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入侵胶东后，在青岛市修了飞机场，我家距青岛200华里，日本的飞机经常飞过我村。有一次，鬼子的飞机在后街上扔下了四五颗炸弹，炸塌了不少房屋，炸死了五六个人，其中有人被炸破了肚子，肠子都出来了，死得很惨。过了些日子，我们街上的一个保长说，这次轰炸是因为后街上有一家在轰炸的前一天死了人。旧社会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家中的儿子、侄子、近亲等要替死人到村头的土地庙向土地爷“报到”，叫做“报庙”，报庙的人披麻戴孝，手拄长长的柳木棒，一字儿排成长队，边走边低头哭泣。鬼子的飞机以为这是驻防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因为国民党军队穿土黄色军装，与披麻戴孝的丧服颜色相近，拄着的柳木棒也很像是枪），所以第二天就带着炸弹来轰炸。
我还经历了另一次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我在距家两里地的邻村上小学一年级，下课期间，在院子里看见日本鬼子的飞机过来了，飞得很低，都可看见驾驶员。忽然老师大喊一声：“快进教室！趴在桌子底下！”我们涌进教室，还没来得及爬进桌子底下，就听到炸弹轰响了，因为老师已经看到从飞机上扔出了炸弹。不过，这次没有炸到我们学校，炸的仍然是我村，又炸塌了不少房屋，死了六七个人。
后来，日本鬼子在距我村十华里的日庄村修炮楼。这炮楼修了足有半年。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大多曾被抓去修炮楼，甚至与我同龄的小孩子们也都被抓去，尽管一次只能搬一两块砖。日庄修了炮楼之后，鬼子不只是拉网扫荡，侵扰更频繁了。日庄是胶东丘陵地区的交通要塞，我们村则是小沽河畔平川富庶之地，灾难最深重的自然是鬼子眼皮底下的日庄村和我们村了。人们天天胆战心惊，连晚上做梦都大喊“鬼子来了！”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每晚总早早地紧紧偎依在父母身旁。
从修了炮楼以后，日本鬼子除了烧杀掳掠，又开始对当地人进行文化侵略，妄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日本鬼子强迫中小学生放弃念中文书，一律念日文书，而且常到学校里“检查”。其实我们的老师对日文一个字也不认得，虽然每个小学生都发了两本日文书，平时都不念，但却逃不脱日本鬼子的“检查”。
无论是日本鬼子对我们村的直接扫荡，还是飞机对我们村的轰炸，我还都没有直接面对过日本鬼子，而日本鬼子强迫中国小学生念日本书，却使我要直接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刀、长枪和皮靴。日本鬼子来“检查”的前一天，老师得到了消息，再三叮嘱我们明天一定要把日文书带来，并且一定要到校。我吓得一夜心惊肉跳，早晨起来不想去学校，却又不敢不去，因为如果缺了人，惹怒了鬼子，老师就要遭杀头之祸。我胆战心惊，硬着头皮去学校。老远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在路口盘查行人，这鬼子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头戴钢盔，穿着长筒皮靴。我一望见就腿软了，直打哆嗦。我当时想，如果我折回头，日本鬼子必定赶过来刺死我，看前面也有人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当经过日本鬼子面前时，我的腿哆嗦得几乎走不动路了。好容易到了学校，老师木立在讲台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坐在那里气都不敢出，有的仍在打战。等了足有两节课的时间，一个日本鬼子进来了，仍然是明晃晃的大刀、钢盔和长筒皮靴。这大刀在教室里晃来晃去，闪着瘆人的光；长筒皮靴踩在地上咚咚作响，震得我们的心跳得快出了胸膛。鬼子站在我们身旁，用鬼眼瞪着我们，再伸过魔爪来翻看我们桌子上的书是不是日本书。当时的情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哪能经受得住！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吓得尿了裤子。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满目疮痍，创巨痛深。中国人民奋起抗日，但那时尚未形成强大的反侵略力量。胶东也有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国民党军队处于弱势，八路军属于地下活动。记得有一次，我的三位哥哥在村前的地里锄草，我跟着在地里玩，忽然看到一行国民党军队急奔我们邻村，刚到村头就与日本鬼子接上了火。听到枪响后，我们兄弟四人赶忙跑回了家。第二天，还是听我们街上那个保长说：昨天两方接火后，日本鬼子因为人少，调头撤向日庄炮楼，国民党军紧追不舍，一直赶到离炮楼很近了。日本鬼子刚进炮楼，从炮楼的枪眼里就射出了机枪的子弹，国民党军队当场死了六七人。
过了几年这种惶恐不安的日子，1945年8月，我还不满十岁，苦难总算到了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我们中国人民从灾难的地狱里站了起来。
我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也见证了侵华日军的投降。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因头一天就得知拉着投降的日本鬼子的汽车要经过我们村东的大道，我们一大群孩子每人都抱了一些碎砖头和石子，选好了大道旁居高临下的位置，早已在那里摩拳擦掌地等着。我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日本鬼子已经缴了枪，头盔也卸了下来。等了好一会儿，拉日本鬼子的汽车开过来了，是敞篷大卡车，这太好了，砖头、石子正好砸进去。我们这群小孩，平时练就了掷石子的本领，发无不中。汽车过来时，一个个使足了浑身的劲，砖头石子飞雨般地砸进了敞篷汽车，只可惜车开得快，没能看清日本鬼子被砸得头破血流的样子。
在现今的生活里，我发现当年亲历过日本鬼子烧杀掳掠以及精神摧残的人们，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相比，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对日本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的这些亲身经历，只代表日本侵略中国时给予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点点滴滴。那些冒着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誓死抗战到底的幸存者，那些在日本鬼子“三光”之后的幸免于难者，那些在惨绝人寰的血腥的南京大屠杀中从血泊里爬出来逃生的无辜百姓们，他们的感受当然比我要深刻得多，他们对于当年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
5.我家是中农成分
胶东是老解放区，日本鬼子被赶走以后，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在1946~1947年间，胶东进行了土地改革。我们村里成立了贫民协会，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他们了解各家情况，研究每户人家的阶级成分。我家当时不了解土改的政策，因为日子过得去，吃穿不愁，觉得挺不错了，还曾雇过长工，很害怕被划成地主、富农成分。我家自动捐献了一头毛驴、两辆手推独轮车和几袋麦子。贫协和工作组对各家所划的阶级成分，并没有开村民大会公开宣布，是先把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各家，由贫协和工作组挨家给他们挂牌子。挂牌子的那一天，我家非常害怕，把街门关上，我和几个嫂子扒在门缝里往外看。挂牌的队伍过来时，我们几个人吓得连气都不敢出。可是，队伍从我家门前过去了，而是在二叔大门外停下，挂了“富农”的牌子，还进去说了些话。
我们村里的地主、富农大多居住在村东头，有五六家，其中一家属于恶霸地主，不久之后，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了。这个地主家的房子很多，前后有三排，每排有左五间，右五间，还有些厢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外有高高的围墙。这是方圆五六个村里最大的一家地主。他家被“扫地出门”之后，就变成院里小学所在地。我原来在邻村就读的小学迁到了这里，附近几个村的孩子也都在这里上小学高年级。这里的教室比我在邻村念书时宽敞多了，把院子前面的围墙推倒，又向前扩大了一些（因围墙外是一个大的池塘）。校园又宽又长，是个好操场，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上早操。我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都是在这里念的。
村中有两家地主，虽然家业不算太大，却有“书香门第”之称。这两家都有人曾中过举人，大门和门楼显得特别气派，大门外两侧各有一头石狮，很威武。不过到土改之前，这两家实际上已经败落，但在读书出仕方面不同于一般农家。其中就有一家出了个大学毕业生，这是我村解放前唯一的大学生。由于他家没有大的民愤，他本人也很平和，就被选作我们的小学老师。他教得并不好，我的一位远房堂兄，只是小学毕业，都比他教得好。原来这个地主大学生是请人代他考入大学的。花着家底，四年混下来，竟连个小学也教不好。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初中。念中学时，与小学不同，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填一张表格，包括家庭成员，有多少土地、房屋和阶级成分等。当时我不懂什么是阶级成分。老师说，就是你家在土改时被划的成分。我当时只知道我家不是地主富农，划成什么成分我也不知道。以后回家问我父亲和大哥，他们说我家是中农成分，虽然不如贫农、雇农成分是依靠对象，但也是团结对象。后来我问大哥：我们家当时日子过得不错，怎么二叔家的生活不如我家，却被划成富农。哥哥给我讲了一大套，我才明白了。
原来那时划阶级成分，不光看你家有多少地，吃的饭好不好，主要看是否有剥削，计算剥削是以土改之前连续三年为依据的。我二叔家两口人，十几亩地，土改前三年里长年雇一个长工，农忙时雇月工、短工。叔父虽是种地好手，也参加劳动，但他的劳动占不到一半，而雇工们的劳动占一半以上。按政策规定，凡靠剥削雇工占50%以上的划成富农；如果雇工的劳动占75%以上，则划为地主。我家当时虽有二十几亩地，但人多，人均不到两亩；再说我家除了妇女参加劳动，算半劳力，只男整劳力就有父亲和三位哥哥4个人，就是雇一个长工，农忙时雇月工和短工，雇工的劳动也占不到20%。我家种地、做木匠活、开粉房等，靠的是自己的劳动。我家连上中农也算不上。
我家没有被划成地主、富农，也与我父亲的处世为人有关。我父亲深谙世理，豁达开朗，有长远眼光。有一事可以说明。我大哥做一手好木匠活，精明能干，是当时农村里出类拔萃的人物，还念过5年私塾，识文断字，能掐会算，算盘打得啪啦啦响。没有算盘在地上摆几个石头子也可以算账。上头的人也看上他了，曾打算让他当保长。我父亲则坚决不同意，因为他看不惯我们街上那保长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恶行。还有一条，我父亲好吃、好客、好施舍。我家木匠铺挣了钱也买地买菜园，但这不是我父亲追求的目标。他自己吃得不错，全家人生活也较好，每逢我村赶集，常有客人来家里喝酒吃饭。我家每年正月是最热闹的了，从正月初三开始有客人，直到正月十六，天天不断。我的一位大表哥是个厨子，菜做得极好，他正月初三来掌勺，正月十七八才走。我家过年杀两口大肥猪，十多天里全部吃光了。我父亲的施舍，大多是对没出“五服”的本家，只要是有哪家无粮了，揭不开锅，至少要送去半口袋麦子，不要钱，也不用还。有我父亲这“三好”，家中攒不了多少钱。他在邻里和村中为人谦和，处事公道，人缘也好，人们都尊敬他，称他为“尊长”。谁家有兄弟分家，夫妻吵架，以及邻居纠纷等，都要请他去“断决”。后来我大哥说：咱家幸亏了父亲的“三好”和人缘，咱们自己日子过得舒坦，村里人也能跟着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