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生活在艰难困苦的旧社会，那时的养儿防老是人之共存、甚至是天经地义的理念。至于说到回报，他有一句名言：“长辈总是关爱下辈，下辈对于长辈的回报能有长辈对下辈关爱的十沟的一沟（意即十分之一）就算是孝子了。”这实在是至理名言。但这名言不可以作为长辈对下辈不孝的批评依据，更不是评价子女对父母孝心的尺牍。它只是道出了人类千古流传下来的一个真理。
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人类繁衍至今，经历四百万年有余。曾身披树皮兽衣，以采食野果为生；曾与严寒酷暑抗争，与野兽搏斗，在疾病中挣扎；逐渐学会了驯养动物、栽培植物、筑茅舍居住。人类经历了数不尽的劫难，经历了千辛万苦才一代代传下来，成为当今地球上唯一的统治者。试想，如果没有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育和关爱，人类有可能生存并延绵下来吗？上一代关爱下一代，人类为传宗接代而生存已逐渐形成为人的天性，或称为本性。正是由于人的天性，人类才世世代代，繁衍至今。所以，爱幼是人类得以繁衍生存的前提。
这种生物学上的天性，在人类繁衍的过程中注入到人类的遗传基因，形成了现代科学所谓的“遗传性”；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天性”或“遗传性”赋予人类以责任，而这种责任就是人类对于社会的奉献。这种奉献是潜意识的，即当人们在实际上作出奉献时，头脑里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奉献。
鲁迅说过，“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发展”指的是传宗接代。孟子曰：“食色，性也。”“食”是为了生存和温饱，“色”是为了传宗接代，这都是本性。
说天伦之乐是纯洁高尚的感情，它体现大爱、至爱，还不只停留在能传宗接代、得以繁衍的层面上，还在更高层面上希望子代生活得比上代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好。谁不为子孙们比自己更生活优裕、快乐幸福而高兴？我老伴经常说的是：“只要孩子们好，我再苦再累也情愿，也值得”，“能为儿孙们做点事，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很高兴”。美国早期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这辈人骑在马背上征战，为的是我们儿子一代能够从事科学和哲学，为的是我们孙子一代能够从事音乐和舞蹈。”这种传代的观念只是一种比拟，但却传达出人类内在的天性目标。
3.余烬烧“红薯”
人生进入退休年龄，告别了“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岁月，只有“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日子了。
退休的前和后，只昨天和今天相差，生活似乎发生了质的变化，别人对你的感觉也截然不同了。退休之后的今天，即使做与昨天相同的工作，如写昨天未完成的文章，已属“发挥余热”了；昨天还在“壮年”行列里昂首阔步，今天却踏入了垂暮的老年队伍。按照哲学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而质变是一次“飞跃”。难道退休这一天就是“壮年”到“老年”“工作”到“余热”“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吗？
客观事实是，多少人在这种“飞跃”的袭击下迷茫、徘徊、委靡不振，事事都索然寡味。还是媒体人最能体贴这帮退休老人的心，百般爱怜地说：你们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希望你们“发挥余热”“延年益寿”等等。
其实，“发挥余热”“延年益寿”这等词句，原本就像深秋的寒霜，让人有肃杀冷清之感，它严酷得让刚刚退休的人们难以经受，难以适应。
我努力去适应这种“质变”，尽力去“发挥余热”。但既是“余热”，必是旺火衰败之后的热，我甚至把它比喻为火后余烬。余烬的热力已不足以再做熟一顿饭，只能做如我童年时在烧饭之后的剩火余灰中烧几个红薯或鲜玉米棒子之类的事情了。所以，我把“发挥余热”定位为“余烬烧红薯”。
我利用自己的“余烬”烧了两个“红薯”，又自认为这两个“红薯”烧得恰到好处，“香气袭人，外焦内嫩”。当然，这可能是自我欣赏。
我烧的第一个“红薯”是一篇论文，题目是“农作物的气态氮损失”。
我曾任全国“作物生理及栽培学会”理事，学会在我退休后仍邀我参加两年一届的学术会议。头两次会议，我的论文是运用退休前的科研资料写成的。后来，我有了新的念头：捡起我退休前无暇研究、却一直留在记忆之中的、作物生理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1987~1988年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我的老板（supervisor）给了我几篇文章，是他从网上检索来的。这些文章报道小麦植株在生长期间以气态氮形态损失大量氮素。我俩对这几篇文章所论问题很感兴趣。但因文章内容不属当时我们合作研究的范畴，只能暂时将其束之高阁，待有机会再去研究。
我想起这几篇论文，正是我接到“作物生理及栽培学会”年会与会通知的时候，这时我的老板已经谢世，研究这一问题，是我的兴趣，也是他的遗愿，作为对他的思念。
为了掌握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我先在宁夏进行文献检索，但一无所获，因为宁夏的检索手段太落后。我只得求助于在南京工作的学生。他检索到20余篇国外文献，并印制寄来。虽然没有检索到该领域国内的文献，但却澄清了一个问题：国内在这方面至今尚无研究报告。
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反复阅读这些论文，决定先以论文综述的形式推荐给国内作物生理学界和农学界。
我的论文综述提出了令学术界感到陌生的问题：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大豆、油菜、各类牧草等农作物，都会在它们生长发育期间通过它的绿色组织、特别是绿色叶片，以气态氮的形式散发损失氮素。氮素原本是农作物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也是栽培者施给作物的最重要的肥料成分，但作物却在生长季节里一边吸收，一边又把一部分散发损失了。国外学者几经探索，从农作物氮素平衡（收支平衡）账上证实了氮素的损失，又进一步证实这相当可观的损失量是通过作物本身的绿色组织以气态氮（主要是NH3）的形式散发到大气之中的。研究者们的这些发现不仅令他们感到震惊，而且令作物生理学界和农学界的学者们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我带着自己的论文综述参加了2005年7月在四川省雅安市召开的中国“作物生理及栽培学会”第八次学术会议。在会议上，我遍访了国内知名的作物生理学家和农学家，包括该会的理事长在内，他们均说此前未闻国内有这方面的研究。在讲坛上作学术报告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来自台下学者们惊异的目光。我回答了台下饶有兴趣的提问，下来后，又与有关专家讨论再三。论文受到与会专家们的赞许和肯定，进而可能成为我国作物生理学界和农学界新的研究方向之一。但我并没有同意把这篇论文编入会议论文集，而是投到中国植物生理学会主办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核心刊物《植物生理学通讯》上，并在2006年第42卷第4期刊出。
这篇论文是国内该领域的首篇文献。它的重要意义是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农作物以气态的形式损失大量的氮素，这不仅是对氮素资源的浪费，而且是重要的大气污染源。这应引起农学界、更应引起环保界的重视。而从论文对农作物氮素损失的形态、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揭示，可以引申出减少农作物气态氮损失从而减少农业资源氮素化肥的浪费、减少大气污染的途径和方法等。
我烧的这个“红薯”或许可作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铺垫。我的学生（在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打算申请一个国家级课题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希望他、也希望我国学者们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进展。
我烧的第二个“红薯”是撰写一部科学专著的一部分。
2002年春天，我接到山东农业大学余松烈教授的一封来信。他让我在他主编的科学专著《中国小麦栽培理论与实践》中撰写一部分，并寄来编写指导性意见和编写大纲。编写大纲把全国小麦生产划分为十余个区域，要求结合地区特点分别论述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的规律。分配给我撰写的是中国“西北春麦区”的春小麦生产部分。
余先生的委托令我惊喜不已，又感担子沉重。因为余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作物栽培学家和农学家，中国现代作物栽培学奠基人，中国小麦栽培学奠基人之一”。我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农学专业本科生所用的《作物栽培学（北方本）》教材就是余教授主编的。这部教材在中国北方各省区市的高等农业院校用了十几年。余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宁夏农学院还借专业学术会议之机两次请他来校举行科学讲座。他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不仅在我国华东、华北一带推广应用发挥了巨大增产增收作用，其科学原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春小麦生产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我负责编写的“西北春麦区”按地域范围包括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各省区，以及陕西省榆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和河套以西地区。这一区域春小麦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春小麦面积的45%，总产量约占全国春小麦产量的50%。
从收集资料到编写完成，大约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按说编写4万~5万字的稿子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但一则因为这是余先生主编的专著，非同一般；再则我退休在家，不受工作和杂事的干扰，我一心想把这个“红薯”烧好。
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我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西北春麦区半个世纪、尤其近十几年来春小麦栽培的实践经验，吸收了西北各省区长期从事春小麦研究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国外近代研究，旁征博引，精心锤炼，数易文稿，在阐明春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突出西北春麦区的特色。
一提起祖国的大西北，人们、特别是内地的人们总把它与荒凉、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哪一样事能走在全国的前头。但是，西北春麦区春小麦的高产却是享誉全国、甚至世界的。中国小麦（包括冬小麦与春小麦）的高产记录就出现在这一地区。1978年青海省香日德农场0.26公顷春小麦平均产量达每公顷15195.8千克；1979年青海省诺木洪农场有1公顷春小麦产量达14385千克。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小麦单产的最高纪录。因为我曾质疑过这样的高产纪录，所以对这一地区小麦生产特别关注。这一次，趁撰写书稿之机，我对现有的资料细致分析后，得出了一个十分明晰的新看法：在西北春麦区，有一个沿河、沿山灌溉农业区春小麦高产带。沿黄河有著名的宁夏引黄灌区、内蒙古河套灌区、青海黄河灌区；还有沿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塔里木河、玛纳斯河等内陆河流灌溉麦区。天山、祁连山的雪水融流，灌溉了新疆、甘肃、青海各省区无垠的麦田，其“坎儿井”等独特的灌溉方式，不仅滋润了春小麦的优质高产，也成为我国春麦区引人入胜的景观。这一高产带春小麦单产水平一般在每公顷4500~6000千克，高的达7500千克以上。
不消说一般的人们，就是内地的小麦专家们，也曾对西北春麦区春小麦高产带小麦的普遍高产和高产纪录有过质疑。他们还曾质疑这一带春小麦的生长发育特点和长相，尤其是不理解这里小麦栽培上的“大群体”即高起点（高基本苗数）、高密度（高总茎数、高生物学产量、高叶面积指数）、高总穗数的特点。例如，山东省的“小麦精播高产”每亩只播4~5千克种子，这里（为了达到高基本苗数）却每亩播种20~25千克！内地各省区小麦的最高叶面积指数一般只为4~5，而这里一般为5~6，高者达8~10，甚至10以上！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回答内地小麦专家的这些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青海省农业厅和农科院曾在麦收季节邀请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宁夏等省区的小麦专家赴青海省现场观摩和实收实打，进行产量验收。通过多年、多省区市的小麦专家们的现场观摩和验收，内地专家相信了这里春小麦高产的事实。但是，专家们对这里春小麦为什么高产，即高产的内在规律，多年来总是若明若暗。
我觉得，在提出西北春麦区沿河沿山春小麦高产带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这一高产带春小麦高产的规律，应是我的光荣使命，我很高兴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全国的小麦专家们重视这里小麦的高产，却对这里小麦高产规律更重视、更感兴趣。
我在前面曾写道，祖国大西北的光、大西北的风、大西北的水土等把我塑造成为有特色的“大西北人”。难道大西北的光、风、水、土等就不能孕育出具有特色的大西北春小麦吗？是的，正是由于西北春小麦高产带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灌溉条件、肥厚的土壤、甚至是山塬上流动的风，大西北人善于“顺天时，量地利”才致栽培春小麦“费力少而成功多”的。
我在编写上下了大工夫，花了大心血。我的这番工夫、心血，即我对西北春麦区春小麦高产带小麦高产规律的挖掘和阐述，以及由高产规律所引申出来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体系等，经专著编委会的审阅和余先生的定稿，最后发表在由中国小麦研究泰斗所主编的这部专著（《中国小麦栽培理论与实践》，于2006年正式出版）之中，不仅得到肯定，而且成为权威性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