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的实习，最有意义，至今仍在脑海里留有深刻印象的是我们师生与黎明大队农民共同实施“大地园田化”的壮举。
在我们1964年下乡到古城大队时，大队所有的土地都实现了“园田化”，灌水渠与排水沟相间配置，田埂与渠、沟相垂直，田块大小符合要求，田面平整。而黎明大队则是沟、渠横竖无章，田块大小不一，高低不平。所以，我们在小麦播种之后，在即将插种水稻的田地上展开了大地园田化。
搞大地园田化，要根据地形、地势确定灌水渠、排水沟的方向，条田的宽度等。一般需借助测量仪器，至少需有一台经纬仪，但那时自己没有也借不到，手头只有下乡时我带来的一具皮尺。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田间规划，靠的是头脑。没有经纬仪在大地上作直线，我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先选定一个基准线，在基准线两端垒好两个土堆，我站在一个土堆的后面，用手势指挥一两个人在这两个土堆之间再堆上一个个的土堆，并使所有的土堆尖都在我所瞄的直线上，这样做的直线与用经纬仪作的几乎一样直。而判断地势的走向，则全凭眼力和感觉，然后以老农经验作对证。当我把第一条灌水渠和第一条排水沟的方向和位置确定下来，从而显示出这条田的方向和宽度之后，再去请教老农和队干，他们点了头，我心里就踏实了，这就确定了第一个条田。照此便有第二、三、四条田。在水稻插秧之前，我们把全大队的水稻田全都规划好了。当我看到全大队的社员热火朝天地按最后确定的实施方案修渠、挖沟、推土垫方、取高补低和修筑田埂的时候，这热闹的场面激起我内心的成就感。这一条条一方方平整有序的“田”字是我们师生与社员们用手中如椽的大笔，饱蘸着智慧的墨汁写出来的，我们“写”得和古城大队的园田化一样好。我们都为成功地在肥沃的黄土地上做出了这样的大文章而骄傲、自豪！
刚刚在黎明大队做完了园田化的文章，就接到学校命我立即回校的通知。我回到学校，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1965年春天，宁夏南部山区冬小麦发生大面积严重小麦锈病。自治区农业厅厅长亲赴宁夏大学，要求学校派遣技术力量紧急赴山区防病抗灾。其实那时农学院教作物病害的老师不过数人，技术力量单薄，但防治小麦锈病，抗灾保丰收是重大政治任务，学校岂能坐视？于是学校领导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在古城大队和黎明大队实习的师生拉到山区，只在古城大队留一个实习小组（多为体弱多病的师生）。
我和另一位老师带领二十几名学生离开实习基地，直接奔赴山区。我们把学生分配到严重发生小麦锈病的五个县，两位老师巡回指导。其实我们两人都不算防治小麦锈病的行家，但让学生掌握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到哪里，都要依靠当地，向当地技术人员和贫下中农学习。有了这一法宝，同学们就从固原县城（地区行署所在地）高高兴兴分头出发了。
与我一同上山的那位老师是学作物虫害的，但对作物病害也不隔行，所以他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并由他驻点固原县进行试验，观察不同的药剂和施药方法对于防治小麦锈病的效果，兼指导固原县的防治小麦锈病工作，我则巡回另外四县。其实我那时属于“万金油”式的干部，说不懂，也懂点；说懂，又不完全懂。那时用的防治方法虽有“洋”办法，如熬制石灰硫磺合剂，但多是土办法，有撒石灰面的，有洒盐水和石灰水的，有撒草木灰的，还有撒草木灰水的，五花八门。这是上级主使下的一场群众运动，谁也不敢指手画脚，更不敢说这不行，那不行。我们师生没有发明和倡导出新方法，只对群众采取的方法和防治效果进行调查。我们得以慰藉的是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获得了县领导和农民的好评，农业厅厅长下来视察时也表扬和鼓励了我们，所以学生们干得越来越起劲。
两个月的防锈抗灾，“小麦锈病”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我查阅参考书，请教专业人员，得知防治小麦锈病最根本的方法是培育和运用抗病品种，如果品种本身不抗病，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防治它。至于石灰面，草木灰水等等，根本不顶用。但是，这场规模宏大、带有一定政治性的防锈抗灾运动我们亲身参加了，也尽力了。到7月初离开山区时，麦子绿油油地秀出了穗，这一年小麦非但没有减产，还算丰收年成。谁也说不清这丰收年景是大面积防治小麦锈病的结果，还是老天被我们虔诚努力所感动发善心相助的结果。
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倒不是为山区冬小麦防治锈病做了工作，而是通过两个多月四五个县的巡回辗转，对宁南山区有了初步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使我意识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
宁夏南部山区（简称“宁南山区”）占宁夏版图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又分干旱、半干旱和阴湿三大类型地区，它的特点之一是地域广袤，人烟稀少。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起伏的黄土高原，黄土层很深，但植被稀疏，坐在汽车上，极目远眺，看不到树木，走很久才看到一个村庄。农民大多住的是窑洞，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窑洞。窑洞一般是在黄土高原的断崖之侧或是沟壑的两侧挖土掏出的，纵深约6米。窑洞门的上面仍有丈许深的黄土，有的人家窑洞的顶上还长着庄稼和蔬菜。在窑洞里，有粮食囤子、锅灶等，外面最靠门窗的是一铺大土炕，这是住人的窑洞。在旁边还常有养牲畜或放农具的小窑洞。
这里山大沟深，坡陡路窄，村里很少有外人来，你要到村里去，得小心狗咬，因为这里的狗很少见到生人，见到一个则死死缠住不放。有一次，我独自到一个小村庄，不料在离村庄不远的半山坡上，一只狗猛扑上来，我以棒相挡，它的狂吠又招来三条大狗，它们围着我狂吠。我手持长棒，站在原地转着圈的注视着它们。它们不敢进攻，吠久了，也丢力了，这时村里才出来一位男社员把狗辇走领我进了村。
人们总爱说“穷山村”。是的，山村大多是穷的，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宁南山区的山村，穷得令人难以想象。一天只有两餐，我吃的是村干部的派饭，一般受到照顾，每餐能吃两碗酸汤面（农民称“浆水面”），其实碗里汤多面少，只几筷子，面就全下肚了。吃完了两碗，还在瘾上，但不好意思要第三碗了。不到两小时，两碗面全消化掉了，只好饿着肚子工作，忍五六个小时才能盼来下一餐，如狼似虎地又把两碗酸汤面吃下。晚上的饥饿因睡眠还容易忍受，次日清晨下地工作到早饭前的饿是最难熬的，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其实我是受招待的客人，农民吃的大多是煮土豆，或是糜子面饼，或是黑麦面饼。这种饼是把籽粒磨碎（不能磨得太细，太细吃了不经饿），发酵，烙成的饼又粗又硬，有位学生带着黑麦饼上路，让我尝了尝，又酸又霉，下咽时拉嗓子。
到山区下乡，即便是夏天，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是打狗棒，这棒除了打狗，也用来打狼。一位学生就遇到过狼，他持棒站在那里不动，相持半小时有余，狼才离去。可见，对付狼也好，对付狗也好，要气壮、冷静，不能跑。二是老棉袄。这老棉袄的用处有二：一是山区昼夜温差大，早晚冷时用得着，更重要的是晚上当被子用。山区农民的家中，窑洞的土炕上只“富人家”才有炕席，一般是直接睡在土炕上，大都是全家只有一条被子，客人盖自己的老棉袄是最明智的了。我的老棉袄堪称历史悠久，还是大学一年级时国家补助的那件，只是拆洗翻新过。谁也不必担心这没有炕席的土炕会让黄土沾满全身。因为这土炕上抹了一层黏黄土，又用一种叫蒿子的草叶榨出的汁液反复擦拭过，睡久了油光铮亮，可以用抹布擦，一点土都沾不到身上。
宁南山区穷就穷在缺水上，“十年九旱”，“两年一小旱，三年一大旱”。因为降水量的限制而实行休闲耕作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什么也不种，只是多次耕翻以接纳积蓄雨水，备来年播种庄稼，这叫“两年的雨水长一季庄稼”。即便是这样，田里的庄稼仍然稀稀拉拉，好年成每亩收三升两斗，旱年时则“种一葫芦打一瓢”，甚至颗粒无收。人们常说“春雨贵如油”，而这里什么时候的雨都贵如油。农民吃的是窖水，把窑洞前院子的一部分做成周围高中间低的浅盆形，下雨时雨水向中央集中汇入水窖。当然，鸡粪、畜粪等都会随水流入窖中，但这是山区最好的水，比从远处山沟里拉来的咸水好多了。我也见过山区的井，挽水的辘轳的绳子有几十圈，黄土高原的地下水太深太少了，有时打不上来。城里人有洗澡的习惯，宁南山区的人天天洗脸都难，往往是脸盆底上的一点儿水男人洗了孩子洗，最后是女人洗。我的一位学生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固原县头营公社头营大队驻点，说连续有38天没洗过脸。回民洗脸很讲究，用的是“汤瓶”，一手掌瓶，从尖细的瓶嘴里流出的一点儿水到另一手的手心上，用这点水在脸上抹几下，这样最多两三次，就算洗脸了。
并非整个宁南山区都穷在缺水上，最南面的六盘山地区年降雨量在600~700毫米。这里山清水秀，我曾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徒步从隆德县城翻越毛主席曾率工农红军路过并写下气壮山河诗篇的六盘山，傍晚到达泾源县城，沿途景色优美。但这是宁南山区最穷的地方，一则因为居住人口相对较多，再是自然灾害接连不断。
两个月的山区巡回，“小麦锈病”虽经常萦绕于脑海，但感受更深的是山区的广袤，山区的干旱，山区的贫穷。我有不少学生就来自这贫瘠的山区，我来到这片土地上，作为大学教师，教给我的学生用什么本领来改变这山区的面貌呢？
我从茫然而清醒，感到一副沉重的担子已落在我们的双肩。呵，宁夏，你有被誉为“塞上江南”的银川平原，也有在中国最为落后、荒凉的宁南山区。我们应该用辛勤的耕耘改变她的贫瘠，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变她的荒凉，用科学的方法拉近她与银川平原的距离。这需要有多代人的相继努力，但必须从现在开始！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