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作了报告，各党政部门闻风而动，各媒体纷纷报道，使“黄河经济”理念成为舆论热点。我校作为自治区农业高等学府，当然要立即行动起来。学校首先召开了“黄河农业研讨会”，我所撰写的《宁夏引黄灌区中、低产田改造的战略地位和综合措施》受到会议的一致好评，先在学报开辟的《黄河农业专辑》上发表，又被推荐参加全自治区“黄河经济研讨会”，大会上被推荐第一个发言。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主管高教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在会后留下与会的我院院长，对他说我的发言很好，示意把论文中所阐述的内容运用于实际农业生产，并指示可以建立发展黄河农业的示范县。院长领受副主席旨意，立即回校贯彻，决定以学校所在地永宁县作为黄河农业示范县。
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还发布了在全国发展“两高一优”（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指示。学校决定与永宁县合作实施“永宁县农业‘两高一优’科技开发项目”，并于1994年正式实施。项目由我校与永宁县联合主持，我是项目的第一主持人。
项目确定之前，我们已于1992~1993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永宁县农业生产广泛深入调研，根据该县自然、经济概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稳定粮食生产、扩大经济作物比例、发展农区畜产养殖、振兴农产品加工、健全市场流通体系等发展经济的途径。确立了“麦套玉米吨粮田栽培技术区域开发”“粮经作物高效立体栽培模式”“名、特、优蔬菜品种及栽培技术开发”“秸秆养牛和牛羊肥育技术开发”等八个项目。
主持开发项目过程中，我这副院长的职位顶了大用。又因主管科研的副院长退休，我暂时接管了全院的科研工作。在校内，可组织各系、部的科技力量投入开发研究，并在相关的系、部分别成立了课题组，主持相关开发项目。在县上，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何况这“诸侯”包括县长、各办主任、各局局长等，有不少都是我的学生，所以，校、地合作得十分合拍，更兼这开发项目是发展当地经济、造福全县人民的大好事，自然开展得十分顺利、有声有势，轰轰烈烈遍及全县各村镇，又辐射影响到相邻的县市。
我们还把永宁县的科技开发项目与农业高教紧密结合起来，报请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批准，把永宁县建成“农、科、教三结合基地”。这样，既发挥了高校的人才、科技优势，又发挥了地方的人脉地缘和经济优势，在科教兴农的过程中转换教育机制，改革育人模式，提高教育效果；又理论结合实际，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完成当地的长远规划和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贡献力量。
经过几年的开发，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得以改善，既稳定增加了粮食作物产量，经济作物和蔬菜的生产、农区畜牧业和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都逐渐兴旺起来。永宁县是银川市的郊区县，开发项目实施以来，它从加强对银川市农产品供应方面增强了经济活力，增加了农民收益。而对银川市来说，永宁县悄然兴起的“菜篮子工程”，使得银川市千家万户的“菜篮子”里的东西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传统蔬菜品种，又增加了荷兰豆、佛手瓜、西兰花、西芹等新品种；水产新品种增加了武昌鱼、甲鱼、青虾、蟹等；对粮食供应方面，增加了优质大米和香米等。这些，使得“鱼米之乡”的生活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与此同时，在教育改革上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水产新品种引进、养殖的开发研究，是由我校农业经济系与县农经站联合组成的课题组来实施的，这按传统的专业划分不属于他们的学科领域，但按教学改革的精神却符合“拓宽专业面”“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思路。他们在开发过程中能利用自己深入实际、亲自取得的数据撰写论文，这比以往应用别人的数据纸上谈兵感到真切而生动；更重要的是，师生们可以真切地看到新技术开发对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永宁县所实施的科技开发项目，起到了以点带面、辐射全区的作用。青铜峡县（现青铜峡市）的县委书记是我校“文革”前的毕业生，他主动回母校两次，请老师出山，引科技力量下乡，要求像在永宁县那样，进行大规模的科技开发，并表示，校、县联合科技开发所需经费全部由县上承担。
青铜峡县的要求，是对我们在永宁县科技开发试点的肯定和鼓励，当然是不能拒绝的。学校当即决定，在青铜峡县最偏远、经济滞后的峡口等三个乡，各设农区畜牧养殖、耕作制改革和新果业生产基地建设等三个开发项目，并相应建立农、科、教三结合基地。我也放手让永宁县在科技开发的轨道上继续向前，而把工作重心转到青铜峡县来。有了在永宁县开发的经验，师生们进驻青铜峡县之后的科技开发工作已是轻车熟路。
与青铜峡县的联合开发，虽非秉承上面的旨意，但县委书记科教兴农的决心和开拓精神，以及县委和县政府的全力支持，使联合开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中国，看准了的可行之事，又有党委的重视和领导，就具备了成功的前提条件。
虽然科技开发的思路与永宁县相同，但在青铜峡县却更加脚踏实地。驻点师生以乡为家，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驻点峡口乡进行农区养殖业开发的师生为例，他们大力推广“麦套玉米吨粮田”（亩产小麦和玉米籽粒一吨），秋季收获玉米棒子后，把玉米秸秆青贮起来作为冬、春季肉牛的饲料。他们为村上设计了青贮窖，买来了铡草机，调来了拖拉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青贮玉米的壮观场面。这场面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把所有玉米田的秸秆都青贮了起来。这一工作结束之后，为了扩大村里的肉牛群，一位老师亲赴河南省去买牛崽。他们一心想着农民，为了广大农民走向致富和幸福之路而不倦地奔波，投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和高贵品质。
驻青铜峡甘城子乡的师生展现了向沙漠进军、向荒滩要田的雄壮气魄。甘城子乡地处腾格里沙漠东部边缘，流动的沙丘和丘间稀疏低矮的沙蓬、沙蒿形成了典型的荒漠景观，冬春季强劲的西北风狂卷起飞沙，侵袭着农田和村庄。驻点的两位老师，带领学生和村民在这荒漠边缘展现了他们的大手笔，做出了大文章。他们租用了几台推土机，把沙丘密布的荒漠夷为平地，修筑了引水渠和田埂，引进和栽植了山东省的“红富士”苹果苗，并从山上的羊圈里拉来羊粪作苹果苗的肥料，又把村里原先种的老品种苹果树采用“高接技术”改造成红富士等新品种。经过了三个冬春，苹果苗茁壮成长，蔚然成林，遏止了沙丘的流动。荒漠变成了美丽的田园，两位老师的面庞却在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中变得黝黑而闪亮。五六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到这片洒有自己汗水的土地上，只见荒漠远退，一棵棵苹果树挂满了殷红的果子。我们的开发，我们的付出，换来了农民们满意的笑容，也收获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功和喜悦。
我主持青铜峡县农业科技开发项目三年之久，却仍然在学校内承担教学任务；我主持的小麦研究室也让研究课题转向了科技开发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不满足只吃饱肚子，还要求吃好。过去农业生产上“以粮为纲”的提法过时了。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多种经营”“提高品质”“增加经济效益”等逐渐成为新的趋势。因此，我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也逐渐调整方向，由过去注重高产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变。
在教学上，我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的新目标，扩展领域，积累资料，着手编写一本新讲义——《作物高产优质生理》，作为选修课对高年级学生开设。我历时三年，一边讲课，一边补充新资料，逐渐形成了较系统、有较深理论基础的整套讲义，用到我退休之后，青年教师们还继续运用这套教材，开设这门课程。这本教材仍包括高产目标，但引入作物品质、农产品加工增值和高效益等概念，从作物本身生物学特性、外界环境条件、生产技术诸方面阐明了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的规律性和辩证关系。这本教材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下的产物，是全校改革教材、改革教学内容的最先尝试。这种尝试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收到了提高教育质量的良好效果。
我所主持的小麦科学研究，也迈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就开始了品质方面的研究。这时，我国关于作物品质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为了抓准方向，加快研究进度，我1987至1988年以访问学者身份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专家们进行合作研究一年。研究目标集中在影响小麦品质的内在与环境条件及提高品质的途径和技术措施等方面。合作研究使我开阔了思路，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掌握了发达国家关于小麦品质研究的前沿状况。
回国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小麦品质的论文，为课题组的进一步研究作好了铺垫。由于我们的研究在全国起步较早，有了一定基础，因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当时宁夏高校获得这类资助的第一个项目。我们课题组成为宁夏关于作物品质研究的领军者，也是全国这一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这种侧重于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是借助于自治区“黄河经济”战略构想的东风而走向实践并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选择宁夏引黄灌区小麦高产（老灌区）和低产（新开发地区）两类生产地区，进行多项开发性研究和试验示范，建立示范田一万二千余亩，连续五年平均亩产超过500千克，并有百亩连片麦田亩产超过600千克，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达12%以上，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这项开发性研究“在全区国营农场推广（年10余万亩）后，使春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10年净增产值3.56亿元”。这项开发性研究，使春小麦高产优质高效的生产实践从小面积试验田迈向广阔生产大田，使小麦“两高一优”理论研究走出学院式的殿堂，变成广大农民群众手中的利器，形成了可代表我国西北灌溉春麦区特色的“两高一优”栽培理论体系，它代表了我国春小麦生产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新突破。
我们邀请了我国著名的小麦专家在麦收前实地考察，并选择典型的地条现场实收实打，计算产量结果。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誉满全国的小麦专家撰写了成果鉴定书，其中有：
据测试数据，万亩以上的大面积500千克高产是可靠的；在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的研究方面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在某些方面较过去我国的高产理论有所突破和发展；对我国相类似地区的春小麦生产有现实指导意义。
这项开发性研究，在1994年8月获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
1996年4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将这一研究成果作为“八五”期间优秀科技成果编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编》一书。
多年来连续荣获重奖，使我获得宁夏教育界、农业界和科技界的肯定，在宁夏的头衔逐渐多了起来。曾先后被聘为自治区农业厅小麦、玉米专家顾问组顾问，宁夏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夏农林科技》（宁夏农业厅与农林科学院联合主办）编委，银川市、中卫市、吴忠市科技兴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与此同时，也受到国家科技界和教育界的重视。我所领导的“宁夏农学院小麦研究室”进入《中国科研机构数据库》；我被选入《中国科技名人录数据库》，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国家核心刊物《小麦科学》审稿人。入选《中华名人大典》《中国世纪英才荟萃》《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等。
正当我在事业上进入高峰之际，也进入了花甲之年。令我十分感慨的是，我并未感到老之将至，在事业上却又不得不戛然而止。我想继续向前，但前程已不属于我，未来一片茫然。此时我的心情，是那些蓬勃向上的年轻人、进入黄金时段的年富力强者以及面向人生高峰的攀登者所难以体味的。
但是，人生的路我已走过来了。也曾年轻过，饱受过痛苦的折磨，经历了前进路上的艰辛跋涉和奋力攀登，争得了用汗水、牺牲和努力取得的成功、欣慰和满足；也曾辉煌过，头戴过“学者”“专家”等光环，出席过一般百姓所可望而不可即的隆重场面，获得过自治区和国家级的多次重大奖励。但是，花甲之年似乎突然而至，青春不再，光辉成为过去；艰辛的体味，成功的满足，幸福的喜悦，胜利的欢乐，竟如过眼烟云，一片片地从头顶上飘过。啊，人生如此苦短！人生这般易老！
由忙碌而安闲，由安闲而无聊，由无聊而苦恼，由苦恼而彷徨，由彷徨而探索，还是案头上我所喜欢的那些唐诗宋词晋文章救了我。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何等的气壮山河！那首《浣溪沙》又何等沁人肺腑！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观春夏之交的美丽景色，看门前“溪水西流”，有感而发，表达出积极乐观的精神，认为老年人也可以和年轻人一样发挥出充沛的生命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消极悲观。
是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