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之前，我大哥开始做大红蜡烛，原料是在农村收购的牛脂、羊脂、蜂蜡等。他做得又快又多又好，有大小各种型号，有摆在贡桌上的，放在门廊的，还有专供小孩子放在灯笼里的小蜡烛。在成双的蜡烛上面写好金粉字的对联，诸如：“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勤地不懒，家和万事兴”等，用大红纸包了，外面箍一道金纸，写着“新年吉祥”“大吉大利”“财运亨通”“五谷丰登”等字样，既是供不应求的商品，又可称为艺术品。按现在的观念，我家的这种传统手艺应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
过去中国农村有男耕女织的传统，我家是农村少有的这种传统的继承者。在我三嫂进我家门之前，我家种棉花是为了做全家人冬天穿的棉袄棉裤。从我三嫂进门的第二年，我家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所产大部分棉花用来纺线织布。每年收棉花之后，我母亲开始轧棉花，弹棉花，从早晨直到深夜都在纺线，她纺的线又匀又细又结实。纺了一冬天，春天是我三嫂开始织布的季节。
我三嫂贤惠厚道，心灵手巧，会一手好针线活，另如剪纸、编织、做饭等，什么手艺都一看就会，并无一不精。
为了织布，我家置办了织布机。先是坐机，后是吊机。用坐机织布，织布的梭子带着纬线穿行于上、下经线之间是用手传送的。这种织法技术性很强，但织得慢。后来改用吊机，梭子在上、下经线之间的穿行只需用一只手有规律地拉动吊在前面的“机关”就行了，织得又快又好。
织成的白布匹需经染色才能用以制作衣服。那时农村染白布用的是土办法。这种土办法让现代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奇特和落后：把池塘里的黑泥（叫“渍泥”）捞上岸，弄成稀糊糊，把织好的白布截成长段，在黑泥糊里揉搓，可把白布染成灰黑色。如果布泥相揉时再浇上用石榴皮或山上采来的一种叫做“猫眼睛”的野草煮成的水，则染出的布会更黑，也不太掉色。我离家上初中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被子，被面就是这样染成的黑布，被里是未经染色的白布。后来，我村有一家能用一种叫做“靓蓝”的植物把布染成蓝色。因为要花钱买靓蓝，我家没有引用这种技术，而是自己设计改变布色和花样。方法是把布织成各种条格或方格。这需买蓝、红、绿等各种染料，把染料粉和水按一定比例调好，在大锅里烧开，把准备织布的线放进锅里再煮一定时间，可染成各种颜色的线。然后用这种线与白线搭配成经线或纬线，就可以织出各种花样的条格布或方格布。这样的布色调新颖活泼，最适合小孩子和年轻人穿。每到春夏季节我家大人小孩都能换上一套时尚的新衣服；有时织得多了，或新设计的好格式，邻里们喜欢，也就廉价拿走了。
我家还有一项副业就是做酒。不过做的酒从不出卖，自家喝还总嫌不够。做烧酒和黄酒的原料包括小麦、黍、高粱、红薯等每年必种。我家有做烧酒和黄酒的器具各一套，邻居们也常来借用。除了夏天不做酒，家中的酒喝完了就做新的。我是父亲做酒的经常助手，所以做烧酒和黄酒的全部工序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家做木匠、种地、经营各项副业，人气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是我们四百多户的大村子里仅有的一家。唱主角的是父亲带着我三位哥哥，但也离不开家中的贤内助。我家过日子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我母亲能干又勤劳，凡事善于筹划，做事有条不紊，会一手好针线，裁剪衣服尤为擅长；能做一手好菜，家中来客人，或是逢年过节，总由她亲自掌勺。凡家中诸事，都由她安排。她既有主见，又能发挥嫂子们的特长。我家礼道挺严，每天早晨，二嫂和三嫂都先向我母亲请安，然后二嫂问今天吃什么饭、什么菜，她俩商量一番；三嫂问今天做什么要紧的事，有时也商量一番。凡家中谁要添置什么衣服、鞋子、被子等物，母亲都想得十分周全。三嫂长于针线，婆媳常一起切磋，一块儿做针线活。
那时，我家衣着不差，吃得也好。当时我家吃饭分三摊，一是父母，他们坐在炕上，一天三餐必有酒、菜，主食白面馍馍，也吃新做的锅贴（这种锅贴玉米面约占60%，豆面和小米面各占20%，新做出来的又酥又香又甜）和新煮的红薯等；再是三位哥哥和长工（还有月工、短工），他们把饭端到木匠铺里席地围成圈吃，长年主食是锅贴，偶尔加面条、稀饭。我的三位嫂子带着孩子们在做饭的堂屋里地上摆长条桌吃饭，我有时掺和在嫂子们中间吃，有时与父母一起吃。嫂子们是全家吃得最差的。我家吃饭的规矩是首先照顾老人和小孩，其次是外面干活的男人们，包括长工、月工和短工。夏天新麦子下来了，嫂子们辛辛苦苦淘了麦，磨成面，男人们可以吃一个月（实际只每天中午一顿）的白面馍馍，她们只能吃最后用粗箩筛下来的黑面做的馒头。男人们吃新做的锅贴，她们只能吃上一顿或昨天剩下的，冬季里还要经常吃红薯和红薯干。我家十几口人，每五天两集各买2斤猪肉，只有父母和干活的男人星星点点吃得上，嫂子们除了闻味，一点也沾不上。我家的长工们吃得比嫂子们好，同哥哥们一个样，拿的工钱也比较多，这是我父母做人之道和仁爱之心的体现。我父母常说：人家帮咱家干活，一样的辛苦，我们不能亏待了人家。其实，嫂子们也天天劳动，农忙时也要下地，庄稼上场后她们既要在场上干活，又要回家做饭。她们吃得差，却心甘情愿，除了是对干重活的男人的尊重和长期的习惯外，当然也与孔老夫子重男轻女的影响有关。
我在家中，有父母的疼爱自不必说，哥嫂和姐姐们也都关爱有加。“若母”的长嫂对别人脾气不好，对我却很好；嫂子们从不喊我的名字，喊我“小兄”，这好像是对我的尊称。三嫂给我做针线活，二嫂让我享了不少的口福。因为我家中有两支猎枪，每年春季和夏季，哥哥们空闲时打到的斑鸠、麻雀、水鸡、蜡嘴鸟什么的，都高兴地、邀功似的送到我手里。二嫂总记得在做饭后的锅灰余烬里烧好送给我。那时没有保护环境和爱护鸟类之说，所以当时胶东农村曾有的各种小鸟我都吃过。当地盛传“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一斤”的话，而且在锅灰里烧着吃尤其香！此外，夏、秋天新鲜的玉米、花生、芋头，冬天的红薯，还有树上叫的蝉、田地里飞的蝗虫、钻进木头里的天牛幼虫，二嫂都经常在锅灰里烧给我吃。
在兄姊六人中，我与三哥和二姐之间年龄差距较小，显得更亲昵些。我们经常一起玩，还曾一起上学。三哥15岁时娶了媳妇（也比他大4岁），却还像小孩子似的经常与我一起玩。那时胶东有个习俗：头几年的新媳妇，一年总要住几次娘家，每次20多天至一个月。当她骑着毛驴由丈夫从娘家接回时，总要带回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是用高粱秆外面的硬皮编织成的，里面装满了熟鸡蛋、小饽饽、小点心等好吃的食品。这小盒子放在小两口房里隐秘又通风的地方，食品是专供丈夫吃的。我从三哥那里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没有独享，总在家里没有别人时，神秘兮兮地拉我到他的房里，打开小盒子，让我挑喜欢的吃。不过那时我挺懂事，不贪，尝尝就够了。
我的这段童年时光，算是相对稳定、处于和平环境下的一段时期。这也是我家最兴旺的时期。家中人多，和睦、热闹、生活好。这段时期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当我在这以后经历了战乱的恐怖，逃离家园的痛苦和灾害的折磨时，回味这段时期，才真正体会到，稳定的和平时代，才会有真正的家；人们才能通过劳动去创造财富，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也才能真正体味到社会的温暖和家庭的幸福。
4.日本侵略者留在我心灵上的烙印
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有两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是童年里家庭环境的温馨和幸福，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前面说了我的出身，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当然与现代生活相比，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粗茶淡饭，偶见星星点点的鱼肉；睡的是只铺炕席、没有褥子的土炕；穿的是粗布衣裳，每年一套夏装，三四年换一次棉衣；夏天都是打赤脚，晚上睡觉也从不洗脚。可在那时，这是最普通、很正常的生活，并没有觉得这是苦，反而觉得生活很开心，很滋润，很幸福。就是今天想起来，也是这样。什么是幸福？我觉得能够那样无忧无虑舒心地生活，既不去奢望什么，又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的生活就是幸福。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把这一切美好都打碎、驱走了。
日本鬼子开始侵略到胶东半岛时，我七八岁年纪。我家、我们村里人的生活好像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鬼子头一次袭击我们村。大街上有人喊了几声“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家家慌忙往山里逃难。我家也匆匆带了些干粮、随身衣物等跟着人流向西北进山了。我和三哥每人拉着一头毛驴，夹在逃难的人群中拥挤着向前跑，一路上尘土飞扬。我毕竟年龄小，一下子绊倒了，幸亏我把牵毛驴的缰绳缠到手脖子上了，毛驴向前跑，一下子又把我带起来了。爬起来后，鞋子掉了一只，索性把另一只也蹬掉了，光着脚跑，因为不敢停下来弯腰拣鞋子，那样不被人踩死也会踩伤。我们一跑20余里，躲进了山沟里。干粮吃光了，晚上很冷，饥寒交迫。
两天后，有胆子大的，摸回村中看了看，说日本鬼子走了。我们回村后，各种消息传开了，说后街（我家住在前街）的整条街几乎家家遭抢劫，日本鬼子掠走了家中的米、面，还逮走了所有的猪、鸡、鸭等。有一家，一个妇女带着小孩没来得及逃，鬼子来抢东西，妇女不让抢，鬼子一刺刀把她刺死还不解恨，又把小孩举在半空，两手抓着两腿活活地劈死了。因为村里的人们几乎都逃走了，日本鬼子不能进行惨绝人寰的杀戮，就在我村不少人家做饭的锅里和面缸里拉屎撒尿，真是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我家那次没有遭抢劫，但日本鬼子所带来的灾难同样在我心灵上留下剧烈的刺痛和不可修复的创伤。
