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上述三条重要经验，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里，虽然林彪妄图篡权，在他的授意、指挥下坏人当道，群魔乱舞，把全国搞得民不聊生、乌烟瘴气，但我们时时不敢忘记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高瞻远瞩，不敢忘记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要作为第一条来突出。而工宣队是“党”派来的，秉承了“党”的旨意，他们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作为第二条来书写。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断总结，并在实验班接近结业时，不失时机地把上述五方面的基本经验写成总结报告，向宁大第一分校领导以及校本部领导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第一分校和校本部的领导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这让我们舒了一口气，其实我们不求表扬，只求在“教育革命”试点中不犯“穿新鞋走老路”和“方向路线性”的政治错误。
作为个人，我不仅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口头表扬，还受到了实际奖赏：出差。在实验班的工作即将结束时，大概是为了下一步更深刻的“教育革命”吧，学校派我和一名工宣队师傅到北京、上海、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市与兄弟院校交流“教育革命经验”。在那个年代，能受到学校领导派遣出差外地，是极荣耀的事情。我在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离开了宁夏初冬的冷凉，走向想象中温暖如春的南方。
走出了家门，与兄弟院校交流，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外地的兄弟院校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校的教育革命经验大加赞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地处边陲、名不见经传的宁夏大学，竟能有这般振聋发聩的好经验，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边远落后的宁夏，“文革”中的每一步都不会走在全国的前头，都是北京、上海等地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方才兴起；外地的劲儿败下去了，我们才达鼎盛。这正如巨浪向前推进时力度递减一样，所以宁夏的局势总相对稳定些。我校的教育革命试点与其说是先走一步，倒不如说是沾了局势相对稳定的光。
那时全国的农业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灾区，处于一片混乱和凋敝的景况。南京农大是农业部属重点大学，1958年没有响应毛主席号召彻底搬到农村去，这次赶上了发生在“文革”中的全国农业院校第二次下放搬迁，比较彻底地搬迁到江北农村，校部只留下些老弱病残。我们不知这种情况，进了地处南京市东陵的农大校门，校园里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只有路旁、楼前那些常青类树木，虽未受到园丁、花匠的浇灌和修剪，却依然伸展着绿油油的枝叶，显出一些生机，这与接待我们的学校留守组织头头的精神面貌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既然到了这里，有组织接待我们，当然是郑重其事地托出了我们的全盘经验。经验交流之后，他们连连感谢我们的“传经送宝”，称颂我们是他们的楷模，因为至此他们还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到了河南郑州，走进河南农大校门。与南京农大一样，空荡荡、死气沉沉的。问后得知，这所学校也是乘“文革”之风迈大步，“两步迈到许昌去”。我们再无心去找人接洽，在校园内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我们又去了浙江杭州市。从西湖边上掠过，进了浙江农大的校门，是造反派的头头代表学校接待了我们。这倒让我们感到新鲜，因为别的地方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实现“三结合”了，这里仍是造反派头头说了算。当然，这头头也说了，学校的老干部不肯、也不敢站出来，军（工）宣队的人不了解学校，也不往前站，学校处于群龙无首的乱糟糟局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主人的接待下非常详细地作了汇报，当然也受到了“传经送宝”之类的赞扬。
最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到访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那里被盛情接待了三天。这所大学在文革前就为毛主席所肯定，宁夏大学在1965年曾派两名教师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不花家里的钱；而学校办学，也如毛主席所称赞的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一分钱”。师生们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吃的所有饭菜都是自己的劳动果实。师生们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看到伙房里摘菜的人没有丢弃一片绿的菜叶，甚至半黄半绿的菜叶也要掐下那绿色的一半。
江西共大赞扬了我们的经验。而让他们更感高兴的是，我们不远千里，从边疆地区来到这里“传经送宝”，并学习由他们在全国首开半工半读先河的办学经验，这使他们增添了一份荣誉感。
离开共大前一天的晚饭后，学校一位专门负责接待外宾的老师带着两位女学生来看望我们，并送来了一脸盆刚蒸好的红薯。寒暄之后，女学生掀开脸盆盖子，殷红的、清香的、热气沁人肺腑的红薯，皮儿没有一点破损。由于发自内心对共大师生劳动果实的珍惜，吃红薯时我们没有剥皮，而在座的师生也并没有提醒我们剥皮，想必是我们的吃法符合了他们的常规吧。
共大师生的艰苦朴素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接待我们的那位老师身穿的一件夹大衣，竟有30个补丁，有的地方是补丁摞补丁。他介绍说，共大的师生出差去南昌市，市民看到他们黝黑的面庞，健壮的身体和穿着的朴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共大的学生。我问那位老师说：“您是上海人，回到上海时，还穿这件夹大衣吗？”“对啊，艰苦朴素是美德，不是丢人的事。”我当时顿觉失言，暴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艰苦朴素的道德情操上，我矮了半截。在那个年代，穿带补丁的衣服是司空见惯的事，我自己不也穿吗？但我的低矮，是因为我很在乎此事。那位老师是无比精明之人，他通过我面部显出的一丝尴尬洞悉了我的内心世界，机敏地转换了话题：“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建议你们徒步翻山，用一天的时间，爬过我们背后的山峰，就是井冈山。毛主席、朱总司令当年会师的地方，怎么说也应该去看看。”我又从侧面瞟了工宣队师傅一眼，他仍木然不语，我立即明白，接着说：“我们下面取经的任务还紧，得赶紧上路奔下一所学校了。”其实我内心里是矛盾的，我想去，但工宣队师傅不表态，我说要去，在政治上容易上纲上线的年代里，这次出差就不是交流教育革命经验，而是授人以柄，轻者说你居功自傲，忘乎所以，以取经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弄不好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性难移”的帽子。
我们按出差前呈报学校批准的行程计划走完了全程，回到学校时，已是冰天雪地的寒冬季节。其实，这次整个的南方之旅，使我深深感到那冬天之外的肃杀冷清。虽然，我们到访过的只是十几个省市的高等农业院校，但它们代表着当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代表着整个国家的面貌。祖国的各行各业，犹如经历严霜的草木，一片凋敝；祖国的万里江山，在隆冬寒雪覆盖之下，失去了生机。我虽然把这次由外省兄弟院校取得的“经”，以及他们对于我校经验的赞扬等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领导满意，实验班教育革命试点工作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但我却难以因为领导的表扬而有一丝的高兴。相反，在脑海里，依然是寒风的翻卷，是风吹败叶的飘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雪地玄冰。我常常禁不住打起寒战。啊，冬天，严酷无情、一片肃杀的冬天！
但是，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3.科学的春天
在1970年实验班教育革命试点的基础上，宁大第一分校请示校本部批准，在“教育革命”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开门办学。当时分别在引黄灌区的平罗县和南部山区的固原县就地招生，就地培训，各招生30名，学制一年。教学上基本采用了实验班的经验，所不同的是走出了校门，教师们也常常住在教学点上。那时，老师们在学校憋闷了多年，都想教书，试试自己的身手，所以个个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下到点上。我没有被派去，心倒静了下来，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历史赋予我重任，国家给予我厚望，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我应当有什么成就？这时，我既想到教学，也想到科研，教学与科研应是大学教师的双腿，有双腿才能走路。在教学上已有了多年的实践，内心里暗暗涌动着一个愿望：我要在科研领域里有所成就！
在天天学《毛选》的年代里，《实践论》的观点对我影响至深，我得益于它的正确指引，在科学研究上首先慎重选题，作好起跑前的准备。我打算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了解当前农业生产的状况、存在问题、实际需要等。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选择某一最迫切需要，我又力所能及的课题。为此，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又下到我1964~1965年两次带毕业班生产实习的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驻点。我吃住在大队，蹲点于回民聚居的第三生产队，从春天种小麦之前下乡，直到秋收打碾入库之后才结束。这段时间像农民一样，没有星期天，每日两餐。每隔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因为头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下乡驻点不敢忘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争取“脱胎换骨”。在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中结交农民，与那些较年长、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交朋友，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和优秀品质。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劳动上我体力不及他们，技能上则可与一般农民相比。就以水稻插秧来说，这是女社员们的专长，我可以达到她们的中等水平。站在田埂上的农民“把式”们常称赞我插得又快又直又合格。
我以古城大队为点，掌握了宁夏引黄灌区各种农作物的生产全过程和基本经验。除此，还深入研究了两个课题，一是春小麦高产经验，这是古城大队老农经验的总结；另一属理论研究性质的，我研究了水稻幼穗分化全过程两个周期，写出《水稻幼穗分化初步研究》论文，刊于《宁夏农学院学报》创刊号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宁夏在水稻幼穗分化方面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我以后研究春小麦幼穗分化起到了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在下乡驻点时，宁夏农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于1972年正式成立挂牌。自此，农学院脱离了宁大，成为与之并列的厅级单位。虽然免不了一番隆重庆祝，但我那时正忙碌于乡下的调查记载，没有参加庆典。
有了两年下乡调研的基础，我选择了“春小麦高产研究”这一课题。春小麦是遍布宁夏山川的最主要作物（水稻只种在宁夏引黄灌区），但产量却低下。从1973年开始，我住在学校的实验农场专门从事春小麦的科学研究。
此时，全国的“文革”已接近尾声，但极左思潮仍是主流，到处泛滥。学校的老师们早已厌烦了“文革”，唯恐避之不远，所以不是下到农村教学点，就是下到实验农场基地。到农场搞科研成了教师们的自觉行动。我是下农场最早者之一，与教研组的几位同仁组成了研究小组，设立了春小麦高产试验，以及密度、肥水、品种等各种试验，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文革”成了身外之事。
经在乡下两年的调研，又经两年的实地试验，在1974年，春小麦高产研究获得巨大进展，我们在学校农场的两块春小麦高产试验田的平均亩产都突破了千斤。正巧打场的那天学校的领导去农场视察，这领导深入实际，参与打场、监视过秤，确认我们的产量是可靠的！
这一产量结果轰动了全校，也轰动了全宁夏。因为这是宁夏春小麦第一个亩产过千斤的记录，是对宁夏春小麦产量历史性的突破！它破除了人们对于春小麦千斤高产的迷信，显示了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生产的巨大潜力。因为在此之前，引黄灌区春小麦的亩平均产量一般在300~400斤，高产田也只500~600斤。
我们创立了春小麦的高产记录，还总结出千斤高产的技术体系。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们都会确定一块高产试验田，请自治区业务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有关专家现场验收，反复验证了千斤高产及其技术体系的可靠性。试验农场的气候、土壤、肥水等自然和生产条件在宁夏引黄灌区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的高产记录和技术体系对于整个引黄灌区的小麦生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卫县东园公社沙渠大队和国营连湖农场等单位相继出现了春小麦亩产的千斤记录。
研究成果首先得到了自治区农业厅的肯定，1977年获得农业厅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1978年1月自治区科学大会上，我们的研究成果荣获重奖（那时我国尚未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该年，兼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副总理视察宁夏时，自治区科委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重点汇报。方副总理惊奇在塞外会有春小麦千斤高产，大为赞扬。在自治区科学大会之后，我受到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联名表彰，奖状上赫然写着“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1978年3月，学校推荐我作为宁夏农学院唯一的代表、自治区30名代表之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次群英会。出席这样的大会，并亲自聆听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是一生中享有的最高荣誉。大会开幕那天，代表们的座次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的。我得益于王姓的笔画少，被排列在人民大会堂一楼的第四排，还是中间的位置，有幸近距离亲眼看到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乌兰夫、纪登奎、方毅、王兆国、陈慕华、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