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秋叶初红
1969年10月8日，北京发出了个“林副主席一号令”。这是林彪一伙阴谋策划，以“备战备荒”为名把妨碍他们篡党夺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清除出北京的反革命行动，却使学校也受到牵连，宁大教职工除了老弱病残、实在走不动的，都被“疏散”到地处银川市之南28公里的永宁农业学校。小小一所中专学校，要容纳一所大学的教职工，没有那么多的房子可住。好的还能一家人拥挤在一间砖砌的破窑洞里，差的只能住大教室，把它用木板隔成几家。住在大教室的人家别说是“鸡犬之声相闻”，就是咳嗽一声，邻居都可听见。入冬之后，家家用煤炉取暖、做饭，室内乌烟瘴气，煤烟味、饭菜味、小孩子的屎尿味……真是五味俱全。
宁大的教职工在这里拥挤了半年之后，自治区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大部分教职工搬回宁大，而把农学系与畜牧系与永宁农校合并成立宁夏大学第一分校。我由教材编写组回校，直接回到这个第一分校。与教育厅领导吵架把我要回到学校的那位领导坐上了宁大第一分校的第一把交椅。
我回到宁大第一分校，似乎身价大有提高。一则因我曾是教育厅中学教材编写组的负责人，工作搞得很不错，受到褒奖和留用，名声在外，是学校领导三番五次硬把我要回来的；再者，还是前面说的那个原因：我虽非“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却是一身清白，这样的人在宁大很难找。我回校不久，就被委以重任。
受“文革”的冲击，1966年全国所有大中专学校都停止了招生，到1970年春天我回到学校时，学校里只有教职工，没有学生。因为包括“文革”前招收的学生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
学校没有学生，就没有生气。所以从1970年开始，就在宁大酝酿教育革命试点。这试点首先选在第一分校的农学系，打算招收一个班30人，叫做“实验班”，学制一年，从1970年的春天到冬天。按上级指示的精神，招收的学生应有丰富实践经验，所以进来的学生一部分是大队的书记、大队长、会计，也有部分是生产队干部，其余是贫下中农。学生们全来自学校所在地的永宁县。我回到学校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只剩下搭建“实验班”的工作班子和组织教师备课和上课了。
因为“全国学解放军”，实验班也按解放军编制，建制一个连，我被任命为连指导员。一名曾是造反派的老师任连长，连部只配备了一名秘书，他是比我二人年长的老教师。在一分校的直接领导下，由分校工宣队“掌握着方向”，我们三人负责实验班的工作运转。显然，我作为实验班的一把手，在一分校、乃至全宁大是有影响的，因为这是宁大教育革命的第一个“实验班”，更是一分校的掌上明珠。这时的我，已不是当年挨批斗、低头向造反派作检查的样子了，内心有扬眉吐气之感，并憋足了劲，决心一试身手，好好干一场。但我在外表上极其平和稳重，凡大事皆请示校领导和工宣队。我与连长由工作上的配合默契，发展到思想交心，很快变成了朋友，我家住银川城里，不常回家，周末常在他家里蹭饭。
我们举的是“教育革命实验班”的旗帜，进校的学生也备受瞩目，成了天之骄子。我们选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效果最好的老教师上课，包括在“复课闹革命”中曾被轰下台的一位，当选的老师自然是受宠若惊。这些老师自“文革”一开始就没上过课了，他们想要把憋了四五年的劲儿和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那还计较什么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差别？人人都喜笑颜开，个个加班加点备课到深夜。他们没有顾及到这些学生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只怀着热烈的愿望，把自己满肚子的知识都奉献出来，一定要把这些学生教好！
但是，受到时代的限制，要回到正常的教学谈何容易！“文革”的大动荡、大风浪虽已过去，全国却似乎仍阴云密布。正当我们满腔热情地希望这些淳朴的农民学生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的时候，“文革”干将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战线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笨”。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即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
在这样的形势下，教师的拳拳教学报国之心与头上压着的沉甸甸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激烈矛盾。教职人员要倾全力把学生教好的愿望与这些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气势猛烈碰撞。我们日夜担心自己会“穿新鞋走老路”，更害怕被弄成“方向”或“路线”上的政治大问题。就是一分校的领导们，也都是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我和连长、秘书三人天天聚在一起，朝思暮想，煞费苦心，一心想的是怎么才能不走“老路”，怎样才能不授人以柄、让人把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当猴耍了。
我们三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并请示学校，达成共识。
我们的共识是：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加强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绝不能只坐在教室里上课，要到实践中去，到农村火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洪流中去！
我们怀着这样的共识，又捕捉到一个自天而降的机遇。那时，兰州部队新调来一位鼎鼎大名的司令员，他就是中将皮定钧！兰州部队属于大军区，宁夏军区受中央军委和兰州部队双重领导。皮司令员常来宁夏视察，我们也很快知道了有关皮司令员的卓著战功和逸事，特别是他曾救过毛主席的命。在1955年授军衔时，初始的名单上他是少将，而毛主席批示“皮有功，少晋中”。我还有幸听过一次他在银川市红旗剧院所做的报告。他上讲台一坐下，就命人把要给他录音和照相的设备统统都撤下去，说：“我不过随便讲讲，不是作报告。”这位皮司令员没有高干的派头，态度和蔼可亲，常常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在老百姓眼里，他与那个“康3两”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作为大军区司令员，却出人意料的特别关心农民，关心人民的生活。在1970年春天水稻生产的备耕阶段，他提出把福建省（他刚从福州军区调来不久）的成功经验“水稻卷秧技术”移植到宁夏来。他不仅出面说话，还与福建省联系好，由宁夏派了一个农民代表团前去学习卷秧技术。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立了福建与宁夏两省的对口支援关系，其实早在20年前，皮司令员已首开先河了。皮司令员要在宁夏推广水稻卷秧技术，这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遇，我们一致兴奋地要背靠这棵大树！
我们对实验班首先进行了课堂教学，请学有专长的教师讲解了水稻的基本知识，并着重讲解了水稻秧苗的生长规律和中国已有的各种育秧方法和技术，然后乘着农民代表团由福建回来大力推广卷秧技术的东风，把实验班的学生全都派回到他们的生产队去，任务是建立自己的实验地，实打实地培育水稻卷秧，并借此在全队或全大队推广卷秧技术。
这在学生们的双肩压上了重担，更是对老师的严峻考验，因为在这项技术面前，谁都是小学生。如果成功了，将是宁夏育秧技术和水稻生产的一场革命，因为育秧技术若改变了，宁夏的水稻可早育早插，延长生育期，大幅度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
水稻卷秧技术的育秧周期很短，学生们开始自己的实验之后半个多月，成败便见分晓。开始，大多是失败了，只有少数人基本成功。老师们并不是站在学生后面看，而是脚踏实地的参与，与学生一道体味失败的沮丧和成功的喜悦。但老师胜学生一筹的在于有深厚的学识积淀，又善于比较、分析和总结。他们天天回来交流、争论、总结，终于摸到了规律。最后，学生们还是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一个个都成功了，这使学生们不得不对老师们刮目相看。
在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喜悦的同时，我们获得了农民的肯定、县上的信任、自治区业务行政部门的好评。自治区农业厅赞扬我们是“第一炮打响”，永宁县也成为全区推广水稻卷秧技术的样板县。
成功之路让我们在“教育革命”方面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面向生产，在实践中学习、总结、提高，由实践到理论，让理论再指导实践。在那天天学《毛选》、背诵“老三篇”的年代，我们学习和践行了毛主席《实践论》的教诲，心里踏实了。我们曾担心再次被学生轰下讲台，现在却在辽阔的“实践—理论—实践”的大讲台上站稳了脚跟。我们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学生们此时似乎忘掉了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当他们在课业和实践上遇到了难题时，能虚心请教有关老师，老师们则诲人不倦地倾其所有，教给学生。师生之间从学识上的交流，逐渐发展到感情上的融洽和友谊。
上面说的是实验班第一单元的教学。在此后以小麦为主的第二单元和以水稻大田生产为主的第三单元教学中，我们运用并发展了第一单元的教学经验，又在入冬之后进入了总结提高、使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第四单元教学，还好，一路走下来没有犯“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
当然，在那个年代，教育上的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北京有“四人帮”（虽有其实，当时还无此名）一伙对学生的教唆。学生们则深受其害，要“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也时时记起了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虽不敢像造反派红卫兵那样狂妄地捉弄教师，却总也不甘心与老师平起平坐。但是，我作为解放军建制的连指导员，这时的我，已不是从前的我，我对学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和教育责任。
不妨讲两段小故事。
有一次，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玉米地锄草劳动，与我并肩的一个学生指着一株植物好奇地向我发问：“老师，你看这是什么草？”我一看，知道这是学生在考我。他大概受到迟群、张春桥一伙的蛊惑，认为我们这些教师真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在黑板上种田的书呆子。我就说：“按说这不是一棵草，是一株胡麻，但在这玉米地里，它就属于杂草，应把它锄掉。”接着我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杂草吗？”他茫然。我以教诲的口吻说：“农田里凡非目的栽培的任何植物均称之为杂草。”我虽然软软地教训了他，但心想：学生对我竟敢如此，对别的老师又不知是何等放肆！但是，我且忍了。
还有一次，我和连长、几位老师带全班学生去一个著名的国营农场参观学习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上午参观结束时，我布置全体学生到农场的大会议室作参观总结。农场的领导对我们很客气，早早在会议室的讲台下放了一些大西瓜。不料学生们一进会议室，十几个学生你争我抢，每人抱了个大西瓜坐在座位上，台下的西瓜一抢而空，只等总结会议后分食。我进门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下可让我逮了个正着，站上讲台，劈头盖脸一通训话，不留一丝情面。从他们的行为和形象，再分析他们的思想，有理、有力地足足训了20分钟，直训得他们哑口无言，灰头土脸。他们再也没脸去吃西瓜，乖乖地放回原处。午饭后，一位老师悄悄对我说：“你胆子可真大，敢训这些学生。”我说：“怎么的？全国学解放军，我是连指导员，是全连的首长，我不管他们还有谁敢管？”其实这些老师内心里是满高兴的，因为他们总算借着我出了一口气。我的这次训话，客观上是对迟群、张春桥一伙的叫板，可当时并没有、也不敢那么想，只出了多年来闷在心里的一口气而已。
“教育革命”事业上的收获，与我家庭幸福的收获相伴而行。在这一年的7月10日（农历六月初八），我的女儿出生了。我平日虽工作上忙忙碌碌，周末常不回家，但女儿即将出生的那几天，我在银川市里为实验班办事情，住在家里。一天半夜，妻子感到临产前的阵痛，我们立即起床。我让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上面连一点东西也没有铺，推车往市医院走。走了一阵，我说，大街上寂静无人，咱们骑上走吧。我上了自行车，带她一直骑到市医院门口。现在想起来，当时是那么的大胆和鲁莽。
这次，我为女儿的出生算是做了点事，我一直在医院等着，到天亮时她哇哇登场，来到了人间。我喜出望外，啊！我又有了女儿！现在我儿女双全，令人羡慕。我在家侍候了三天，忙前忙后，不感到一点累，算是尽了一点为夫、为父的责任。
2.冬日霜花
在办实验班的过程中，从教学上我们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
第一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用《实践论》的思想改革旧教材、改革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这是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
第二条是面向生产实际，遵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教育过程，这是教育革命的新路子。
第三条是以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为主线，使“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作物病虫害防治学”等各科按农事季节，因地制宜、密切配合、合理安排，穿插形成一个教学整体，成为“一条龙”式的教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