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以农学系为试点，修订出一个专业的教学计划；继而召开全院现场会议，对这个专业教学计划进行讨论；再行修订，供各系参考。各系再对本系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反复修订。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全院各系对9个本科专业和6个专科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基本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的、在全院教育史上具有革新性的教学计划。其特点是拓宽了专业面，由过去培养“专业型”人才过渡到培养“通用型”和“复合型”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在课程门类上，增加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具体到每门课程，其内容也都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革新。例如，对于马列主义德育课，我们调研中发现它们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问题在于内容陈旧，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采取了调整马列课学时、改革课程门类和内容的重大举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加开了“邓小平理论”课。
起初，当我们提出调整马列课学时数和改革课程内容时，好心的朋友劝告我：“政治课是不能动的禁区，你不要忘记1957年反右的教训。”但是，我认为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是推陈出新。因为那时《邓小平文选》刚发行不久，我们学后深得教益，提议将其思想内容引入大学课堂。只是苦于没有适用于课堂的教材，于是决定，在教学计划中，本科和专科专业均加开“邓小平理论”课，先开30学时，采用专题讲座形式，逐渐积累经验，编写教材，增加学时。
这一做法首先得到自治区教委的赞许。自治区教委将我校作为全区高校改革马列和德育课的试点。学校又根据区教委的文件进一步推动了这项改革。我没有受到非议，但区教委下发文件之前没人敢表扬我，因为这类课程的改革确应十分慎重。在当年的秋天，西北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在银川市召开，我在会议上以我院教学计划的修订为主题作了发言。在会议讨论时，与会各高校的领导一致赞扬我们教育改革的步子大、又符合《纲要》精神，西北科技大学的领导说我校“是西北高等学校第一个让邓小平理论进课堂的学校，这个头领得好！”在西北高校会议上得到这样的肯定，我心里踏实了，觉得改革的路子走对了。
全校教学计划的修订，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从1993年入学新生开始全面实施。在数年实施过程中，它基本能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形势，达到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专业结构和学科布局、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这不仅是我校，而且是自治区教学改革方面的重要成果，并在1997年被评为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第二把火是提高办学层次，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我上台伊始，就主动请缨抓研究生授予点的申报工作。因为那时宁夏高校中，只医学院有一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其他各高校这方面都是空白。我校有关专业教师力量雄厚，科研成果累累，有条件申报国家硕士学位授予点。我主持准备申报材料，拟订了几个学科的培养方案。自治区教委对这一工作也十分重视，1992年年初委派高教处处长协同宁夏三所高校主管教学的领导齐赴北京，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宁夏申报硕士学位授予点之事作了具体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学位委员会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审批，当时有“从严掌握”的原则，但连同我校一个学科（草原专业）在内的几个学科还是在1993年获得批准。有了零的突破之后，我校在下一届（1996年）的审批中，又有“作物栽培及耕作学”等三个学科获得批准，至1999年，全校被批准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共达10个。加上自治区设立在我校的两个重点学科，以及小麦研究室等6个研究单位，使全校的办学层次提高到新的台阶。
从1990年以来，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我们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他们创造条件取得研究生学位。包括从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得到研究生学位专项经费，与南京农业大学结成对口支援、为我校培养研究生的“姊妹学校”，以及对接近录取分数线的教师采取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等方式。到1998年秋，全校共培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90名。已基本形成素质优良、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合理的师资梯队，为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把火是兴办成人教育，使我校的成人教育从无到有，不断发展。
我开始主管教学时，学校没有成人教育，只有在自治区农业厅支持下的非学历专项培训教育。我的一位学生时任自治区教委成人教育处处长，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校领导思想太保守，全国各地大学兴办成人教育风起云涌，你们那里却风平浪静。”
有了他的启发，我立即动手，首先报请自治区教委批准，成立成人教育部，又主持从师资力量、教学设备诸方面为兴办成人教育作准备。还把那位处长请到学校，对各级领导启发诱导，传授经验，促进行动。
处长尽管是我的学生，身份却是代表自治区教委。他的推动十分奏效，全校积极行动了起来。先后开设了4个专业的成人大专学历教育、两个专业函授大专学历教育和5个专业自学考试大专学历教育。至1996年，就读学生达1200余人。使学校形成普通高教与成人高教两条腿走路的新局面，为自治区培养多层次的高级农业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其实，我烧的不只这三把火。我上任之后，把我所主管的每一个部门的过去和现状，都仔细研究了一番，从中找出改革提高的突破口。例如，我主管学报后，发现每期学报的封底总有“内部发行”的字样。我们为什么只内部发行，作为与兄弟院校间免费交流的材料？通过了解得知，关键是稿件质量没有保证；另外，每年出刊的期数不定，版面质量不高。
我们先抓稿件质量。其实，全校大多数中老年教师都学有专长，富有科研成果，不难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问题出在当时的职称评定对参评人员论文的要求上。这种要求往往以数量掩盖质量，参评者千方百计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有时常务编委审批砍掉的文章，他们又找门路、拉关系再挤上去；还有外单位作者，在其他杂志不予发表的文章，也挤到我校的学报上。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首先动员十几位常务编委写稿或组稿，因为他们都是全校著名的学科带头人，学术上深有造诣，卓有建树，我要求他们每一到两年写一篇稿、组一篇稿；再是坚持常务编委集体严格审稿，刷下来的不准再上；外单位的文章从严把关，一般不予发表。
经过努力，稿件质量上去了，也达到了一年出4期的要求，还摒弃了落后的铅字印刷，改用电子排版，提高了版面质量。结果顺利得到宁夏新闻出版局的批准，从1992年开始，学报有了全国公开发行的统一刊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还有一件事，我主管教学实验农场之后，仔细研究上级下发的有关文件，发现根据文件精神可以向自治区财政厅为全场工人申请（这早在一年前就可以申请）劳动补助。我们立即写报告给财政厅，结果顺利得到批准。工人们虽只得到每月几十元的劳动补助，但感到这是国家的关怀，十分高兴；我也备受工人们的称赞。适置春节前夕，我去看望他们时，各家有的送我几个油饼子，有的送点核桃，有的送点枣子。我领了工人们的心意。
我向来为人行事低调，不是标新立异之人。当然，我承认自己爱动脑筋。但是，无论当系主任，还是站在更高的位子上，却从不发号施令。凡重大之事，总先与副手、同事们共同商量，形成共识，齐心去办，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我们能够成事的原因所在。虽然修订教学计划、上硕士学位点、委培青年教师、首开成人教育先河和学报公开发行等，均属我校教育史上创新之举，但这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孜孜以求的，只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勤恳工作。就以教学管理工作来说，它虽如人们天天吃饭一样平常，却如天天要吃饭一样重要。它面面俱到，又很琐细，有一点马虎就会出问题。例如在教学秩序方面，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教师随意调课、停课或擅自缺课，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尤其是上午第四节课）等不遵守教学秩序的事时有发生，尤多发生在青年教师身上。再说考试，时代变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念书时，考试作弊是可耻的，也是罕见的。现在却司空见惯，作弊方法花样翻新，防不胜防，作弊者不以为耻，还若无其事。这两件事都令人头痛。但教师是学校的灵魂，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对教师要尊重，对学生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善待，都要引导，不能生硬。
对于教师，我把农学系实行多年的导师制引向全校，规定青年助教都要请一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老教师为导师，并在备课、讲授、科研诸方面接受导师的指导，直到青年教师晋升为讲师或副教授为止。学校的老教师是教育战线上的宝贵财富，他们历经我国高教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的初始发展时期，60年代的挫折时期，70年代的朦胧徘徊时期，80年代的拨乱反正时期，直至90年代的迅速发展时期，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学识与积累，使他们对教育的宗旨和方针，对高教的规律，等等，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有这样的老教师来传、帮、带，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是不言而喻的。
但导师制不适用于老教师很少的年轻系部。于是，我们面对青年教师设立“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从备课、讲授、批改作业、实验实习等方面评定青年教师的教学效果，对优秀者设一、二、三等奖予以奖励。每年得奖者虽只十几名，但对全校青年教师有很大鼓舞作用，又辅之以《教师教学工作规程》等管理文件，对于教学管理规范化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发挥了综合作用。
对于学生考试作弊，也是正面教育为主，辅之以相应措施。如全校对各门课程建立试题库；有的课程试题设A、B卷；有的课程期末考试采用口试形式；期末各科考试采取单人单桌、严格监考等。这些，对于规范考试环节，端正考风考纪产生了良好效果。
学校以教学为主，我主管的教学是学校里最重要的工作。教务处是我主管教学的工作班子，我们配合默契，团结一致，教务处的工作生动活泼，富有创意，我们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知疲倦。1994年，我校教务处荣获国家教委授予的“全国普通高校先进教务处”光荣称号。
7.急流勇退
从当大学教师以来，心里总藏着一个目标：要在业务领域有所成就，成为学识渊博，卓有建树，造诣颇深，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的人。虽然，多年来繁杂的行政工作对我实现内心目标是巨大的干扰，但我宁愿加班加点工作，牺牲休息时间，牺牲对家庭的照顾，甚至透支身体的健康，却始终不弃不离这一目标。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为市场经济正了名，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正在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是应用科学。时代的大转变使我内心的目标已不能只局限于个人的科研成就和论文的发表等方面，而是应更多倾向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当前和以后经济社会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具体说，我和我的团队的科研成果，应该为宁夏和我国的农业产业注入活力；我们发表的论文不应往往是被束之高阁的“学院式”的，而应是贴近农民，指导生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广度上不应只是一种作物、一种生产模式，而应涉及到整个农业生产；从深度上不能只局限于作物的产量、品质和效益，还要把产前、产中、产后，以及生产、加工、贸易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的目标的转变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所推动的。当时宁夏来了位新书记，并提出了发展“黄河经济”的理念和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