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十分感慨的是那时教师们的奉献精神。那是真正的、忘我的、不图任何私利的奉献，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加重任务不叫苦。就是把双重的任务压在教师的肩上，哪怕是在繁重的科学研究和田间试验中风里来雨里去，他们从来没有怨言，反倒认为这是发挥才能、为国尽力的大好机遇；二是不计较物质待遇的菲薄。那时的工资低，物质生活水平低，鸡、鸭、鱼吃不上，甚至没见过海参、鱿鱼是什么样。我的工资在全系具有代表性，属中上等水平，1990年时拿到每月250元。那年，与我阔别30余年的二姐从东北来看我，她万万没想到当了30年大学教师的弟弟只拿这么点钱！她本想大学教师地位高，挣的钱一定花不完，却看到了我们除了生活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说也奇怪，我和全系的教师一样，并不议论工资低，从不抱怨生活苦，工作上却是各个奋勇，人人向上。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处于苦中不觉苦，更不叫苦，而忘我工作；奉献就是不想回报，不计报酬；奉献就是把自己融入社会，做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奉献就是脱离一己私利而为着社会整体去不懈努力！
到1989年秋，农学系的教学改革成果已显露出来，我主持全系进行了认真总结，向全院中层干部大会作了汇报，并被评为全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同年12月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全区第一届优秀教学成果颁奖大会”上，我们的成果荣获二等奖。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亲自出席颁奖大会。我作为获奖代表从他手中接过嵌有奖状的大镜框，还与自治区领导们合影留念。这是自治区教育界空前隆重的一次颁奖大会，我无比兴奋，无比激动，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得了奖，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成果获得了肯定和鼓励。我为这成绩里面有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汗水而自豪。
1982年春，“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入学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此后，我们的历届学生陆续走向工作岗位，但总是供不应求，以至每年毕业生分配之前，宁夏农科院、农业厅等单位都找上门来要学生。从社会上反馈来的信息更令全系教师高兴和激动，因为对我们的学生评价很高：“他们既有理论，又能实践，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没有大学生架子。”……如果说我们所获得的优秀教学成果奖是根据文字资料由教育专家们评定的；那么，社会各界用那么多美丽的词句来赞美我们的学生，却是根据我们培养的产品——毕业生来实打实地评奖了。这种评奖是更说明问题、更令人心服的了。
在社会各界的肯定和鼓励下，我们农学系上了一个新台阶。全系教职员工喜悦无比，充满信心，空前团结，乐于职守，再没有“孔雀东南飞”的事了。我上台时心中的大目标逐渐实现，教师们人尽其才，全系生气勃勃，教学与科研工作都走在了全校的前头。“人心齐，泰山移”，何止是教学与科研上，农学系几乎样样事都在全校带了头。那几年，全校年年都举行以系为单位的大合唱比赛。农学系在一位青年教师的精心组织和指挥下唱红了《长征组歌》。歌声气势恢弘，响彻云霄，时而高亢，时而婉转低回，如泣如诉，颇有专业合唱团水平，年年都拿全校第一。
20世纪80年代是宁夏农学院农学系最为稳定、繁荣昌盛的时期。它作为“一滴水”反映了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们不仅书教得好，科学研究上也成果累累。不少教师被宁夏农学界和科技界授予“专家”头衔，以专家的身份出席自治区或全国性的各种专业会议。在这期间，国家出台了教师职称评定的新政策。我系教师相继晋升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各个心情舒畅，喜笑颜开。我也在1991年春晋升为教授，在这期间，国家为了鼓励教育和科技界专家们的贡献和成就，设立了“国务院特殊津贴”，我系有五位教师获得国务院特贴的殊荣。
在祖国教育事业鼎盛的时期里，我也迎来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时刻。1992年的金秋9月，自治区举行“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颁奖仪式”。这是自治区这类颁奖仪式的第二届，我是农学系获此殊荣的第六位（至此我校其他各系总计只有4位）。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的白立忱举起即将颁发给我们的大红证书，深情无限地说：“国务院特殊津贴要发给各位专家的钱并不多，每月只100元，但这大红证书却是沉甸甸的、无价的，因为它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白主席手中接过这红彤彤的证书，打开一看，证书上的词句是：
王世敬同志：
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1992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在证书的右下方，嵌着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红印章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这是我一生中获得的规格最高、最为珍贵的奖励。我一生的荣誉都集中在这张证书上。我荣耀，我高兴，因为这是伟大祖国对她的子民的肯定，是母亲对儿子的肯定。
3.初出国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大门逐渐打开，国家由少而多地派出留学生，中央机关和各省市的官员们陆续组团出国考察，后来，各业务领域的专家们也开始走出国门。
在1985年早春，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请来了一位加拿大客人，是加籍华人谢教授，他作报告介绍加拿大情况时，我问了一个关于春小麦研究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的研究领域是世界东方史，但我的一位朋友在加拿大农业部工作，如果你对加拿大春小麦研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位朋友帮你联系，到加拿大去实地考察。
他的回答让我喜出望外。回来，我就请示学校并酝酿组团出国。我们组成的专家团只有三人，我兼翻译。
那时还属国门初开，对宁夏这个小地方来说，出国考察是十分新鲜而又陌生的事。什么护照啊，签证啊，都是新名词。我们是自治区最早出国访问的两个专家团之一。自治区政府很支持，特批了经费，还批了外汇指标——那时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很少，出国需用的外汇需有“外汇指标”才能买到。
现在想来，我们这第一次出国很是懵懂而有趣。
我们是应加拿大农业部之邀去考察春小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在宁夏拿到护照已是7月5日，而加拿大春小麦的收获期在7月15日~25日之间。为了使我们的考察赶在小麦收获之前，去北京之前我就打电话订了中国民航7月12日飞往加拿大的飞机票。到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时，已是7月8日，接待的秘书说：“你们等着吧，至少等一个月。”我说：“这不行，加拿大的小麦马上就收获了，收了小麦我去考察什么？”“那也不行！国家主席李先念去加拿大的签证已经等了35天，难道你还想走在他的前头？”我说：“是啊，李主席是国事访问，与农事季节关系不大，而我们必须赶在小麦收获之前。”她还是不肯。我说：“我要见大使。”
那时出国的人很少，大使馆里空荡荡的。她打了个电话，大使就下到一楼大厅里来了。我用英语向大使说明了情况之后，他只回答了一句话：“Ok！You can take your visa on the Thursday.”（好吧，你可以在星期四来取签证。）
我一时惊懵了。就这么痛快吗？星期四就拿签证？刚好是7月11日！但大使说了句“Good bye ”摆摆手就上楼去了。我回到秘书那里向她说明了这情况，她将信将疑，打电话去证实。不想我们莽莽撞撞，不按程序办事，最后竟成功了。
我们从大使馆出来，首先打电话到中国民航，确定我们7月12日的飞机票。然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出国人员服务部”——专为出国人员开设的平价市场，把每人500元的制装费花了个精光。我买了两套西服，不同颜色的衬衣和领带各5件，一双皮鞋，还有准备送人的小礼品等。我感到又高兴又富有。高兴的是我真要出国了，而且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我一生第一次有了西服、领带和这么多的好衬衣，这都是国家给我买的！
我们西装革履登上飞机，心情亢奋，难以平静。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什么都新奇。我们到达加拿大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温哥华。更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我们乘汽车在市区内穿行时，楼房等建筑物星罗棋布于树木、草地和花丛的间隙里，街道清洁如洗，城市就像一座花园，却几乎见不到行人，只有小汽车飞驰。这与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市容形成鲜明对比。
在加拿大第一个接待我们的就是那位谢教授。他举行家宴款待我们，由他的几位助手接送和陪伴。虽说是晚宴（dinner），我们到达时还不到下午5点。宴席是中西合璧式的。主食是西方流行的室外烧烤，烤炉就放在草坪上。教授的助手们燃起炭火，烤上了鸡腿、鸡翅、牛排等。灿烂的阳光映照着园中的鲜花和宾主们绽放着笑容的面庞，烤肉的香气伴随着我们其乐融融的谈笑在花园里随风飘逸。好客的女主人到处张罗着，毫无教授夫人的阔绰和排场。她给每人的盘中夹入了中式的水煎包、拌黄瓜、四川榨菜和山东花生米等，并说：“在加拿大，哪里都有中国人，在中国能买到的东西，这里都能买到。”我们或席地而坐，或半卧于草坪之上，无拘无束，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宴会让我们初次领略异国风情，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至今留在心中。是的，从那以后，我们与谢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书札频传；两年后他再访宁夏时，我请他到家中做客。
在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春小麦主产区草原三省——萨斯喀彻温、阿尔伯特和莫尼托巴直属加拿大农业部的研究所以及省属大学的研究机构。每省的考察时间虽只六七天，但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
我们感受到的第一印象是加拿大高科技在农业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研究工作的高效率。例如，他们育种中作小麦亲本之间的杂交，不是像国内那样坐着小板凳、头顶烈日、风雨无阻地在田间进行，而是在室内的生长箱中进行。一个个排成列、望不到头的生长箱，以及温室，皆用电脑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光强和光周期等。对育种材料的田间测定运用电脑技术自动记录，田间长相用录像机录下来以供随时查阅分析，就是播种育种材料，也不像国内那样用手锄开沟，人工点种和覆土，而是全部用大小不同型号的机器。收割和脱粒也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位育种家可在田间播种上万个育种材料，试验区的面积有几十公顷。虽然只有一两名技师帮助，田间鉴定和选种工作却都能亲自去做。
加拿大农业科技水平比我国超前很多年。那时，对国内大多育种机构来说，“基因”还是新名词，他们已广泛运用“基因导入”法来培养作物新品种。我们考察了用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高蛋白质含量的小麦品种，以及抗旱、抗寒、抗盐碱、抗虫、抗穗发芽的新品种等。
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以粮为纲”的时代，作物生产上重产量而忽视品质。而加拿大早已把提高作物品质作为主要研究目标之一。以小麦而言，他们从育种和栽培技术等方面改善它的品质。育成的小麦品种子粒蛋白质含量高而面筋强度大，最适宜于烘烤面包，称为面包小麦（当然也培育适于制作饼干、糕点类食品的低蛋白质含量的小麦品种）。这类面包小麦的子粒光亮透明，质地坚硬，种皮红色，称“硬红春小麦”。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培育白皮小麦，回答是白皮小麦的蛋白质含量一般低于红皮小麦。我们国家虽也有红皮小麦，但大多的育种家们选择白皮小麦，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喜爱白皮小麦。国家对粮食的定价，白皮小麦每千克要比红皮小麦高几分钱。东西方对于红、白小麦的不同偏爱，可能是由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要面子，人的脸皮要白，要增白；吃的面粉要白，也要增白。而加拿大的黑面包，以及又黑又粗的全麦粉面包的价格是白面包的两倍以上。这次访问回来，我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红皮小麦，却至今未见成效，不可思议的是国家改革开放了多年，对白皮小麦的定价仍然高于红皮小麦。我泄气并想通了。中国的文化理念是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它不会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因我这等人微言轻的宣传而改变的。
在考察期间，在几个研究所都看到盛开着紫色花朵的连片的亚麻（胡麻）把大自然装扮得绚丽多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食用亚麻油吗？”回答是“No！”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得很专业，涉及生物化学方面的高深理论。后来我才搞明白了。原来亚麻油的主要成分是亚麻酸，它的分子链上有三个双键。双键多本是能软化血管，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但双键多也使油脂本身更具不稳定性，它极易通过氧化作用在双键处断裂，从而形成对人有害的物质，如酚之类，所以，亚麻油储存越久，对人有害的物质就可能产生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