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几门课恰有我所教的“作物栽培学”，这门课一般由几位教师接连着讲，排在开头上课的是我同教研组的一位女老师。她很害怕，就赖着我，让我替她先上。我说，按顺序你应先上，你要讲的作物是你的专长。她说：“那也不行，我一想到要上讲台就浑身发抖，真的上了讲台，还不被吓得筛糠？你替我先上，说什么也得替！”她死缠活缠，我被赖得无法，只得替她先上。
为了讲好课，我对讲授内容认真准备，尽量把讲课内容“革命化”。首先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讲课内容，在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段落的内容中都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其次，尽量减少理论内容，增加实践内容，并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第三，在讲述技巧上尽量深入浅出，采用启发式教学。我还在讲课前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征求意见，把要讲的内容，讲课方法等向他们“汇报”，征求他们的“指导”。
我作了这样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心里仍在打鼓，所幸我的课是在第一周的星期三，于是我在星期一、二分别听了两位老师的课，以取得经验和教训。
星期一的课是“土壤学”，任课老师是一位年长的老讲师，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均清白，只属“反动学术权威”。他一上台，先引用了毛主席语录，讲课内容也深入浅出，只是讲得生硬呆板，不敢离开讲稿，怯生生的，不敢越雷池半步。讲了不到20分钟，一位同学站起来发问：“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这学生一带头，愤怒的发问接踵而至，课堂顿时沸腾起来，最后不是质问讲课内容，而是转为批判，批判他是“臭权威”“没改造好”“还在放毒”等。最后的下场是：“滚！还不滚下去！”
星期二上午的课是“肥料学”，讲课老师也属“反动学术权威”的老讲师，他的下场更糟糕，因为只一刻钟，他就被质问、被批判、被轰下了台。
我这时慌了神，手足无措。下一个被轰下台的将是我！心存一丝侥幸的我是青年助教，不是“臭权威”。我站上讲台，心里七上八下，首先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在讲课内容中自以为得当地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在20分钟之内，我站住了脚。接下去，我讲到农作物的抗旱特性，并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作物比喻为站在干旱条件前哨的不屈战士，正当我自以为成功站稳讲台时，一位同学坐在那里用较温和的口吻说：“老师，我们想听的不是作物如何抗旱，而是怎样才能高产，我们需要的是‘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在他的带动下，红卫兵们七嘴八舌，提出了一个个问题，课堂照样沸腾和激昂了起来。但我的下场比他俩好些，一是被批判的时间短些，再是最后没喊“滚！滚下去”，只是说“你下去吧，好好准备准备再讲！”我的下台比他俩稍微体面些。
这次登台上课的遭遇烙印在我心里。造反派红卫兵本无心复课，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人当猴耍了。他们挨着个耍腻了之后，抬起本不愿意粘板凳的屁股，又东冲西撞，闹别的革命去了。
上讲台的遭遇印证了毛主席的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冷。大学的讲台将不再属于我。我虽不是“臭权威”，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诸方面也清白，但仍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去“统治”学校，而是被恣意捉弄，像旧社会的小媳妇被婆婆指来骂去。我何不去“五·七”干校劳动，那里或许是避风港，可以为我遮雨挡风。
那时，自治区直属单位，按不同的机关组成了干校的八个营，分别去不同的农场或农村劳动。宁大的干校属区直机关“五·七”干校第四营，劳动地点在宁大自己的罗家庄农场。我们营的编制是营部之下有两个连，每连有两个排，每排3~4个班。校革委会副主任来宣布编制时，我与医疗系的一位老师被任命为营部政工组的工作人员。这一任命使干校战友们对我刮目相看。我虽非“根红苗正”，但还是沾了一身清白的光。后来我才知道，正是那位宣布编制的副主任（曾是主管校组织部的革命老干部）选来选去，才确定我们二人是最适合人选。
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个个都心情舒畅，兴高采烈，像刚刚从笼子里放飞出来的小鸟。我当然比一般“五·七”战士还要高兴。我俩既是营部对内对外的工作机构成员，又是营长的参谋和顾问，这样高的政治待遇给予我极大的荣耀。我再也不用低声下气走到造反派跟前送检查作检讨，再也不会从讲台上被批判和轰下来了。干校里的战士有的原是造反派，有的原是保守派，现在都一样，他们都十分尊敬我。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笑口常开，走起路来咚咚作响，工作起来更是十分起劲了。
“五·七”战士的生活是紧张的，每日出早操，早操前列队肃立于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早操后有半小时读毛主席著作。早饭后以排为单位，整齐列队，扛着红旗，高喊口号，大步迈向田间参加劳动。下午也是这样。晚饭后稍作休息，集体跳一段“忠字舞”，便是晚间的座谈讨论或集体学习毛选，最后在排长的领颂下向毛主席作“晚汇报”，然后是晚点名。在干校时，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最为频繁的时期，最新指示多在下午7点钟新闻联播时间发布。最新指示一发布，我的政工组同事立即协助各连排集合队伍，我则立即伏案为营长写“欢呼词”。大约15~20分钟后当队伍集合好并点了名时，我的“欢呼词”也写好了。之所以写得这么快，是因为我在政工组主管宣传，有些套话，如“山在起舞，海在歌唱，欢呼毛主席又一最新指示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又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等等早就积累在脑子里了。营长高昂地宣读完“欢呼词”之后，全营列队在夜幕的笼罩下，沿着马路游行，高喊口号，一直游到口干舌燥，腿也走乏了。
“五·七”战士的生活也是艰苦的。特别是刚下干校时，来自医疗系的战友们，大多既是老师，又是医生，那些比手术刀和听诊器笨重的锄头、铁锹、镐头等等怎么都不听使唤，更何况那些女战士，有的身材娇小，手臂纤细，粗重的铁锹、镐头等总与她们较劲，像要把她们扳倒似的。在初冬乍寒之时，我们赤着脚，踏着冰碴儿在挖排水沟。第一脚踩下去，冰冷刺进骨髓，传遍全身。打了几个寒战之后，我们拼了！抡起镐头或铁锹干了起来。其实只有这样，勇敢向前，毫不萎缩，才能战胜这股寒气，浑身热乎起来；相反，越怕冷，越哆嗦，也就越冷。这显然是男子汉的气概，但女战士则不一样，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经期踏着冰碴儿劳动，后来就患下了妇科病。难道她们不会申明不能下水踏冰的特殊情况吗？只能说，这是那时，不是现在，时代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政工组还是有所察觉，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能力，以办壁报、办广播组稿件宣传毛泽东思想等名义照顾了体弱的和怀孕的女战友。这当然是深得私下赞扬的善举。
我毕竟出身农村，自小参加过农事劳动，还有在山东念大学时下放劳动的经历，又有到宁夏后带学生下乡实习和社教期间参加劳动的锻炼，干这些农活儿虽是艰苦的，却比大多数战友适应得快。在他们中间，我体力虽非最强，技术上却是“把式”级别的，这样的综合能力造就了我的自豪，特别是在隆冬12月末割芦苇的战斗中，着实让我骄傲了一把。
罗家庄农场原是宁大农、牧两系的实验农场，有1200多亩农田，几十亩菜园，还有一大片芦苇湖。割芦苇一般在12月下旬进入隆冬季节的午夜至黎明之前，此时芦苇秆被冻得硬而脆，容易被折断。割芦苇在行的方法不是用镰刀，而是用推刀。这推刀前面横着约80厘米长、7~8厘米宽、半厘米厚的一具刀片，其刀口厚而钝，刀片两端各与木柄相连接，而木柄又与手推把手相连接。用这种推刀割芦苇实际上不是“割”，而是用力把它推倒，伴随着身体的起伏和有节奏的猛力前推，就“喳——喳——”的把冻得硬而脆的芦苇齐着冰面一片一片地推倒。这种活儿既靠身体和手臂有力，更靠巧劲。我开始不行，只推了几下子，就累得浑身冒汗。练了几天，逐渐摸到了窍门，得心应手了，内心高兴得像是掌握了一门艺术。能有这种艺术的，全营战士屈指可数，就是当时的农场工人，也不是个个都能。那割芦苇的战斗场面，虽是在漆黑和冰冻三尺的深夜，看不清人影，只听着此起彼伏的“喳——喳——”声和一片片芦苇倒下的“沙——沙——”声，你偶尔走近某个战士（他或许只能用镰刀），隐约可见他脸上、军用式棉帽顶上正冒着汗气，你就可以体味到这场面是何等热火朝天了。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劳动生活是很艰苦的。可在当时，却并没有感到苦。相反，却感到解脱、轻松、自在。因为似乎离开了“文革”浪潮，离开了武斗场面，没有了派性斗争。造反派与保守派混在了一起成为亲密战友，在共生活同呼吸的朝朝暮暮里，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当然，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可作为避风港，因为阶级斗争的风浪可席卷每一角落。在我们劳动场所，还有另一支队伍，他们不属于我营编制，是全校“牛鬼蛇神”队伍，他们被监督劳动，“早请罪，晚谢罪”。还有我们营内新产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或因为写错了某个字组成了“反动标语”，或因为喊错了口号形成了“直接攻击”。例如，二连有个原是宁大管组织的处级干部，在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中，把“美帝必败，越南必胜”的口号喊反了，成为“美帝必胜，越南必败”。这一“现行反革命”的出现，成为我营的爆炸性新闻。免不了的是天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我们两个政工人员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息事宁人。批判了几天，劲有些松了，我们通过布置新的学习任务转移了批判。
“文革”的风浪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当我们在干校度过1968年的严冬，期待1969年早春之时，新兴起的一股风浪把宁大全校教职工都卷到青铜峡县（今青铜峡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部队下放后不久，我们这些早先下放到农场的“五·七”战士，可能是因为不够“三同”的原因吧，也随之被下放到青铜峡，但保留了区干校第四营的编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
说起“三同”，我感到莫名自豪的是，我们干校四营的伙食一直是办得顶呱呱的。刚下干校时，营里配有一人专管生活和伙食，他与我们政工组二人是好友，什么事都商量着办。因为下干校时只提劳动，没提“三同”，我们就自己开灶，学校也配了一名炊事员。但近200人吃饭，一名炊事员不够用。我们商量了个办法，决定各班战士轮流下伙房，买菜、做饭和伙食账也轮流管起来，炊事员师傅只负责技术指导。这样无形之中产生了比赛的效果，各班都在暗暗表现自己饭菜做得又好吃又干净，花样翻新又节省了伙食费。各班改善伙食的主要方向是增加菜的数量和花样。每隔一二天可吃一次肉，虽然常常是最便宜的猪头肉；有时还能吃上鸭子，而且有些奢侈，每人都是半只，可以开怀美餐，大快朵颐。这样，有限的粮食定量加上花样翻新的足量蔬菜，使“五·七”战士在重体力劳动下保证了身体健康。入冬时节，个个在劳动、伙食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出落得黑黝黝、红扑扑的，健康有神。
下放到青铜峡县之后，我们仍然自己起灶。原因是下放晚了一步，全校下放的人多，没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可让我们去同吃，就带上了炊事员和灶具，垒灶做饭。这虽缺了“一同”，也不敢经常吃肉，只能在农村收些鸡蛋（此时城里仍是定量供应）。菜少了些，就在主食上改善花样，有时还炸油饼子。好的伙食继续保持了战士们在繁重体力劳动时足够的体力。因为下放到农村与在农场时不一样，早晨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肚子里没垫底怎抵得住寒冷与重体力劳动双重侵袭！我们“三同”得不彻底，好处是保住了身体。干校四营的战士们下乡后很少有人得病，也就没人追究“三同”是否彻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