我当教师开始，认为大学教师要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学术上才能走在学科的前沿。所以，除了掌握国内资料，我十分重视外文的学习。在宁大当助教的前几年，是工作压力最大的几年，但我并没有放松外文的学习。我养成了每晚睡觉前和早晨起床后背俄文单词的习惯，每周也总挤出几小时看俄文杂志。看到内容好、可用于教学的文章，也很想翻译出来，供自己和同事们参考。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忽然想到在农业部进修班时翻译并请老师审阅过的两篇文章，何不先发表出去供同行们参考？一念之下，我寄出了第一篇，寄到一个全国性刊物《农业译丛》，这是1963年秋的事，不料在几个月之后，译文就发表了。又不料这篇译文给我带来了麻烦，并使我惊觉到政治风向的转变。
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备课，系党支部书记敲门进来，这么高级别的领导突然夜里造访，我感到十分突然。他一进门，板着铁青的脸，把一本杂志往我桌子上一甩，操着浓重的陕西腔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一看这杂志的封面，知道是发表我的译文的那一期杂志。我说：“没干什么呀。”“这上面登的什么？！”这下子我才明白，是不是因为登了我的译文？就说：“在这里面登了我的一篇译文。”他十分生气地说：“以后不准干这个！”说完转身，把房门甩了个响，扬长而去。他走后，我余惊未释，大惑不解，不就是发表一篇译文吗？难道也会惹出乱子？这本杂志登了几十篇译文啊，还有从英文或日文期刊上翻译过来的，难道每一篇译文的译者都要接受本单位领导的责问吗？这不是国家发行的杂志吗？国家也会认为在自己办的杂志上登文章是错误的吗？如果是这样，这些杂志不都该停刊了吗？
“文革”中“四人帮”说学外文是“崇洋媚外”，不想在“文革”之前就有人这样认为了。
4.让我植根生长的黄土地
宁夏银川平原黄土深厚肥沃，是亿万年来由黄河积淀而成的。这里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均为高产；桃、杏、苹果、梨等水果无不香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蔬菜样样俱全。1964年春天，我带着下乡生产实习的一班学生来到这个广阔、平坦、肥美的土地上，领略它的丰饶富庶，感受它的滋润养育。
2月下旬的天气，寒风料峭，农田的土壤仍冻得硬邦邦的。我带着我当班主任的这个班的学生，到距银川市80公里的吴忠县（现吴忠市）古城公社古城大队进行毕业生产实习。这里地处银川平原的中央地带，农民们说，这里的土地是宁夏河套平原的“刮金板”。
那时，全国高等教育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于这一方针，“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是大学教师应坚守的方向，大学生们也应循此方向前进。所以，学校规定在师生实习期间需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因为那时认为参加生产劳动是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重要途径。我们刚下到农村的第一阶段，为了获得农民的信任和好评，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这时，“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尚未过去，农民没有足够的粮食，我们下乡正值早春青黄不接之时，不少农民家中缺粮断炊。学校起初规定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据实反映情况，请示学校，学校对此事的决定十分豁达：可以自己起灶，并决定派出一名炊事员下到实习点。
我们自己起灶只两个月，学校又命我们彻底坚持“三同”，师生分散到各自所在队的贫下中农家里吃住。把每人的粮食定量和15元伙食费带到贫下中农家中，与他们一同经历了繁重体力劳动与饥饿的考验。
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是当时我国著名的模范单位，副大队长丁学礼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周总理得知古城大队的水稻平均亩产达八百多斤时，惊奇地大为赞扬。我们师生能到这样一个先进单位生产实习，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对于这个模范单位，县、地两级政府大力支持和扶助。这一年，县长就在古城大队驻点，有时还在房东家吃饭。他也会到县上处理政务，来回都骑自行车。有一天，地区专员骑自行车来到古城大队，他查看了一至三队，临走时交代县里的驻点干部说：请转达宁大在古城大队实习的全体师生，到地区招待所休整三天。我们初接到专员的指示，摸不着头脑，后经县驻点同志的说明才知道了原委。
原来专员骑车到二队视察时，看到为麦田淌水的一位小伙子。这小伙子挖水口、填豁口时铁锹翻转如飞，轻松麻利。他看得出奇，问跟随的队干这社员叫什么名字，队干说：“这不是俺们的社员，是宁夏大学下来实习的学生。”专员听了更为惊奇，他深知当时农村的生活情况。在当时人们饿着肚子干活的情况下，宁夏大学的学生坚持与贫下中农“三同”，干起活来不亚于农村小伙子。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师生从小麦播种之前就下到农村，现在小麦拔节，快要抽穗了，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受苦了。他当即决定：全体师生到地区招待所休整三天，改善伙食，恢复体力。
吴忠地区行署在吴忠县城内，地区招待所在大街的另一头。我们师生全部都住进了招待所，开始享受舒适的房间，干净的被褥和可口的饭菜。我们到招待所第一天的上午，专员专程来看望全体师生，说“你们辛苦了”，让我们吃好，休息好。虽然见面时间短暂，却使得全体师生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是个别家庭才有的，所以农民们养成入夜早睡，天不亮早起的习惯。我们师生每晚要整理田间观测数据，积累总结资料，常常忙到深夜，不能与农民一道早睡，但却养成了与农民一道早起的习惯。住进招待所后，睡到天蒙蒙亮就早早起了床，离食堂开饭时间还有两个钟头。我们闲得浑身发痒，勉强住了两天，到第三天早饭之后，大多数同学都悄悄回队上去了，我问他们怎么提前走了呢？他们说，这不是第三天了吗，队里还有好多事，田间的观测项目也不能中断，专员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也享受了，我们不能辜负这份关怀和期望，该回去更好地劳动和学习了。
我为有这样的好学生感到骄傲，也为能与这样的好学生共同生活和学习而自豪。我们师生共同眷恋着这片黄土地，与这片黄土地所养育的农民和干部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地区招待所回到古城大队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就该结束生产实习了。这将是师生们十分忙碌的时段，同学们要撰写实习总结，老师们要及时给予指导。这又是新粮食下来之前农村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经我们几位老师研究，决定不让学生再参加生产劳动，集中精力撰写总结报告。
学生们为了撰写报告，需整理实习期间的全部记录和阶段总结以及所有田间观测数据。青年人的精力是充沛无比的，他们一日两餐都吃不饱，又夜以继日地撰写实习报告，还抽出时间排练文艺节目。在离开古城大队的前一天晚上，为全大队举行了下乡以来第二次文艺演出，有舞蹈、眉户戏、小话剧、歌曲等等，学生们的多才多艺让台下的农民连连鼓掌，喝彩不断。在那清苦和封闭的年代里，农民们很少能享受到这么丰富多彩的文艺大餐！
全大队农民和干部感到遗憾的是，同学们从春天小麦播种之前下来，到麦浪翻卷，果实即将成熟时离开，和他们一起受了苦，作了奉献，却不能一起享受丰收的喜悦，一起品尝劳动的果实。师生们则是十分满足，带着古城大队农民们的深情厚谊，带着四个多月来的巨大收获，满载而归了。
1965年的春天，我以实习队副队长的身份，又带领下一个年级的一班学生来到古城大队生产实习。刚下来不久，与古城公社相邻的红旗公社的社长向吴忠县提出要求，希望能派一部分师生到他们公社生产实习。前面提到，古城大队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单位，农业生产样样走在前头，来大队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而与之相邻的红旗公社黎明大队，田园状况和农作物生长面貌与古城大队反差极大。于是我们根据县上的意见决定从实习队划出一个组，由我带领，驻点黎明大队进行生产实习。
这一年在古城大队和黎明大队的生产实习，沿用了上一年在古城大队的经验和做法。这次下来带实习的老师比去年多了，却只我一人有过带实习的经验，所以不得不兼顾这两个大队的工作，十分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