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双肩挑
1977年，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划时代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在邓小平的力主之下，恢复了被“文革”延搁长达12年之久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开始通过高考正式招收学生了。邓小平指示后，经过了几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招收的新生入学时，已是该年年末的隆冬季节。但在学校里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到寒意，而是漫溢着春的融融暖流。入学的新生们仰着阳光般灿烂的笑脸；老师们忙里忙外，像迎接最高贵的客人一样迎接他们新一代的学生。这时的我，也是高高兴兴，忙着整理科研数据、撰写科研报告，准备参加该年冬季的全区科学大会，忙着为新生备课，忙着……
1979年秋，我任农学系副主任后，主管教学工作。这时的学校里既有历年通过“基层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又有通过高考入学的新学员，教学管理工作十分复杂，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
我是学校里最早成为“双肩挑”的干部之一。我既要肩负着全系的教学管理工作，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还要肩负着讲课和科研任务，讲课任务不比一般教师少。在科研上，每年都承担自治区科委下达的几个研究课题，作物生长季节忙于田间观测和室内研究，作物收获季节之后忙于试验总结和明年新的研究计划的制订。那时的学校还没有提出“工作量”的概念，更没有按工作量计酬奖金，实际上，我双肩上的担子要比一般教师沉重得多。
肩上的担子压得让人吃不消，常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办法只有一个：减少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工作，一天顶两天用。所以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周末也很少休息。学校所在的永宁县王太堡离银川市56华里，当时学校在周末没有班车送城里的教职工回家，我大约一个月才骑自行车回银川休息一天。后来，常与家住城里的老师们三五结伙，周六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周日下午或星期一大清早骑车回学校。冬天周一大清早骑车回学校很苦很累。我们赶在上班时间之前到校时，每人的胡子楂上，掩耳护腮的棉帽边上都结满了白霜，我们相互对看取笑，说人人都是圣诞老人！后来，学校每周六派一辆三轮汽车送我们回银川，但只送不接，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三轮车上，以便于在星期天下午或周一清早骑车回学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才发班车接送家在银川的教职工。但无论是三轮车还是班车接送，我都不是常客。我的备课工作、科研任务和部分行政工作，还要依靠休息时间加班完成。
谁能忘记家庭的温馨？谁不喜欢在工作之余的晚上或周末与孩子们一起玩乐？把天伦之乐放在一边，一心只顾工作，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叫做“冒傻劲”。是啊，我亏待了家庭，亏待了子女，在一定意义上说，我所多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是以牺牲家庭的温馨、尤其是牺牲妻子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为此，我至今仍感十分内疚。
我在副主任的位子上干了六年，1986年春天，我被任命为系主任兼小麦研究室主任。小麦研究室是与各系并列的处级单位，也是自治区第一个在高等学校中单列的科研机构。
农学系是当时全院最大的系。在我当副主任期间，正是宁夏人才动荡，纷纷调离，“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我系近百人的教师队伍，飞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杭州、济南等各大城市的均有。飞不到东南的，调到了银川城里。到我当主任时，剩下不到80人。我上台发表“就职演说”时称为“八十万大军”，说“我不求有大作为，如果能进一步把农学系办好，保住这八十万大军就心满意足了”。
在系主任的位子上，我更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上任时许下了诺言，保住农学系，不要让人走楼空。其实，在那个人心浮动“人往高处走”的年代里，单凭我一己之力，这个诺言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时全国形势已非同以前。知识分子解放了，敢说话了，敢有所作为了。他们看到内地先进省市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生活待遇优越，不满足宁夏的落后和在宁夏的默默无闻，想跻身先进省市去一试身手。说实在，这些教师中的不少人原本就毕业于名校，身手不凡，只是在那个年代，因为家庭、社会关系或莫名的什么问题而被“发配”到这里。（我自己不就是这样吗？）现在，那些“问题”都被远远抛开了，如释重负了，他们要求调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不调走留下的也不是窝囊废，农学系原本就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之地。我保住农学系的诺言实现有困难，却并非不可实现，作为系主任，站的高度不一样了，就有了全局观念。我心中的大目标是人尽其才，给老师们加担子，让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更上一层楼，并走在全校的前头。
我把这个目标藏在心里，多次召开系委会（由副主任和部分知名老教师组成），反复商讨，达成共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第一项重大举措是修订教学计划。学校的教学计划像是学校的一部法规，一旦确定，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都必须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可随意修订，必须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经学校批准才能进行修订；修订之后，还需经学校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教学计划事关重大，它规定了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途径和方法以及所授课程的门类和内容要求等等。
在我主管农学系和全院（1991年后）的教学工作过程中，曾进行过三次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
第一次是我当农学系副主任时。那时，正当恢复高考不久，“工农兵学员”还留在学校里“上、管、改”，被“文革”所破坏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四人帮”所遗留的腐朽、污秽的东西仍然在腐烂、发臭，侵害着教育阵地，把大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大问题。所以我一接管全系的教学工作，感到当务之急是修订教学计划。那时全校上下都十分重视对通过高考新招大学生的培养，农学系作为全院的试点对教学计划进行了修订。与其说是“修订”，不如说是“制订”，因为从1970年的“实验班”到1977年招收最末一届“工农兵学员”，全校哪个系都没有一个正规像样的教学计划，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制订新教学计划的宗旨是要与“读书无用论”等“文革”的流毒彻底决裂，把学生培养成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问题的新型高级农业技术人才。为此，在课程门类设置和教学内容要求上规定了“三基本”，即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原则。
我当系主任后，对教学计划进行了第二次修订。这是第一次修订（制订）之后经过几个教学循环实践验证后的再提高。这次我们按照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对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强调热爱祖国、为祖国四化服务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理论基础和“一专多能”。课程设置门类上增加了“电子计算机”“专业英语”等新课程，加强了“基础英语”和数理化等课程。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要求加强理论基础，又要加强实践环节达到“一专多能”，似乎在时间上会发生矛盾。我们通过教学安排解决了这一矛盾。例如，过去的毕业生产实习是安排在学制四年的最后一学期，即春季和夏季，宁夏的任何农作物都不能完成一个生长周期，学生实习期间以农作物所作的试验研究都得不到最后的产量结果，毕业论文只能应用预测的产量结果，会有较大的误差，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修订的教学计划把毕业生产实习安排在三年级下和四年级上由春至秋的时间里。重要生产季节下实习基点，其余时间在学校上课，同样在实习基点四个月，却基本经历了当地各农作物生产的全过程，用任何作物作科学试验，都会获得最后的产量结果。这样，可供学生选择做试验的作物多了，还使老师们所主持的各农作物的研究课题都能与学生的毕业论文相结合，既加强了对学生的指导，又对老师的科研工作有所帮助。另外，面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从理论上提高和加深，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都大大提高。
第二项重大举措是编写新教材。我国的高等教育界，经“文革”的折腾，1977年恢复高考的新生入学时，没有正规的教材，“文革”前的旧教材又不能拿来就用，真是措手不及，只好东拼西凑，聊以为继。到我当系主任时，拼凑教材的运用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加之我系不少课程都由学术造诣颇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讲授，具备自编新教材的基本条件。何况高等农业教育有其自身特点，许多课程，尤其是专业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即使有全国统编教材也不可照搬照用。因为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很强，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和作物种类很不一样，只有结合地区特点编写出适合当地的新教材，才能达到教育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目标。
当然，在新教材的编写上，只能量力而行，不可“全面开花”，我们首先在两门专业课和几门专业基础课上一边编写一边试用。虽然课程门类不多，却对各课程针对当地特点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起到了全面推动作用。
我们的新教材编写，应该说是走在了全国农业高教的前头，也积累了经验。后来，我系不少教师参加了不同门类课程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为全国农业高教作出了贡献。这些教师因而在全国小有名气，有的当了不同学科全国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等职；而在宁夏，则是这类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等。
第三项重大举措是广泛开展学术活动。那时的宁夏农学院虽地处边塞，在全国却并非名不见经传。例如，在春小麦科学研究方面，可谓成就斐然，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独树一帜。宁夏农学院小麦研究室因此成为全国性研究机构“北方小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之一。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也在银川市召开，由小麦研究室承办。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开始是北方各省市农业高校的知名教授和研究人员。李焕章（山西农大）、梅楠（北京农大，今中国农大）、余松烈（山东农大）、毕桓武（河北农大）、翟允禔（西北农大）、胡廷积（河南农学院）和黄敬芳（宁夏农学院）七教授是研究会的发起人。后来，我国南方各省如安徽、广东、湖北、四川、云南等也都参加了进来。学会的年会两年一次，轮流在各省市召开。除了成立大会，后来又在宁夏召开了一次年会。学会召开时，专家云集，是开展学术活动的难逢良机，我利用这两次会议，请各地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作为发起人的七位教授大多在我系作过1~2次学术报告。那时全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学生们初次听到著名高校的大教授们作学术报告，像对盛事一样隆重对待，犹如过节一样高兴。
我还利用其他机会请外地专家和区内著名学者作学术报告。另外，凡我系外出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教师，回校后也专门向部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介绍学术会议情况、近年研究成果等。我系学有专长的老教师，也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在全系作学术报告。而无研究成果的青年教师，则要求他们每年写一篇读书报告，有一篇译文。有时为青年教师举办读书报告会。总之，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使全系的学术气氛活跃了起来。
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因为这时已彻底推翻了“四人帮”的压迫，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羁绊，获得了思想解放的教育工作者乘风破浪前进，信心百倍地迈向美丽而广阔的前景。我系的教师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我们的学生从来没有这样昂扬向上，社会各界从来没有对教育事业这样充满希望。我当系主任之初许下“保住农学系”的诺言时，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现在我心里踏实了。是祖国的大好形势，是教育界的蒸蒸日上为我们实现了这个诺言。何止是农学系，何止是宁夏农学院，何止是高等农业教育，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都起死回生、蓬勃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