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这段文字时，又翻阅了摆在案头上的这部专著，正如其序言中所说，这是余松烈院士“组织了55名长期从事小麦生产、科研和教学的研究员、教授、技术人员合力编写的，书中内容及材料均来自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麦栽培科研新成就和生产新发展的科学专著”，它“对于从事小麦科研、生产与经营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4.我的农民情结
我退休之后的岁月里，除“烧了两个红薯”，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为宁夏的一家私营企业做专家顾问。
这家企业是全国有名的诚信企业——厚生记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有5个主导产业，主要经营星级饭店和食品加工产业。它加工的“五香豆”“葱味豆”“酱香豆”等蚕豆制品畅销国内18个省市。
我受聘的主要工作是对食品加工的原料之一——蚕豆的生产、供应和质量进行技术咨询，因此常去该公司的蚕豆生产供应基地——宁夏南部山区隆德县，指导那里的蚕豆生产。
我不认为替企业做这点事是“发挥余热”，或是“为社会作贡献”，只觉得能借此机会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我到田间和农民家里去了解当地种植蚕豆的情况，为他们编写和发放蚕豆生产技术小册子，在乡政府大院为他们讲课，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等。几年的时间里，每年去隆德县数次，工作上是为了公司优质原料的供应，而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状况上。
我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身农民，根在农村。可以说我一生未曾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离家上初中后，假期里总要回农村老家，上大学时还曾下放农村劳动；支边到宁夏工作后，带学生下乡生产实习，到农村参加社教，“文革”中下乡避难，干校下放农村劳动；科学研究中下乡调研农业生产，依靠农民进行大规模的科技开发研究……好像我这一生的路都是与农民为伍、走在农村的大地上。农民与我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我与农民的共同语言说不尽，千丝万缕的情思扯不断；有喜悦激情的相见相亲，有依依不舍的洒泪惜别。农民身上即使有泥土和牛粪，但他们的心是纯净的；农民不善言辞，但感情却是质朴的；农民没有时尚的衣饰外表，却有着内在的善与美！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每一座城市几乎天天都改变着模样，就以我所居住的银川市来说，虽地处遥远的边塞，近年来的新建筑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但令人遗憾的是，宁夏南部山区的农村却与银川等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曾被公认为不适于人类居住的最贫困的地方，多年来虽有不少的变化，如农民收入的增加，公路的通达，县城和集镇的改观，树木的增多等，但不得不承认这里仍是宁夏乃至全国最为贫困落后的地方。
我对宁夏南部山区已有几十年的了解。据我所知，南部雨水较多、山色秀丽的阴湿地区，是更为贫困的；而那些黄秃起伏、村庄疏远、树木稀少的旱塬之地，由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大，却往往不是最贫困的地区。隆德县位于六盘山主峰之下，离县城不远的半山腰里，矗立着当年红军长征时路过六盘山的纪念塔。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即写于此地。隆德县的农村均位于六盘山系，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多，属阴湿地区。农村和农田多镶嵌于起伏秀丽的山峦之间，从景色看，这无疑是宁夏南部山区最为秀美的地方。但这里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
2007年秋天，我们几位专家顾问来到县城以东的一个村庄，在田里调查即将收获的蚕豆的生长情况。我一边调查，一边与农民交谈。另几位专家是擅长企业经营管理的，他们不多来山区，站在田里，面对这秀美的山水，十分感慨，颇有些诗兴，赞曰：“啊！好山好水！”在旁的乡干部却说：“城里人下乡总赞这里是青山绿水，岂知这是穷山恶水！”
我抬起头来插话道：“还是好山好水。”我说这话时，内心是矛盾的，为的是不让与我同来的专家们扫兴。但我提议去访问一个农户，让这几位专家了解一下当地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农田东边不远，是新盖的红砖红瓦的一排排的农舍，乡干部带我们进了其中的一家。这家有颇为气派的门楼，厚重的朱漆大门，宽敞的大院，一排五间大瓦房，房脊上有许多砖雕的兽、鸟等饰品，瓦房后面还有一排砖砌的牛舍、猪圈和沼气池。我们看了一番，不约而同地向房主人夸赞这房子盖得好，而房主却始终沉闷不语。乡干部说，这是按县里的统一设计盖的，住这些新房子的都是“危房改造户”。危房户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我心里为之一振。
“盖这新房子县里补贴你多少钱？”我问。
“六千元。”
“你自己又花了多少钱？”
“三万多。”
“你攒了这么多钱，不简单！”
“是托亲靠友，四面八方借来的。”
我不好再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他将来如何还这些钱了，便走进屋里端详他家中的摆设。
屋子里空荡荡的，只坐北靠西山墙有一铺土炕，炕上有一条破旧的被子，炕沿上的一个搪瓷钵里有吃剩下来的菜，是几种菜叶混煮在一起的。土炕对面的凳子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我去摸了摸它，女主人说：“这是我去新疆拾棉花挣的，我挣了4000元，回来就买了它。”——这是两位主人主动向我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原来，这红砖红瓦红彤亮丽的外壳之内并没有殷实的内容，房主的深沉寡语和房内的清净空虚让我们体味到什么叫做清贫！我感到“任重道远”这四个字的分量，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有危房改造和劳务输出还远远不够。
从这农家出来，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原来的山水，但我的同事们再无心赞叹这“好山好水”了，他们同这户主一样，同我一样，低头、沉闷、忧郁、不语。大家这才知道，青山绿水只给了农民清新的空气和很少污染的饮用水！
2008年8月蚕豆的收获季节，我去隆德县看蚕豆的收获和质量状况，空余时间里访问了一个农户。
这是时代进化到了今天，宁夏南部山区能够与时俱进的一个典型农户，也是全家燃起希望之光的一个农户。
我们没有坐在屋里，而是在他家门前堆着蚕豆秧的场地上。和煦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清新的空气让户主人精神焕发，我们一边抖开蚕豆秧晾晒，一边交谈着。
这家有祖孙三代，作为户主的他60多岁，看上去比我这年逾古稀之人还要老面，但他脸上没有沉闷和忧郁，而是闪着幸福的光。他说儿子到福建省打工有两年了，头一年自己去，今年把媳妇也带去了。我问怎么跑那么远去打工，他说村里人打工到北京的、天津的、福建的、银川的都有，哪里能落下脚、挣上钱就去哪里。这时乡干部插话说：“现在待在农村干活的都是‘三八六零’。”我不解这“三八六零”，乡干部解释说“三八”代表妇女，“六零”指60岁以上的老人。又进一步说，妇女到城里干苦力活的很少，但每年都有到新疆拾棉花的机会。这是县上统一组织的劳务输出项目，是县上的产业之一，对口支援石河子兵团农场。以乡为单位，由乡干部带队，自己起伙做饭，带行李居住，摘棉花按斤记酬。
当我问起他的孙子，老人脸上堆起笑容，双眼闪烁着希望的光。他说，我们老两口在家种地，儿子儿媳出外打工挣钱，都是为了供孙子上学。孙子现在上了银川市的六盘山高中，将来上大学需要一大笔钱。等孙子念出大学来，就可以在外面找工作，就可以进城，我们家就有奔头了。
我早知道银川市有一所“六盘山高中”，我的一位高足在那里任校长。这所学校专收宁夏南部山区的尖子学生，毕业后多能考上外省市的大学，差的也能考上位于银川市的大学。但这次到山区来，才知道六盘山高中如此之重要，她给山区老老少少带来无限的希望！农民多么希望能进城啊，多么希望能当一个城市居民啊！即使自己当不上，儿子当不上，但孙子能当上全家就有希望了。
在过去的农村里，有句话说“故土难离”。人们离乡背井之时，还要抓一把家乡的泥土揣在怀里。现在社会进步了，农民愿意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因为他们深陷农村的贫困，憧憬城里人的富裕。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居民”这头衔是多么具有魅力、多么神圣、多么令他们日夜向往啊！
我问老人村里有多少孩子能上六盘山高中，他说不上来。乡干部说，县或乡的初中，约50人的一个班里，可有3~5人被选中。我说，这不只是6%~10%吗？乡干部说：“是的，就这么多。”
这6%~10%的几率摊到了这老人的家，难怪他脸上有着希望的笑容！
与农民接触多了，我梳理出宁夏南部山区的农户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就是上面这最幸运的农户，家中飞出了“凤凰”，从儿辈或孙辈看到了希望。这类农家无论在家种地或是出外打工的，都充满着希望和力量。
再一类家庭是大多数，孩子学习平平，飞不出山窝，好的能上地处宁夏南部山区的大学（2008年，固原城里的师范专科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宁夏师范学院），但不确定毕业后能不能在县城里找上工作。这类农家在家种地的、上学的、出外打工的都不抱什么希望，只有出卖力气，出租生命。
第三类家庭是那些困难户。或是与儿子分家的独居老人，或是年龄偏大50来岁不愿出去打工的农户，或是有病在家不能出去打工的，这些农户看前程十分暗淡，呻吟多于希望。
第三类家庭往往是贫与病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媒体上常常说现在农村里90%以上的农民都有了医疗保险，我问陪同我的乡党委书记（是我的学生）这里是否都实现了医保，他说：“是的。但是，假如农民得了重病，进医院前需交四千元钱，当农民手中没有这么多钱时，还是进不了医院，因为住医院花的钱在出院后才能凭单据到医保上报销。”
这让人意识到，这里农村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如农村的顺口溜所说的“小病抗，大病重病炕上躺”。
多年来，每年的春节之前，政府的代表下乡慰问的多是这第三类家庭的典型户，对他们说些暖心窝的话，施出一股温情，送给一个红包或一桶食油、一袋面粉。这红包和食物原本是浸透着农民年复一年辛勤劳动的汗水，现在由政府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回馈给农民中的最困苦者，表达了关怀和爱心。旁观的农民啧啧称羡，接受馈赠的农民脸上堆着难堪的笑；接下来却只好摇摇头，弯下腰，无奈地把生活的艰难与前程的暗淡一并交付于焦灼的土地；之后仍然是痛苦的忍受和怨天尤人的哀怆。
2009年夏天我去隆德县时，很幸运地看到了一位在外地上学、放暑假回家的大学生，她很高兴，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当我问她一年需交多少学费、花多少钱时，她低下了头，默默地说出了让普通农户难以承担的数字。是啊，山沟里的孩子有上了大学的光荣和希望，也有花父母血汗钱的痛苦和无奈。每学期的学费，就像对他们父母的紧箍咒。农民为了孩子上大学，卖掉了家中的牛和羊，再去做苦力，出卖自己的力气！
这几年，每年从山区回来，当我看到在银川市打工的农民工时，心里总是更增一份同情。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宁夏南部山区来的，但从哪里来的都一样的艰辛，一样的负重，一样的痛。这些年来，银川市哪一座拔地而起的建筑物没有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汗水？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民工在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洪流中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使尽了自己的力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他们的劳动得不到尊重。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获得微薄的工资，这微薄的工资还常被拖欠。多年后政府才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把不允许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列为自己的政绩。
他们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媒体及社会上把这些人贴上“农民工”的标签时，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歧视和冷漠，演绎着一种民贱官贵的思维定式。
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农民工的生活、看病、孩子上学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政府也很少关注农民工，或者只停留在为民生息、减轻农民工负担的层面上，实际上并没有把农民工当成堂堂正正、理应享受公民权利的中国公民！
农民在农村种地，含辛茹苦，把美味佳肴供养全社会，自己只留下粗衣粝食；农民进城做“农民工”，创造物质财富和经济价值，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工资和被漠视的冷眼。谁能回答清楚这样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这样苦？为什么中国从过去到现在农民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晋朝诗人陶渊明曾逃离官场，躬耕自给，有过美丽的“桃花源”理想，最终还是逃不脱黑暗社会对他的惩治，贫病交加，抱恨而去。陶渊明的时代距今已1600余年，期间都没有出现过让农民神往的理想世界“桃花源”。当今社会，不会再出现陶渊明式的悲剧，农民们由贫困而温饱、而小康了起来，但铁铮铮的事实是，农民仍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如果把现在的社会比做一座无比雄伟壮丽的宝塔，农民就像那塔基，处于宝塔的最底层。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宝塔的流光溢彩、尤其是塔尖部分的辉煌时，有谁曾注意到深深植根于大地的塔基在全力支撑这整个塔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