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到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而我国却在大踏步地向后倒退。本属于落后的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拉得越来越大了。在这一时期，祖国的山河被糟蹋得千疮百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曾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惨遭迫害，甚至含冤而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我作为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事业无成，还在心灵上留下了许多创伤。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这一天晚上在北京中国航天中心隆重宣布中国“嫦娥”探月工程获得成功。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呵！但我翻开剪报册，看到1999年12月31日登载的《美联社评出二十世纪二十大要闻》之一是“在1969年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这报道使我浮想联翩。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科技领域建功立业，并以科技拉动经济迅猛前进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国家瞎折腾、把历史的车轮迅猛拉向后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旷日持久的瞎折腾，也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由此而引起的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也许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的愿望也不至于拖到今天才初见端倪。1958至1976年这将近20年（实际上到1976年时，“瞎折腾”并未结束）的时间，对于年轻的祖国、对于渴望过好日子的人民，对于像我这样的一心要在教育事业上献身立业的教师来讲，这黄金般的光阴是何等可贵呵，损失了它又是何等让人心痛啊！
想起被卷进“文革”旋涡中的我和我的“战友”被迫无奈所经历的事情，感到可笑，更感到痛心。我们像暴风雪中迷失方向的羊群，听天由命，任凭摆布；我们心痛地抛掉了黄金般珍贵的时间，所得到的只是迷茫、遗憾、创伤和悲凉。我们青春不再，早生华发。我们在科教事业上如饥似渴，却又不得不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身躯遭受心灵上的折磨，被“文革”的惊涛骇浪卷来卷去。
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极平凡，或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从未抛头露面，更未站到风口浪尖。我不想叙说那些经历，只说“文革”对于我心灵的冲击，以及由于这些冲击所唤起的觉醒。
“文革”一开始，我怎么也想不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因为他们的矛头直指北大校领导，说他们是“反党集团”“黑帮”等等，要与他们坚决斗争，把它“彻底摧毁”。之后，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北大成了全国文革中心，在北大带动下，北京的大中专学生到全国各地，也来到宁夏“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紧接着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风起云涌的所谓革命运动。我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和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怎能接受这超乎常规的事实？在1957年，不用说对校党委书记，就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甚至一个党员，谁敢说一个“不”字？你说了，就是反党，就会被打成“右派”。这党，不就是以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为代表吗？现在他们都成了“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不是翻天了吗？
不用说，我属当时“保守派”思想类型，参加的是保守组织。所以我后来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并因此被造反派批斗过两次，造反派还勒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并在大会上作检查。受批斗也好，作检查也罢，我思想深处并没有服气，并没有认错。批斗我的时候，我并没有低头，还有些趾高气扬。我毕竟不同于那些本人、家庭或社会关系上有问题的人，我一身干净，并不害怕。
接下来令我想不通的是红卫兵组织的疯狂作为，像是从西伯利亚吹来的一股强劲的寒流，席卷全国，一片肃杀。他们打砸抢烧，无恶不作。怎么也难以接受的是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并在自己的臂上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还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他老人家从1966年8月18日至1967年11月26日共8次接见了红卫兵。有了毛主席的支持，红卫兵更肆无忌惮，作为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大地上大显神通。在这种形势下，我这样的保守派不是被批斗一下就能轻易放过的，造反派的红卫兵们为了打击我不低头的“嚣张气焰”，决定将我和其他几人游街示众。我看过当时游斗的情况，被游斗者胸前挂着牌子，在敞篷卡车上由两人分别一手扭着被游斗者的胳膊，一手按着头呈“坐飞机”状。但我侥幸的免遭此难，因为恰在要游斗我们的那一天，造反派红卫兵忽然接到命令：“夺权！”——夺自治区党委的权！有如此重大的“革命行动”，哪还顾得上去游斗这几个小萝卜头呢？
说起夺权，是我更难理解的了。这是何等的大事呵！真的翻天了！宁夏造反派夺自治区党委的权是1967年1月27日，称“一·二七夺权”。从1967年1月3日开始的上海的“一月风暴”，中心目标是要夺权，夺舆论界的权，夺中共上海市委的权。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在1月8日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他还认为，“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正是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成功。1967年2月根据他的指示，将造反派夺得的政权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窃据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从此，“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市党委相继大权旁落，省级以下单位都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夺权斗争。
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不只是两派的夺权斗争，还包括围绕“夺权”而展开的两派之间的武斗。1967年，是全国武斗最为惨烈的一年，实际上，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两派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持有枪械，叫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对自己的阶级兄弟荷枪实弹，疯狂杀戮。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致伤残133人。康生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宁夏虽属边远之地，也发生了震惊全国、惊天动地的流血事件。
除了枪战，还有械斗，这虽发生在武斗的初始阶段，但同样十分悲惨。前面说过，当石嘴山的煤矿工人组成的“红12兵团”扛着三四米长的铁锚子杀气腾腾地进驻银川时，我是到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稍大队避难去了。其实我们当时的避难是多余的，因为“红12兵团”所针对的不是我们这些已经“臭了”的、失去战斗力的保守派，而是能与他们相对抗的有生力量保守派的红卫兵。尽管这些保守派的红卫兵节节败退，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银川市承天寺院子里，“红12兵团”仍不放过他们。在一个下午，发生了最后一搏的惨案。“红12兵团”用汽车撞倒围墙，冲进院中，有的红卫兵被赶上了房顶，“红12兵团”的人上房赶打时，一名16岁的学生从房顶上摔下来，摔死了。最后，这些保守派红卫兵被驱散或是像俘虏一样被压送到当时的体育馆。
武斗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帮子鼓动起来并推波助澜遍及全国的。江青所鼓吹的“文攻武卫”为武斗提供了“理论依据”。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倡导“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致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解放军参与了派性斗争。康生直接指挥宁夏的部队向群众开枪，王洪文在上海组织“队伍”，大打出手……眼看全国武斗愈演愈烈，革命群众惨遭涂炭，还是毛老人家英明，他指示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来收拾残局，从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首先进入清华大学，随后各学校、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进驻了工宣队。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的事尤其不堪回首。但我着意回首的是“文革”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步步从人间走向神坛，又从神坛上走下来返回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引起我思想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国解放以来，毛主席一直是我们心中无比崇敬的伟大领袖，而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是刘少奇，并在他的主持下，把这句话写入了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里。此后，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愈益巩固，并一步步地由人间走向了神坛。到“文革”期间，“造神运动”步步升级，毛主席完全被神化了，到他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壮举，使全国“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毛主席成了全国亿万人民无比景仰的活神仙。他的挥手，具有排山倒海之势；他说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每一号召，都以汹涌澎湃、气吞山河之势遍及天涯海角！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毛主席在登上神坛极顶之后，又一步步返回人间。为什么呢？这用得上陈毅说的一句话“天王老子也有犯错的时候”。“文革”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从1966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在自己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八次接见红卫兵，到支持上海的“一月风暴”，到派工宣队收拾全国武斗残局，都反映出他“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使人们在思想深处认识到（虽然开始还不敢说出来）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文革”之前，谁敢说毛主席有错呢？“三年自然灾害”致我家破人亡，所以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我内心就隐隐作痛。“大跃进”是错，可谁敢说出来呢？彭德怀出生入死为人民打江山，战功盖世，尤其在保卫延安战役中，宁愿以自己的性命来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深得毛主席的信任，但就在1959年他说了些实事求是的话，就被打倒。“文革”，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又一次惹了祸，这错为历史所肯定，是推卸不掉的。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圣贤也会有过，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不也犯了鄙视妇女为“小人”的错吗？圣贤是实有的，神则是虚构的。天上没有神，地上更没有，靠“造神运动”神化不了人，人都是有缺点、会犯错的。
写到这里，我要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红12兵团”说句话。他们本是纯洁、善良、耿直、仁爱之人，是强烈的舆论煽动使他们失去了理智，压抑住了善良、仁爱的本性。当时谁也想不通舆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煽动力，竟使善良人一时泯灭本性而变为疯狂。事后人们认识到，舆论是受权力所指使。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舆论工具甚至会令人疯狂到杀人的程度。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句名言说：“权力使人杀戮，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杀戮。”
5.洪涛激荡中难有温馨港湾
1968年秋，“文革”的又一股风从北京吹来，宁夏也跟风成立了“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虽说指示面向军队，但涉及工、农、商、学各方面，其中关于“学”是这样指示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后，“文革”正如火如荼发展，造反、夺权、派性斗争等一浪高过一浪，让能左右历史潮流的人们把这一指示暂放一边，直到1968年10月初毛主席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开办“五·七”干校之风，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其实，大办“五·七”干校是林彪、江青一伙借用毛主席“五·七指示”迫害、束缚广大干部、群众、排斥他们的权力障碍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动机由王洪文一语道破：“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
我们下放干校时，被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用心蒙在鼓里。宁夏大学在组织“五·七”干校时，造舆论说到干校劳动是光荣的事情，报名当“五·七”战士需写志愿书，去干校时要戴大红花，等等。我当时对于去当“五·七”战士特别踊跃。一是因为“文革”两年多了，在大风大浪中被冲击得晕头转向，身心疲惫，下放干校劳动将会得以解脱；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复课闹革命”的风浪中受到捉弄，想寻找避风港。
“文革”的风总是一股股地劲吹，“文革”的浪总是一浪高过一浪地漫卷。在大办“五·七”干校之前，不知从哪兴起的一股风浪：“复课闹革命。”
红卫兵大学生要“复课闹革命”，让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害怕，因为他们的真心不在于“复课”，而在于“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